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新宇

龜茲屬國最早文獻記載見于《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郡國志》，《漢書•地理志》載：“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翟國，七月復故。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屬并州。戶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h二十三：……雕陰道，龜茲，屬國都尉治。有鹽官……”，《續漢志•郡國志》載：“上郡(秦置)十城，戶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九。膚施、白土、漆垣、奢延、雕陰、楨林、定陽、高奴、龜茲屬國、候官�！蔽墨I中所記載的上郡即為今天陜北榆林大部分地區，龜茲屬國則在上郡境內。兩漢政府為處理民族問題，設立屬國制度將歸附的少數民族部落納入到地方行政管理。屬國居民依規定“因其故俗”，即允許保留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屬國由政府任命屬國都尉領護。龜茲屬國則是歸附的西域龜茲國人聚居地。以佛國聞名的龜茲國是否將佛教帶入時為上郡的陜北地區？或是佛教傳入與之有著密切關系。

一、龜茲佛教的傳入與中國佛教早期傳播

龜茲位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境內，天山南麓，為古代絲綢之路北道重鎮，被稱為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龜茲古國自公元2世紀起至公元864年，在歷史上存在1000多年，使用吐火羅語，全民信仰佛教。公元前59年，龜茲國基本上是處在匈奴控制之下的。

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陸路”早于“海路”。佛教從西北印度大月氏即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越過蔥嶺，由陸路傳入漢代中國，○4季羨林先生通過對“浮屠”與“佛”的考證將漢文音譯和意譯還原為吐火羅文，列表為：

（1）  印度   —   大夏（大月支）  —  中國

buddha  — bodo， boddo，boudo  —  浮屠

（2）  印度    —   中亞新疆小國  —   中國

buddha   —      but     —    佛

因此中國內地佛教的傳入并非直接源于印度，而是經由西域傳入。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學術界一般認為于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此說源于《三國志》裴松注所引魚豢的《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狈鸾探鐒t普遍把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法，作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此說最早見于《四十二章經序》和《牟子理惑論》。

佛教初傳龜茲的時間，目前學界仍有不同說法。學者們一般都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內地之際，佛教早已傳入龜茲。從地理條件上來看，龜茲是絲綢之路北道重鎮，處于天竺與中國之間。公元前某一個時期佛教傳入龜茲，則是順理成章的。公元前101年漢朝政府在取得了對大宛戰爭勝利，統治區域擴大了，漢朝政府的勢力也進人了龜茲。公元前59年，龜茲正式列入漢朝政府行政管轄之內。也有學者認為佛教初傳龜茲的時間大約始自東漢建寧三年（170年）和得政變之后，曹魏時期有了初步發展，至西晉時期開始走向興盛。古絲綢之路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佛教的傳播沿絲綢之路毋庸置疑，絲路重鎮龜茲國佛教的初傳必然也與之同步。佛教傳播必備的條件和社會基礎是城市經濟、供養者和僧團組織。歷經漢朝政府對西域的屯田與灌溉，促使綠洲農業迅速發展，從《漢書》與《后漢書》記載對比，西域諸國人口也普遍增長。經濟發展、城市繁榮、財富聚集，為佛教傳播提供了必備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漢初以前西域諸國尚未形成這些條件和基礎，故佛教主要是由西域諸國經過，或許有部分僧侶留駐傳教，但還未形成較大規模。同時兩《漢書》作者，出于其立場、理念和著書的目的等原因，可能忽視、舍棄關于佛教的記載。

因此佛教在傳入中國內地之前即已傳入龜茲國，公元前59年西域諸國都已納入西漢政府的行政管轄之內，西漢政府對西域的經營不斷加大力度，為佛教傳播發展提供豐厚的物質基礎，因此佛教傳入龜茲國時間當不晚于公元前59年。

二、上郡龜茲屬國的設置

《漢書》顏師古注曰：“龜茲國人來降，處之于此，故以名云。”龜茲屬國的設立時間并無明確記載，有學者推論為秦朝，因西漢初年西域為匈奴所控制，并未記載此時漢朝政府與龜茲國之間有密切聯系。而上郡為秦所辟設，但秦亡以后，被匈奴占領，漢朝不可能將龜茲歸附部落置于匈奴管轄地區而設立屬國。在此以前，只有秦統一后在此設立郡縣，戍守邊塞。因此龜茲屬國在秦統一時便已設立。

《漢書》謂“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蔽涞蹠r所設的“五屬國”：安定、上郡、天水、五原、張掖�！拔鍖賴�”并非同時建置，且屬國均為安置匈奴降者。而龜茲屬國的設立應當與西域的龜茲歸附者有密切關系�！稘h書》中記載：“（常）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币螨斊澩醴�罪而避免了一場戰禍，但龜茲似未有大量降者隨從�；莘禎h。這是漢政府對龜茲第一次直接動武的記載，在漢宣帝劉詢本始二年至元康元年（公元前72—65）之間。另一次是漢宣帝“神爵（公元前61—58）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鄭）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 此次鄭吉迎降匈奴日逐王，又內遷大批渠黎、龜茲、匈奴人，威震西域，首建西域都護。據此可知，上郡龜茲屬國可能在本次鄭吉率渠黎、龜茲五萬人迎匈奴日逐王降漢之際而設置。在此之前，龜茲曾通過烏孫與漢關系甚密，“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后公主上書，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受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愿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公元前65），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后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 由此可見龜茲國與漢王朝已經開始有密切交流，而龜茲王與夫人入漢朝應該會帶有大量隨從，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留在漢朝，以示友好和從屬。建置龜茲屬國，使得留在中原的龜茲人有了集中的安身之處。同時屬國居民依規定“因其故俗”，即允許保留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漢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萬馀人亡入匈奴�！彼�謂“降胡”應當為歸附的匈奴人，也有可能包括部分龜茲國人。綜上所述，龜茲屬國的設立不會晚于漢宣帝神爵（公元前61—58）年間，甚至更早。

東漢時期上郡屬國，史籍記載簡略�！逗鬂h書》卷四《和帝紀》：“永元二年（公元90年）詔令：“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說明上郡屬國是東漢永元二年（公元90年）復置。東漢末年，匈奴南下攻漢，上郡龜茲屬國為其所占據，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下令撤廢龜茲屬國。

兩漢時期漢政府一直與西域保持密切聯系，龜茲國于“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边@種親密關系，有可能再次內遷龜茲移民。東漢章帝劉炟時，有龜茲侍子白霸入質。和帝劉肇永元三年（91），西域都護班超，廢龜茲王尤利多而立白霸，并送尤利多入京師。因此兩漢時期同龜茲國間較大規模的交流也應當不曾間斷，故在龜茲屬國建置之后期間亦會有龜茲國人歸附或入質而被安置于龜茲屬國。

關于龜茲屬國的位置《水經注》卷三《河水•奢延水》記載：“交蘭水，水出龜茲縣交蘭谷，東南流，注奢延水……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縣因處龜茲降胡著稱；又東南注奢延水�！鄙菅铀�即為今無定河，有學者考證其所處的位置在無定河支流榆溪河上游的古城灘遺址。清人錢坫撰、徐松輯注的《新斠注地里志》卷十三云：“龜茲：今綏德府米脂縣。高望（《漢書》注北部都尉）：在今榆林府城北鄂爾都斯界內。”且今米脂城北40里處有鹽池，與“鹽官”設立對應，因而有學者認為龜茲屬國在今米脂一帶。雖然龜茲屬國治所暫未確定，但可以確認龜茲屬國地理位置應當在榆溪河上游古城灘至無定河中游米脂縣這一區域內。

三、龜茲屬國與陜北地區佛教早期傳播

存在于陜北地區近兩百多年的龜茲屬國給當地住民帶來了文化上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至今仍能從陜北米脂、榆林一帶住民的語言、文化遺存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同時以佛國聞名于世的龜茲古國，在龜茲屬國設立期間其國人亦將佛教文化帶入陜北地區。

在陜北千百年來流傳著一首家喻戶曉的歌謠：“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泵裰{以信天游的手法稱贊米脂的女人長得漂亮。佛教中將在家修行的女居士稱為“優婆夷”，龜茲國全民信佛，則成人女性皆被稱為“優婆夷”。隨著時間推移，三音節詞語不如兩音節詞語上口，優婆夷的第一個元音u逐漸脫落或被省略，剩下“婆夷”二字。因“婆夷”指女居士，故改“夷”為“姨”，其性別指稱一目了然。同時在陜北方言中如：龜子子、龜子孫等。龜子，當為龜茲。龜茲一詞為漢語音譯，東漢應劭注音讀為丘慈(qiu ci)，但在佛典中，也有寫作“歸茲（gui zi）”。故陜北民眾將龜茲(qiu ci)讀為gui zi。久而久之，龜茲演變為龜子、龜子子等原來當為昵稱（若是長輩對晚輩，“龜茲茲”或“龜茲孫”則往往是昵稱○19），后來轉變成為罵人話。

由此可見龜茲人對陜北的文化產生深刻影響。龜茲佛教的傳入時間不晚于公元前59年，龜茲屬國設立于漢宣帝神爵（公元前61—58）年間或更早，所以與之伴隨的佛教文化或是佛教信仰也隨著龜茲屬國的設立及后來龜茲國人的遷入帶至陜北地區。但因屬國制度的存在龜茲國人聚居于屬國之內，同陜北地區民眾之間并無廣泛文化交流，且龜茲國人所帶來的佛教信仰很可能以普通民間信仰的形式存在。因此龜茲屬國內可能沒有供養僧團，同時目前考古也未發現相關的佛教寺院和開鑿的石窟，所以佛教在該時期并未得到廣泛傳播，但已將部分佛教文化因素帶入陜北民間。東漢末年南匈奴的南下上郡龜茲屬國也為其所占領，屬國內的龜茲國人很可能散落于今榆林、米脂一帶并逐漸與當地民眾融合，至漢末魏晉時期佛教在中國內地已有廣泛傳播，佛教也可能由其他途徑傳入陜北地區。如榆林神木大保當出土的一件東漢墓門楣畫像石，畫面中部刻有馴象圖，有學者認為此圖與印度的“行象”活動有關，“行象”就是以大象載馱著佛像，沿街串廟，向人們展出佛像，而神木大保當所發現的漢畫像石墓為東漢晚期，因此佛教傳入陜北地區可能是在東漢時期。筆者認為漢畫像石中的一些祥瑞元素或許會與佛教中的某些元素相通，因此將其直接與佛教對應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陜北地區何時傳入佛教并無明確記載，但陜北地區佛教的早期傳播應當與設置于該地的龜茲屬國有著密切關系，陜北地區佛教的傳播或佛教文化的融入應于龜茲屬國設立的時間段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