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水波

在四十年代初的大生產運動中，地委書記習仲勛帶領的中共綏德地委調查組，蹲點郝家橋村，進行為期一月的農村調查。作為調查組的一名成員，習仲勛廣泛接觸群眾，廣交農民朋友，不僅初步取得了領導大生產運動的經驗，也使他與該村群眾建立了廣泛聯系。在他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郝家橋調查是短暫的一瞬，而習仲勛對郝家橋群眾生產、生活的真誠關懷，開啟了他與郝家橋群眾長達近七十年的個人友誼。這種樸素而平凡的往來，反映了共產黨人與廣大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博大胸懷，反映了老區人民對長期關心郝家橋村民的生活疾苦、關注支持老區建設的老一代革命家的摯愛和敬仰之情。

郝家橋的郝進德、郝進禮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在艱苦卓絕的土地革命中為地下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做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工作。郝進德是郝家橋廟溝自然村人，大革命時期在四師學生的影響下，積極投身農民運動，曾負責組織并帶領前后村饑民先后參加了著名的綏德城抬“龍王”斗縣長、災民打蛋廠及饑民吃大戶等群眾斗爭。在該村黨組織被破壞前，是郝家橋地下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的家是陜北紅軍游擊隊的秘密交通站，是過往各級黨政干部的可靠據點。他所領導的該村黨組織，曾安全護送過陜北革命領袖劉志丹和謝子長，數次安全處置或護送過張家修、惠世溫、劉善忠、高朗亭、崔正冉等陜北革命根據領導人。國共二次合作后，擁護抗戰事業，在自身家庭生活并不寬裕的情況下，多次超額繳納救國公糧，動員村中青年有人出力，有糧出糧，有錢出錢，在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中發揮了骨干作用。新政權建立前后，擁護民主政權并積極參與村中政權建設事務，為把郝家橋黨組織建成一個堅強堡壘付出過艱辛和汗水。郝家橋調查期間，他們積極配合地委調查組，反映民情民意，積極進言獻策，與習仲勛及調查組其他成員建立了淳樸的革命友誼。此時的郝進德雖不是郝家橋行政村及鄉上干部，但他仍然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身份，曾多次向正在村調查的習仲勛和宋養初等領導推薦有實際斗爭經驗的可靠黨團員青年充任村、鄉干部，主動向調查組反映經民主選舉出來的各行業勞動英雄的真實情況，為地委調查組選出各位勞動英雄及樹立郝家橋模范村發揮了參謀作用。在習仲勛和宋養初的推薦下，郝進德繼續發揮余熱，先后做區文書、區合作社會計、區醫藥社醫生等職業，為新生的民主政府繼續發揮余熱。家住侯家坪的郝進禮是與郝進德同期入黨的老共產黨員，大革命風暴中積極宣傳并參與農會活動，為該村農會的大發展發揮了骨干作用，也是郝家橋黨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新政權建立前，他家地少人多，生活困難，郝進禮不得不長年給地主攬工，一家人還是缺食少衣，食不果腹。新政權建立后，郝進禮積極參與村中民主政權建設事務，被選為行政村和鄉上的減租委員會委員。地委調查組進村后，減租減息工作得到真正貫徹實施，以攬工為生的貧雇農們的生活大為改善。郝進禮逢人便說：“自從習書記和宋書記進了村，我的生活才一天比一天好起來，郝家橋窮人真正翻了身！”懷著對共產黨和習書記的感激之情，郝進禮關心公事，努力生產，踴躍繳納救國公糧。1944年齊心蹲點郝家橋，寄住其二嫂劉應貞家，與劉應貞同住一院落的郝進禮一家人，大力協助齊心在村中開展群眾工作，對她的日常生活亦照顧有加，郝進禮等熱心群眾的無私關懷，給青年齊心留下了美好的記憶，使她對郝家橋產生濃濃的鄉土情。

時任郝家橋鄉長郝思敏，因工作關系，與習仲勛交往密切，不僅全面參與了習書記在村中的調查活動，并對其在村中的安全保衛工作傾注了不少心血。習仲勛郝家橋之行，距離綏德新政權建立不足三個年頭，盤踞三邊及北邊的土匪時有出沒，不時在綏境內掠奪財物。國民黨政府更不甘失去綏德這塊戰略要地，不時收買上述土匪或派出政治土匪在境內活動，蠱惑人心，伺機破壞。盡管綏德駐軍屢次派軍剿匪，但安全問題仍不容樂觀。早在調查組進村前，區委書記林肖硤曾不止一次囑咐鄉長郝思敏，要他時刻注意習書記在村中的安全問題，為此，郝思敏采取措施，加強村中自衛軍力量。綏德解放后，村中曾組建了十多人的自衛軍，用于保衛新生的民主政權，因重視不夠加之領導不力，這支自衛軍基本處于渙散狀況，缺乏應有的戰斗力和應變突發事件的能力。郝思敏與行政村村干部一起，對自衛軍進行改組，在村中選拔了以劉永康、劉永寬、郝思隆、高宗昆等為骨干成員的10多名青年積極分子，充實到自衛軍隊伍中，重新任命劉永山為自衛軍排長（后擴充為連），以長矛、大刀、土槍為武器，加緊操練，強化自衛和防御能力，并日夜守衛在村中要道或制高點處，對于形跡可疑之人，時刻保持高度警覺，確保調查組成員及習書記的人身安全。為了祝賀郝家橋成功選出各行業勞動英雄，地委調來民眾劇團在村中連續公演3個晚上，郝思敏自始至終陪同習仲勛和宋養初等觀看上演的新秧歌劇。為安全考慮，郝思敏換穿了習仲勛的八路軍服，習仲勛則穿著郝思敏的長羔皮筒子，另攏上一塊破羊肚子手巾，打扮成一農民，混雜在群眾中間，在侯家坪場子上與群眾一起觀看文藝演出。在郝思敏的重視并直接參與下，習仲勛和宋養初等安全圓滿完成了為期月余的農村調查任務。郝思敏后來調區上工作，先后任沙灘坪區和田莊區的區長、區委書記，建國后在靖邊縣楊橋畔農場任職。當年習仲勛、宋養初等領導對郝思敏寄予希望，曾鼓勵他加強文化修養，以便在更重要的崗位上有所作為。六十年代初，郝思敏響應國家號召，精簡回家。后長期客居榆林，以行醫謀生。

在地委調查組的幫助下，郝家橋行政村健全了黨的外圍組織共青團和婦聯，經民主選舉，郝永豐被選為行政村共青團支部書記。四十年代的郝家橋，文化人不是很多，郝永豐早年上過私塾，曾在城內某字號當過賬房先生，算是郝家橋數一數二的文化人。郝永豐還寫得一手漂亮毛筆字，村中大會小會，凡是標語、公告之類文本大都出自他手。加之村中的青年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故倍受縣委書記宋養初和習仲勛兩位領導賞識。習仲勛曾動員郝永豐加入革命陣營，當脫產干部，以更好地發揮他的專長�？上Ш掠镭S過于戀家，不愿出門漂泊。后來，郝永豐長期擔任村中會計，安度晚年于家鄉。

郝進德弟兄六人，同住一大院，戶大人多，土地又少，大多數勞力以租種地主土地為生，處于全村下等生活水平。習仲勛是郝思敏家常客，故與其伯父郝進德等弟兄熟識，郝進德六弟郝進杰的兒子郝思益，時已十五、六歲，卻從未踏進一天學堂，小小年紀，整天為生計奔勞。在征得本人及家人同意后，習仲勛將郝思益帶在自己身邊，在地委當勤務員，成為習書記左右不離的小跑跑。在工作間歇和日常生活中，習仲勛從零開始，教郝思益識字讀書，給他講革命故事，講待人接物常識，講機關單位工作規矩。在習仲勛的教誨和影響下，短短兩年時間，郝思益從一個從未走出家門的農村文盲轉變為能簡單讀書看報且有一定覺悟的進步青年。1945年夏習仲勛調離綏德前，郝思益被地委保送至綏德警備區司令部，正式參加八路軍。抗戰勝利后隨獨一旅挺進華北接管日偽軍。內戰爆發后被編入警二旅任司號兵，轉戰大西北，身經百戰，數次立功受獎。1948年秋冬隨部參加解放太原的牛駝寨攻堅戰，在這場異常慘烈的拉鋸戰中，郝思益所在部隊，全團戰士幾乎傷亡殆盡，身負重傷的郝思益，在尸橫遍野的戰場上不知昏迷了多少個時日后漸漸蘇醒，他掙扎著試圖爬出死人堆，艱難地向前挪動著。恰在此時，時任西野副政委的習仲勛隨彭總視察還未來得及清理的戰場，一幕幕慘不忍睹的景象，令人怵目驚心。忽然，一個熟悉的身影在習仲勛面前閃現，他勒住馬頭，仔細一瞧，竟然很快認出了渾身血污的郝思益，習仲勛立即吩咐隨行人員，將尚有氣息的郝思益救回部隊，因傷勢較重，后轉入延安后方醫院治療，從此留下了終身殘疾。如沒有習書記的發現和及時救治，郝思益恐難揀回一條性命。傷好后習仲勛勸他繼續留在部隊，搞后勤工作。但郝思益最后還是選擇了回鄉務農的路子。90年代初，郝思益去北京探望習仲勛，到京后習仲勛去天津視察工作，他等不及而返，終成憾事。

在大生產運動中曾任郝家橋行政村行政主任的馬光濟，響應政府號召且熱心公事，是參與該村民主政權建設的積極分子，大生產運動中頗有成績。1947年胡匪軍二次侵犯綏德時，因沙灘坪區區長投敵自首，導致馬光濟等郝家橋部分黨員誤入敵手，成為自首黨員。敵退后村中不少黨員被揭發而關押�？h政府和綏德專署因郝家橋是邊區模范村，將此情況向西北局書記習仲勛作了匯報，正在綏德糾偏的習仲勛委托地方政府認真調查了解后，認為馬光濟等人的問題屬一般問題，不能再用“左”的做法對待，并認為對待馬光濟等人的問題以采取引導教育方式為宜，對于受到蒙蔽的普通黨員群眾打擊面不能過多過寬，要團結大多數同志完成農村救災及經濟重建工作，以利于渡過當前的嚴重困難局面。對于郝家橋的群眾，習仲勛是懷有特殊情感的，在他的影響下，原準備對一批將要管制的被認為有歷史問題的一大批群眾，獲到寬大處理。結果得到多數群眾的擁護和歡迎。

劉家渠劉純厚在郝家橋被樹立模范村不久即繼任行該村行政主任，工作有魄力、干勁大，對推動模范村各項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執行黨的政策缺乏原則性，故兩年后落選。在任職期間因工作關系與習仲勛、宋養初等領導接觸較多，二人對劉純厚的工作成績曾給予肯定和表揚，但也對他的缺點和不足曾提出嚴厲的批評并指正。在習仲勛的建議下，卸任后的劉純厚又擔任行政村婦紡合作社主任及鄉農業合作社副主任等職，對推動村、鄉的合作社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年綏德動員大量干部走新區，經劉玉厚引見，在習仲勛的推薦下，劉純厚被介紹到剛剛解放了的新疆烏魯木齊政法部門做事，憑借他的聰明和才氣，先后任市法院的副科長、科長、副院長、院長，令人痛心的是，他終究未能銘記習書記的訓誡，未能深刻反思自己的痼疾并堅守做人做事底線，五十年代末，在一次運動中因犯事去職。

廟溝郝進德戶家侄子郝思睿，少年時代即投身革命，擔任黨的地下交通員。陜北紅軍創始人高朗亭等人潛伏郝家橋村時，他多次擔任秘密聯絡工作，安全而出色地完成任務。大生產運動中，作為村中青年積極分子，郝思睿除參加農業生產外，也被選至青年自衛軍中來，成為保衛鄉村民主政權的骨干成員之一，同時踴躍參與村中群眾性文化活動，熱心公事，多次受到習仲勛和宋養初等領導的表揚和鼓勵，不久參與行政村和鄉上工作。1947年土改前后，任一鄉副鄉長。解放戰爭中加入共產黨，任一鄉指導員。1950年國慶節前夕，郝思睿代表代表郝家橋鄉給時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寫信，匯報家鄉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情況，習仲勛及時給予回信肯定工作成績并予以鼓勵。1951年被評為省勞模，去西安出席表彰大會，被授予“金步犁”獎，受到習仲勛的親切接見和鼓勵。建國后長期在本縣基層政府部門工作。粉碎“四人幫”后，任縣輕工局刺繡廠黨委書記。1979年回家休養后，曾專程去北京探望習仲勛和齊心，受到熱情接待，并帶回了習仲勛和齊心對郝家橋群眾的一片片關愛和問候。

深受習仲勛教益的郝思睿，在基層工作數十年，多次被評為先進個人或模范工作者。無論在什么工作崗位上，他總是團結同志，任勞任怨，時時處處能以集體利益為重，大公無私，對黨忠誠老實，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格。

廟溝郝進德另一戶家侄子郝思偉，受郝進德影響，兒童時期即追隨郝進德和郝思敏從事農運及黨的地下工作，曾與郝思睿一起，為藏匿在郝家橋的陜北紅軍領導人傳送消息和信件，遞送食物，偵察敵情。抗戰爆發后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熱心公事，擁護并參與當地民主政權建設事務。地委調查組在郝家橋掀起大生產運動熱潮后，作為共產黨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郝思偉用心生產，積極參與村中自衛軍及民兵工作，積極擁護并參與地委發起的文化教育運動，受到習仲勛、宋養初等領導的表揚和鼓勵。解放戰爭時期，已是區級干部的郝思偉，經受了戰爭的考驗和洗禮。全國解放初期即參加抗美援朝，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得了偏癱癥的頑疾，回國后在北京療養，在此前后習仲勛進京任職。病情稍有好轉的郝思偉得知習仲勛進京后很快到家拜望，習仲勛在百忙中接見了當時已是團級干部的郝思偉，詢問其病情及家庭和工作情怳，郝思偉向他匯報分別后的工作經歷和感受。后來每隔一段時間，習仲勛即打電話詢問郝思偉的病情，或將其接入家中招待敘舊，傾注了一個老革命家對一名普通干部的關愛之情。

而習仲勛與該村模范共產黨員著名勞動英雄劉玉厚的交往，堪稱其中的典范。劉玉厚沒進過一天學堂，斗大字不識一個，是郝家村一個地地道道的受苦漢，勤勞、厚道、善良、熱心公事且大公無私。這種品格恰恰是習仲勛所推崇的。劉玉厚寒苦的出身和整日不知疲倦的勞作，與廣大貧苦勞動人們建立了深厚感情的習仲勛常常對他寄予著深深的同情。在郝家橋時，習仲勛曾不止一次地把劉玉厚召喚至調查組自辦的大灶上，讓劉玉厚吃大灶上的伙食。劉玉厚每次進城辦事，總是把自已親手生產的土產品先讓他尊敬的習書嘗嘗。他自己因舍不得買得吃一個油餅或蒸饃而常常饑腸轆轆，而習書記每每將他招留至地委，讓他在地委事務處的大灶上填飽肚子，有時能遇上大燴餐，還能讓他享享口福。天黑了來不及返回時，又將他留在地委過夜。劉玉厚是習書記辦公室的�？停�郝家橋村群眾的生產生活，劉玉厚家里生活的變化，群眾對黨員干部的評價，農村中黨的政策的貫徹執行，通過這位勞動英雄的親身感受，源源不斷且真實地反映到習書記這里來，成為他及時了解農村各種情況掌握村情民意的一個窗口。

在劉玉厚的眼里，比自己年輕的習仲勛不僅僅是咱地委的書記，更敬重習書記那豐富的工作經驗，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對黨的政策的熟知和靈活應用的策略以及見多識廣且無所不及的智慧。他對習書記的能力推崇備至，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和心里有什么解不開的圪垯，在習書記那里，總能得到讓他心服口服的回答。八十年代初，劉玉厚去北京看望他當年的習書記，交談中對時下出現的諸如年輕人留長發、涂口紅、穿喇叭褲，對眼下盛行的走后門、地方干部買高檔小車等種種社會現象無不留露出不滿和憂慮。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從黨在各個時期的政策談起，從新中國誕生后國家建設和強國富民談起，從人民當家作主企盼幸福生活談起，講到當前的現象不是黨和政府所希望出現的，是暫時的，就象給一個人治病時所帶來的副作用一樣，在某種程度上講也是不可避免的。并鼓勵他不要顧慮，拿出當年的勇氣，繼續帶領群眾搞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做好貫徹黨在農村新政策的領頭羊，把這個勞動英雄干到底，當到老。一番深入淺出的解釋，一番循循善誘的教誨，直說得老英雄頻頻點頭：“還是咱習書記能行，那如那號人一滿不給咱說個正經事兒，一鼓勁辱絕（方言：罵）上面的人。看來他們是都害不開這號事，老毛那套爾格吃不開了，還是聽你的沒錯！”在劉玉厚心目中，他當年的習書記，無疑是黨和政府的化身，是他的主心骨。他是聽了一輩子黨和政府的號召，他已跟著黨干了一輩子，在百廢待舉的新形勢下，習書記的教誨，黨的召喚，他豈有不聽之理！老英雄回鄉后，逢人便講黨在農村的好政策，而且身體力行，老當益壯，無論在家庭生產，還是對待公家事，不敢有絲毫懈怠。直至生命的最后時刻，還念念不忘“要在咽氣時為公家栽一百棵柳村”的心愿。1995年劉玉厚去世后，習仲勛為他題詞“劉玉厚同志是陜甘寧邊區著名農業勞動英雄，優秀共產黨員”。

此外，郝家橋鄉的劉永寬、郝思寬、郝思勝、郝思廉、侯錦華、侯景士等，都與習書記及調查組其他成員如田方、鄒文選、劉稚農等建立了質樸而深厚的個人友誼。數十年來，他們的交往一直沒有間斷過。十年內亂結束后，習仲勛復出工作，他們曾多次去北京造訪當年的習書記，敘舊話家常。習仲勛總是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在家中接待他們，視為鄉親，熱情招待，并給予他們以種種鼓勵。這種淳樸而無私的友誼在群眾中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無疑也是踐行群眾路線的表率。2000年，受習仲勛委托，齊心回郝家橋看望了眾鄉親，送去了習仲勛對郝家橋父老鄉親的深情祝福。2002年5月習仲勛逝世后，郝家橋黨支部及部分群眾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郝家橋群眾為他們心中的習書記送上最后一程。

（作者系榆林市作協會員、綏德“紅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