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銓

    大革命失敗后，陜北中共組織根據黨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把革命斗爭的中心由學運轉向兵運和農運方面，使“槍頭”和“鋤頭”結合起來，建立武裝進行革命斗爭。高崗在西安參加聲討蔣介石“四·一二”叛變革命罪行而被列為逮捕對象后，他脫險輾轉回到橫山，和馬明方一起領導橫山黨組織。1928年陜北遭特大旱災，餓殍塞道，尸橫遍野，倒賣人口成市。高崗在橫山組織幾千農民暴動，抗糧抗捐抗稅，清算貪官侵吞救災糧款賬，動員饑民吃大戶糧。從而激怒了縣衙和地方富豪。官豪串通一起，給高崗羅織罪名，圖謀報復。高崗離開橫山，到神木發動兵變失敗。為避國民黨捉拿，陜北特委決定派高崗以特別黨員到膚施（今延安）搞兵運。高崗到膚旋利用關系打進國民黨駐膚施高雙成旅部，任旅部司書（副官銜）。他和焦維熾等中共地下黨員，將國民黨膚施縣臨時黨部改組為正式縣黨部，高任黨部委員兼錄事�？h黨部掛的“中國國民黨膚施縣黨部”牌子，實際是共產黨的聯絡點，因為縣黨部由共產黨人統攬，黨部書記焦維熾，委員除高崗外，陳俞廷、易厚庵等均為中共黨員，他們又都是中共延安區黨委組成人員。對高雙成來說，他們實質成了“打國民黨的旗，吃高雙成的糧，背高雙成的槍，挖高雙成的墻，拉高雙成的武裝”的一股“危險”力量。

    縣黨部設會議室、游藝室、閱覽室，他們利用這個“合法”機構和公開身份，每逢節日、紀念日機會，宣傳革命道理，將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貪官土豪，動員災民吃大戶糧、度災荒的內容寓于其中。時有“掛狗頭，賣羊肉”之說。高崗、馮世光當幕后指揮，安塞高善祥、閏樹華等帶領幾千農民暴動抗苛捐，將縣衙圍的水泄不通，縣長被迫辦起舍糧、舍飯站，給饑民放糧發飯幾個月。

    好搞五湖四海的高崗，對三教九流也插手，能言善講，敢作敢為，辦事干練。他為投高雙成所好，表面上對高雙成很尊敬，對軍務文秘和黨務工作，兢兢業業，有條不紊，出謀劃策很有見地，高出別人一籌，博得高雙成賞識、信任、器重，放手讓他工作。從而成了高雙成的大“紅”人，說話有分量，不少人巴結他，自然成了替一些人在高雙成面前的說客。與此同時，他以副官身份，廣交友，拉關系，結識了一些高旅和駐榆的井岳秀部來往的中下級軍官。對該旅部隊地下黨的活動和統戰工作亦有很大加強，進而秘密組織策動兵變準備。

    此時，安塞西河口、鐮刀灣等地哥老會很活躍，以此為同盟的地下游擊隊開始活動，打富濟貧，被高雙成視為“土匪”，是他管轄范圍的心腹之“患”。高崗借機向高雙成建議并且得到同意，派部隊（內有些人本來就是準備嘩變的）前去剿“滅”，他們以剿“滅”所謂“土匪”為名，里應外合，以失敗、被俘為實，故意扔掉武器、彈藥，輕裝逃跑，給地下游擊隊胡立亭、薛應昌（后叛變）輸送了一些武器和兵員。剿“匪”失敗后，氣的高雙成拍桌跺足。高崗又假意勸慰高雙成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哪有常勝不失利的。

    1929年春夏，劉志丹到延安視察，傳達了榆林紅石峽會議精神，在區黨委會上決定集中精力抓兵變，并決定成立了高雙成部軍事組，由高崗、李含芳（時任高旅營長）負責，成員有王志環、王子顯（即李妙齋）等，組織嘩變，拉出武裝和安塞游擊隊一并開展游擊戰爭。至秋冬，兵變工作業已成熟，并和西河口、高橋、化子坪、鐮刀灣的哥老會和小股游擊隊取得聯系，配合接應兵變，拉出隊伍，奪取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裝。在兵變的關鍵時刻，軍事組出了叛徒，并供出了高崗是共產黨延安區委委員，準備發動部隊嘩變等機密。

    高雙成一聽，如夢初醒，大驚失色，氣憤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遂嚴令依叛徒提供的名單，迅速逮捕高崗等共產黨員。頓時延安城鄉烏云翻滾，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城內如}海大敵，三道城門緊閉，戒備森嚴，辨認出城行人，搜查兵變的組織者“高麻子”。至此，延安兵變計劃徹底告敗，延安黨組織也相繼遭到破壞。

    高崗藏在城北角劉勝華（中共黨員）家里，閉門不出，大小便由劉勝華父母倒出。高崗托劉找到延安四中地下黨員姚安吉（是高崗單線聯絡員），設法將高崗從污水洞送出去，脫離虎口。據當時擔任高雙成旅連長張采芹回憶說，高崗和中下層軍官以及高雙成相處的關系好，實際沒有認真嚴查，否則他根本跑不了。

    從此，高崗和高雙成由上呼下應、下呈上聽的上下級關系，卒然變為勢不兩立、兵戈相見、不共戴天的仇敵，在腥風血雨中經歷了七個春秋，多次在血與鐵中交戰。兩高如火如荼交戰中各有勝負，高崗勝多敗少，高雙成敗多勝少。高崗的敗北有三四次。最狼狽的是在安條嶺一戰，被高雙成一個營后邊追擊，保安民團前面設伏，打散了高崗的游擊隊，他成了光桿司令，并受重傷，拉著一拐一瘸的腿拄樹桿挪到一個哥老會大爺家養傷，然后到華池發動兵變，東山再起。還有一次洛川組織游擊隊，被高雙成派出“圍剿”游擊隊的部隊困在一家小店的糧囤里藏了幾天幾夜，沒吃沒喝，避免了厄運。這是1934年的事。

    1935年，高崗的翅膀硬了起來，在陜北反“圍剿”戰爭中，高雙成步步走向敗北。劉志丹、高崗率紅軍連克六座縣城，打通陜甘與陜北根據地聯系，其中有的是高雙成部駐守的縣城和據點，損兵失地，實在咽不下這口氣。西安事變后，國共二次合作，把高崗和高雙成又拉到一起，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為了合作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由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敵對關系轉變為朋友，握手言和，共同抗日。1937年，日軍氣勢洶洶向綏、蒙、晉西北推進，陳兵黃河東岸，覬覦伊盟和榆林，作為侵占西北的橋頭堡，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企圖渡河西犯，打開陜甘寧邊區的北大門，進而攻下西安，占領大西北。1938年1月，高崗受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委派，以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身份從延安出發到榆林，和他的原來老上級又是對頭八十六師高雙成師長（井岳秀死后接任）及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協商共同抗日、河防御敵和邊區在榆林設立辦事處等有關問題。毛澤東對高崗去榆林寄于厚望，遂電告彭德懷、賀龍等高級將領，“榆林方面的問題，由高崗同志前去負責……”

    高崗到榆林后，受到高雙成不冷不熱的接待，但在禮節上的需要，還是到高崗下榻的住所看望、接待，雙方見面一笑泯恩仇，摒棄前嫌。他倆以抗日救國大局為重，認真討論研究了黃河沿岸防務和設辦事處有關事項，氣氛熱烈，意氣相投并達成一致協議，高雙成滿口同意邊區在榆林設立辦事處，便于溝通雙方關系。高雙成先前還設宴招待高崗一行，并一起歡度春節。高崗借春節機會，走訪親友和支持抗日的人士，廣泛交談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宣傳中共抗日主張和邊區有關共同抗日的政策，使所接觸的人士很受鼓舞和教育，對共產黨的主張有了一定了解。高崗返延安時，帶榆師教師張明遠（后為東北局副書記）等到延安工作。高崗榆林之行，和高雙成、鄧寶珊晤談，收獲很大，互相溝通思想認識，了解了情況，為共同河防御敵和榆林與邊區合作友好奠定了堅實基礎。

    高崗回延安匯報后，黨中央根據高崗意見，決定定邊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原中央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高崗任書記，高調到邊區保安司令部，民族工委下放歸屬三邊特委）改為駐榆林辦事處，遷往榆林。白堅、高增培奉命帶領民委機關20多名工作人員，從定邊出發經靖邊、橫山到達榆林。高雙成反悔變卦，說上峰不同意共產黨的機關在榆林駐扎。經反復磋商無效，白堅留下繼續爭取，民委機關人員由高增培帶領返回靖邊張家畔，曹動之、高增培兩人到延安匯報。

5月，國民黨軍八十六師奉命擴編為二十二軍，高雙成任軍長。其間，千里河防吃緊，危在旦夕，高崗二次到榆林，同高雙成、鄧寶珊進一步協商河防御敵等問題。高崗二次到榆林受到鄧寶珊、高雙成熱烈歡迎和接待，比上次熱情得多。一到下榻地方，高、鄧及時看望并設宴為高崗洗塵。第二天共同分析了日軍進攻態勢，認真具體地討論了共同防御日軍入侵陜北的措施，雙方開誠布公，統一認識，并達成一致協議，分段負責，死守河防。高雙成邀請高崗向駐榆官兵講一次話，高崗欣然答應。二十二軍駐榆林城及郊外臨近的幾千官兵，整裝集合在小操場，高雙成握著高崗的手并肩緩步走進會場，會場官兵全體鼓掌歡迎。高雙成用他那一口關中腔宣布說：“這就是同我們打過幾年仗，現在和我們是朋友的高崗先生，我們團結合作，一致抗日御侮，現在請高崗先生講話。”高雙成帶頭鼓掌歡迎。

    高崗首先分析了全國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和日軍侵占東北、華北后大步西犯危險態勢。他強調說中國人民要緊密團結起來抗擊日軍，槍口對外，齊心協力，眾志成城，一致御敵，把狗日的帝國主義倭寇趕出中國去。他講了抗戰的有利條件，中國人不可侮，人心齊，泰山移，全國人民奮起反抗，最后勝利屬于我們，帝國主義者亡我之心最終要失敗的。他指出，當前我們要借黃河屏障御敵西犯，我們要團結一致，堅決抵抗，不讓日倭踐踏陜北一寸土地。高崗的講話鼓動性很大，使駐榆林官兵受到一次深刻的抗戰救國政治思想教育，進一步激發了廣大官兵對日軍侵略者的仇恨，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高崗二到榆林和高雙成、鄧寶珊協商談判，取得重大成果，為抗戰時期邊區與榆林和睦相處、共同御侮拆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陜甘寧邊區和二十二軍領導來往頻繁，文電信使不斷聯系，在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沒有發生大的摩擦，未發生軍事沖突。還出兵到晉西打擊日軍，組織人畜力東渡黃河支援我軍作戰。更重要的是千數里河防圓若金湯。

    1945年元月，高雙成將軍病逝榆林，陜甘寧邊區領導高崗、林伯渠等發唁電，送挽聯挽幛悼念。邊區政府還派曹力如、劉文蔚到榆林吊唁。高雙成靈樞運往蒲城故里安葬時，邊區派高雙成的老戰友楊虎城之子楊拯民專程到米脂迎靈，陪高雙成的兒子高凌云扶樞送到富縣的茶坊出邊區境。靈柩沿途晚間到達縣城停靈，均搭靈棚，設公祭，地縣黨政軍領導親臨致祭。靈樞到延安停靈三天，各界舉行大會公祭，高崗親自到靈前致祭緬懷。

    鄧寶珊將軍與高崗的友誼關系也非同一般。鄧寶珊的女兒鄧友梅在陜北公學上學期間，高崗曾親自召見，并托友梅向她父傳遞信息和文件。高崗兩次到榆林和鄧寶珊司令接談外，鄧曾三次到延安，高崗都親自到住房看望、接待，交談國內外形勢和防止日軍西進等問題。他倆沒有互相打仗的芥蒂，談起來暢所欲言，各陳己見，開誠布公。1938年夏，鄧寶珊去武漢參加蔣介石主持召開的軍事會議，會后返榆時，他選擇了途經延安的路線。為不打擾邊區領導，他到延安住在南關一家騾馬店里，準備翌日就動身回榆。恰好當晚公安人員查店時得知，立即向上匯報。延安交際處領導前去請鄧到交際處下榻，被副官擋駕，以鄧總已休息為由謝絕。高崗即用電話請示毛主席，回答：“你已和他打過交道，一定要設法留他多住幾天。”高崗第二天一打早前去看望鄧寶珊并請到交際處住，和毛澤東、肖勁光等一塊吃午飯。在高崗的挽留下，鄧寶珊在延安住了七八天。期間，高崗等陪同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見到公學上學的女兒鄧友梅，出席邊區文藝晚會和群眾會。

    1943年夏，蔣介石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妄圖分九路閃擊邊區。國民黨中央電召鄧寶珊去重慶研究要事。電報特別指定要鄧繞道寧夏、蘭州到重慶。鄧看電報后生氣地說：“不定路線倒罷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這條路。”

高崗根據毛主席“要大張旗鼓地熱情歡迎接待”的指示，直接給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布置：派楊拯民（因鄧和楊虎城是老戰友）前往邊區過境米脂迎接鄧寶珊入境，到綏德召開歡迎大會，地委和警備區領導主持講話，并要注意安全保衛工作。

  鄧寶珊到綏德時，習仲勛等領導前去看望，設宴招待。習仲勛主持召開歡迎大會，警備司令徐向前致歡迎辭。6月17日，鄧寶珊一行到達延安，邊區組織數千名戰士列隊郊外夾道歡迎。在八年抗戰中，延安這樣隆重禮迎國民黨將領尚屬第一次。

    當天，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共中央禮堂設宴為鄧洗塵，高崗到鄧下榻地方迎接，陪同前去參加宴請，朱德、賀龍、林伯渠、李鼎銘、續范亭等作陪。

    鄧寶珊在延安逗留幾天中，毛澤東、高崗和鄧交談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前途和國內形勢的看法，取得共識。高崗、林伯渠以西北局、邊區政府的名義設宴招待鄧寶珊一行。高崗即席講話，表示熱烈歡迎。他說，國共合作以來，延安和榆林和睦相處，實施防務，共同抗敵，保衛了陜北，保衛了西北，打敗日軍的時間不會很長了。他介紹了邊區民主政治、經濟建設形勢和做好反攻的準備。他希望蔣介石應該放棄獨裁，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中華民族的前途所在，強盛的保證。假如孫中山先生在世的話，他會看到他的三民主義在邊區落實的事實。鄧寶珊表示他自己一定按照孫中山總理遺囑，為民主建國盡最大努力。

    11月，鄧寶珊從西安返回榆林途經延安。此時，陜甘寧邊區正在召開勞動英雄模范大會和工農業展覽會。高崗邀請鄧寶珊出席大會并發表講話。高崗還陪同參觀了工農業展覽和工廠、農村、軍墾地區，鄧熱情贊揚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偉大成就。他說在短短幾年，你們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地區建設的欣欣向榮，真是了不起！

    其聞，鄧寶珊患重感冒病，高崗前去看望，并派醫生及時診治，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也前去診斷開藥治療。高崗電話請示毛主席同意，叫交際處金城給鄧贈送10張數九天的狐皮做大衣御寒。這件狐皮大衣他穿了好多年，成了與毛澤東、高崗友好的見證紀念品。

    （作者系橫山縣政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