張 芳

漫步在榆林市上鹽灣和黨岔的山水之間，為的是重溫940多年前的那段歷史，尋找一個名叫“永樂”的地方。無定河款款流過，這位歷史的見證者，能給我們提供什么樣的信息和啟示呢？

永樂之戰

北宋元豐四年（1081），西夏國內政局混亂，宋神宗乘機調兵遣將，發動五路伐夏戰爭，意在一舉殲滅西夏政權。結果敗多勝少，所取得的成果只是收復了銀州、石州、夏州、宥州等西夏所占州郡，使疆土稍得向北拓展，邊防形勢有所好轉。為了鞏固已有戰績，進一步控制橫山（白于山）防線，鄜延路主帥沈括和名將種諤基于長期屯駐的實戰經驗，提出“筑城迫城，移寨攻寨”的長遠戰略，建議朝廷分期修筑銀州（今橫山黨岔）、夏州（今靖邊統萬城）、鹽州（今陜西定邊及寧夏鹽池縣之間）、烏延（今靖邊鎮靖堡）諸城壘，遷宥州（今靖邊縣西北內蒙古城川）至烏延，形成鼎足之勢，以借地利“鎮壓山界，屏蔽鄜延”。元豐五年（1082）夏，宋廷派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等前往鄜延邊防視察，審定筑壘之事。銜皇命的“承議郎”徐禧，到銀州一帶考察后，否定了沈括、種諤控扼橫山的戰略構想，擬定在無定河川永樂埭上修筑城寨的實施方案。這個看似簡單快捷、可以“一蹴而就”的想法，迎合了宋神宗得勝心切、急于求成的心理，隨即得到恩準。徐禧與同行者率8萬步騎和16萬役夫，于這年八月下旬，在無定河川的永樂埭盛勢開工，歷時14天，用版筑夯實突擊建成土垣新城，奏請皇帝賜名“銀川寨”。這個地方正當銀州要沖，為夏人必爭之地，筑城期間，夏兵就曾多次襲擾，被分別擊退。九月初，新城主體剛一竣工、城垛堞墻尚未完備時，西夏即調集30萬兵力長途奔襲而來，漫山遍野，集聚于新筑的永樂城周圍。徐禧未作及時反擊，致使西夏鐵騎渡河，搶得勝戰先機。夏人步騎圍城攻襲十數日，于九月二十日暴雨夜破城而入，拿下這個“在喉鯁骨”般的軍事據點。當晚雙方血戰，場景慘烈，徐禧、李舜舉等死于亂軍，宋軍將校死亡數百人，士卒、役夫損失20余萬，錢谷銀絹損失更不計其數。轟轟烈烈高調上演的永樂之役一戰敗績，震動朝野，宋神宗臨朝痛悼，“涕泣悲憤”，三年后飲恨身亡，留下千年遺憾。

永樂之城

這場從興工建造到城毀煙滅僅一個多月的鐵血劫難，發生的具體地點在什么地方，那個名叫“永樂”的城堡位于哪里？因為缺乏具體文字記載，也沒有明顯的地表、地下文物見證，一直眾說紛紜，成為歷史謎團。

史志籠統記載，永樂城位于米脂寨和羅兀城之北，西距銀州城25里，東距米脂寨50里，在無定河川的“永樂埭上”。從地表徑流看，無定河西來，經銀州古城北部流向米脂、綏德、清澗，漸呈西北——東南走向。以地面距離計算，銀州城東南25里、米脂寨西北50里的地方，正是今天的榆陽區上鹽灣及河對岸橫山區的黨岔王家坬一帶，但“永樂埭”指什么地方？無法找到任何歷史記載。專家學者和眾多文史愛好者曾對永樂城的具體位置作過多種考察判斷，比較集中的觀點是：榆陽區上鹽灣鎮上鹽灣村古城遺址和橫山區黨岔鎮王家坬村龍泉寨遺址兩種。

橫山黨岔鎮王家坬村位于無定河西岸。這個村的石峁山上，有一處宋代營建的龍泉寨。那里殘存著西城、東城和腰城高低不等斷續存在的城垣，和幾處墩臺烽燧之類建筑遺跡；城西側有三眼旺泉涌出的龍眼溝，應是龍泉寨取水源地。此處山嶺峻拔，寨城居高臨下，可遠眺百里大漠群山，俯瞰無定河上下川原；寨城背后有峰巒屏障，東南處有通往羅兀城的間道，在軍事防御工程中屬于易守難攻的險要之地。只是寨城東西狹長而南北逼仄，面積不廣，難以容納大規模駐軍及物資儲備。盡管多人相信，如此壁壘森嚴的軍事工程應該就是永樂城，但是，城中雖然有大量宋代瓦礫殘存，卻缺乏與永樂城有關的文字和實物見證，甚至除了方志上有龍泉寨屬于宋代建筑的簡單記述外，城周圍與“永樂”相關的小地名或傳說都難以找到，更沒有“永樂川”“永樂埭”等名稱的蹤影，所以判斷它是永樂城，目前證據還不夠充分。也有說龍泉寨系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所筑，尚待考證。

榆陽區上鹽灣一帶，歷來以產小鹽而著稱。此地北接魚河堡，南與鎮川相比鄰，屬漢代獨樂縣境。上鹽灣村中臺地（埭）有一個古城遺址，人們稱“鹽灣古城”。雖然地面遺存損毀殆盡，只有林草和莊稼，但仍然可以看出城址規模不小，輪廓分明，大體呈南北向不規則長方形。從西面一處殘存的墻體斷層中可以看出，系夯土筑成，層厚約13厘米左右，無磚包石砌痕跡。城里也偶見宋代瓦礫瓷片，說明是宋代遺存不假。城的西北面是因為有古寨而得名的“寨坬”小村，據說山頭遺留的古寨門上曾嵌有“永樂倉”石刻匾額（唯一出現“永樂”二字的地方），五十多年前村里修公路時被損毀；村莊的半山腰還有一個土堡遺跡，面積不大，但殘垣仍在，舊形宛然；從那里的斷壁間向北望去，村人指識不遠處是一個叫“鐵爐峁”的地方。史志記載，沈括、種諤曾計劃在銀、夏等州設置鹽監、鐵冶、錢監、牧馬場等，假若鐵爐峁就是昔日宋軍鍛造兵器之處，那么，《榆林市（榆陽區）志》記載的熙寧四年（1071）宋夏羅兀之戰中，“種諤率兵攻銀州，在鐵冶溝（上鹽灣一帶）被夏兵包圍”一事，“鐵冶溝”是否就在這個鐵爐峁旁邊？還有，古城南側有一條直通佳縣的山溝，當地人叫它為“小川溝”。這個小川溝是否當年那個“永樂小川”呢？如果是，那么憑《宋史·地理志》：“（元豐）五年，即永樂小川筑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前據銀州大川，賜名銀川寨”的記載，連同前面所說的“永樂倉”牌匾，還有村人指點古城東北面的大山叫“永樂山”的說法（可靠與否，尚待考證），綜合推斷，這個“鹽灣古城”很可能就是當年的永樂城；“前據銀州大川”，神宗皇帝賜名“銀川寨”，也是有所依據的。

不過，這一判斷也有令人質疑的地方，如《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先是徐禧等言，已定永樂下埭作寨，地形險固，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氣象雄壯------新城去永樂上埭八里”，其中所述顯然與現實地形地貌不符�！败ぁ敝笁蔚鼗蚺_地，鹽灣古城北面是與河川臺地相接連，但沒有明顯的層級落差；其它三面與周圍平地高差也不大，僅1—2米左右，談不上“阻崖”“雄壯”；距離“永樂上埭”（沖擊平原山麓的三級臺地）遠小于八里，甚至直抵山根也不足八里。這就令人難以解釋：即使自然界滄桑變遷，也不至于在不足千年的時段中，地表竟失去“雄壯”而變得如此和緩平坦！所以，“鹽灣古城”就是“永樂城”，還有待進一步考察論證，搜羅更多依據。

永樂之地

仔細說來，永樂之戰是由宋夏雙方四五十萬將士兵丁參加的一場大戰役。要將這樣規模宏大的軍事力量鋪排開來，進行為期半月二十天的連續戰斗，不是一城一地可以容納得下，也不是一堡一寨的得失可以決定戰爭勝負的。因此可以推斷，“永樂城”應是一個中心城堡，它可以是上鹽灣的永樂下埭古城，也可以是黨岔王家坬山上的龍泉寨或其它地方。但從其倉促建成和低規格配置，以及現有遺址面積，可以斷定，它不會有銀州古城、或者鎮靖堡那樣的城建規模和防衛檔次，它只是一個草創急就的戰時司令部、權宜的部隊大本營和供徐禧在城頭揮動黃旗調動城外兵馬的指揮中心。而要滿足這場大戰需要的硬件工程，僅有這樣一座質量不高、面積有限的城堡遠遠不夠，還得有周圍眾多衛星式堡寨、工事與之相配合相呼應，以分布兵力，發揮拱衛、策應、后勤保障等諸多功能；而且，16萬役夫要同時全部投入工程建設，僅一個城堡工地是難以容納下來、鋪排開來的，必然需要多處排布人力、同時進行施工。所以，整個永樂戰場或“銀川寨”應該是包括作為主城的永樂城和作為配套性建筑的周圍一些堡寨、據點組成的系統性軍事工程（包括上鹽灣寨坬村“永樂倉”等兩三處堡寨遺址等）。2006版《榆林市軍事志》載：“在永樂川（今榆陽區上鹽灣、鎮川無定河川）險要地興修城池堡寨。筑成永樂城及其附近12個堡寨（結陣堡寨，分布在今上鹽灣、鎮川及米脂馬湖峪、橫山孫園則一帶）”。內中提到的兩點值得關注：一是以永樂城為中心的結陣堡寨；二是這些堡寨分布的大致范圍在今上鹽灣、鎮川及米脂馬湖峪、橫山孫園則（王家坬等）一帶。這種提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據，一是因為堡寨群的大致分布符合史志記載的“銀州大川”范圍，而且這一帶當時就有好幾處軍事要塞存在，現在還留有遺跡，至于是否12個堡寨，另當別論；二是只有這樣的堡寨群體，才有可能容納下雙方幾十萬兵力和體量龐雜的軍用物資，也才能鋪開那么大的戰場，形成那么聲勢浩大的一場戰役。所以，永樂之戰的戰場應該是以主城為核心、向銀州大川上下輻射的大范圍地區，所發生的戰斗也是以主城為重點、多處交戰多次爭鋒的，其中永樂城的陷落只是戰役的最后收場。史料記載的一些細節，如西夏大軍的行軍路線、“鷂子軍”搶渡無定河的方向、夏兵從寨城后山迂回阻擊援軍等，應該是多個戰斗側面的反映，如果都歸納到攻取主城永樂城的戰斗中，勢必會有互相矛盾、與史實不相吻合的問題。

永樂之殤

今日的無定河川古戰場，風中已沒有昔日的悲吟，土里也不見曾經的洇紅�？h名獨樂，川名永樂，城名永樂，戰役也名“永樂”，可心中就是樂不起來，因為感覺到沉重。這是歷史之殤，民族之殤，也是昨日之痛，以至今日之痛。

一是國策政綱之殤：

宋太祖趙匡胤以殿前都檢點的權勢，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從周主宗訓小兒手里奪得皇位，開辟了大宋江山。自身實踐使他深知武將權力過重會導致皇權削弱以至龍廷易主，因此登基后十分警惕別人效尤，制定了嚴格的守內虛外、以文制武的治國綱領，加強中央集權，剪除武將勢力，要害部門長官大都由文官擔任，就是全國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的長官也基本由文官擔任；在邊防前線，也以提高偏裨將佐的地位牽制統兵將帥，削弱其獨立決策指揮權力；又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屯換駐，頻繁調動任免將帥，形成“將無常兵”“兵無常將”，消除了軍閥割據、尾大不掉之患，但也導致了駐軍之間軍令不暢、各自為政、互不聯助的局面。這樣的國策使宋朝成為文治成風而武備不足、屢受外侮侵凌而軟弱無能、最終亡身滅國的一個特殊朝代。元豐四年（1081）五路進攻靈州的行動，就因為各路將領關系不協、相互牽制而作罷；第二年的永樂之戰中，給事中徐禧的驕橫獨斷，鄜延路經略安撫使沈括、屢獲勝戰的名將種諤、沖鋒陷陣的副總管曲珍等人遭排斥被屈從也是例證。假如徐禧能聽取沈括、種諤、曲珍以至高永能等老帥宿將戰略、戰術上的部分意見，參與他的決策指揮行動，整個戰役絕不會輸得如此一敗涂地。事情總是這樣，矯枉過正往往適得其反，皇室懼怕武人跋扈覬覦政權，百般壓抑牽制之，又委重任于儒臣、內侍，致使國士捐軀，生民涂炭，國運興衰頃刻異勢�；首灏�，國人苦之；宋人痛，后人傷之。

二是權臣顯貴之殤。

宋廷重文輕武的國策得以徹底執行，很多重要職務都由進士出身的文官擔任；朝廷對士大夫恩寵有加，禮遇空前，士大夫們位高權重，待遇優厚，連處罰都罪減一等，因此也慣起了文臣顯貴們驕橫跋扈的毛病。給事中徐禧是靠科舉進士步上高位的儒生，文韜可以，武略缺失，沒有領兵實戰的經驗。宋神宗派其去鄜延前線考察筑城防御事宜，他竟剛愎自用，否定了長期主政陜北前線的沈括、久經沙場的種諤所提出的長遠戰略，草率擬定筑城永樂的大計；又獨斷專權主持筑城、指揮戰斗，以睥睨一切的驕橫態度、立功取富貴的投機心理、“王師不鼓不成列”的腐儒觀念和兩腳書柜式的教條法則，與靈活機動、驍勇善戰的西夏軍對壘，終致兵敗城毀，千萬人陪著肝腦涂地。這是當事者的不幸，更是國家、民族的不幸。一個人的狂妄自大，令萬千人為其買單，悲哀！

三是開邊興戰之殤。

神宗上位以來，宋朝統治已逾百年，諸多政策的弊端逐漸凸顯出來。官場腐敗盛行，財政危機日趨嚴重，遼、夏威脅尚未解除，百姓生活逾加艱難。宋神宗勵志革新，有意開邊，在財政危機未得根本緩解、國家實力不足于興兵耀武的情況下，一改以往對西夏防御為主、穩步推進的治邊戰略，轉而采取厲兵秣馬、主動進擊的政策。元豐四年，集中五路兵力伐夏，劍指西夏靈州、興慶府，結果遭遇西夏奇兵突襲，慘敗于靈州城下；元豐五年的永樂城之戰又以城毀帥亡失敗告終，消耗了國力，損傷了軍隊元氣。從此宋軍由進攻轉為守勢，幾年后雙方息兵，宋廷將已經收復的銀、夏等州重要軍事堡寨送還西夏，換取雙方的暫時安定。本來北宋就因為一直抑兵太過，任賢不專，導致外乏良將，內乏良臣，人才寥落，偏偏神宗聽任諛臣附和，寵吏幸功，連年暴興甲兵，大窮侵討，結果力不勝任，反被夷狄所制。永樂之戰中，拒忠諫而棄良才，任用寡謀輕敵的徐禧，臨陣指揮一錯再錯，致使一子不慎滿盤皆輸；又在戰后貶謫沈括、種諤、曲珍等，有苛責下屬諉過他人之嫌，也顯得幽明不辨，賞罰有失公允，使忠勇之士心寒，大德高才者疏離遠遁。也許神宗皇帝于永樂戰敗后臨朝“涕泣”，在悼亡悲嘆的同時，也有些許悔悟愧疚之心�？上б磺型砹耍�不僅死者不能復生，存者也不見得有多幸運，三年后，這位皇帝也郁郁而終。沒有足夠的實力，輕言戰伐，往往自取其辱，不僅損害國家與平民利益，也要自食苦果的

無定河悠悠流淌，從歷史的深處走向邈遠的未來。永樂戰場就在人們腳下，它用大地的緘默和流水的細語警示人們，歷史是過去，也是現在和將來；勝敗得失苦樂悲歡，總在不斷循環上演。大道滄桑，且行且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