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剛

原陜西省委書記張德生被毛澤東稱為“好同志，老實人”。鄧小平對他的評價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    張德生乳名天才，學名世德，曾用名張博五、老關等，1936年西安事變后以“張德生”通稱。1909年10月20日（清宣統元年九月初七）出生于陜西榆林城內一個貧苦市民家中。

張德生父名鳳山，繼承家傳手藝，從小學制革、做靴子，出師后無錢作本，靠出賣勞力維持一家人生計，并抽時間肩挑賣水，猶難溫飽。其母張氏，除幫其父干活外，還為人拆洗縫補，彌補家用開支。張德生只有一個妹妹，從小缺吃少穿，在街頭賣過紙煙、糖果，也在舅父的小鋪學過生意，所以他自幼就知道勞苦大眾生活的艱辛，激起對為富不仁者的仇恨和對舊社會的強烈不滿。

在社會底層的張鳳山夫婦雖然生活艱難，也要讓兒子上學。1916年張德生入私塾讀書，繼而又進入榆林縣第一初小。時過不久，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大力提倡民主科學，共產黨人魏野疇等宣傳馬列主義。張德生于1923年上了縣高級小學，課余時間讀了當時榆林傳播的《新青年》、  《向導》等革命書刊，討論新思潮，演新劇，他的思想開始覺醒，受到了新文化的啟蒙教育。

1925年冬，張德生高小畢業。1926年春考入在綏德設立的陜西第四師范（后稱綏師）。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之際，共產黨人李子洲任校長，學校建立了中共黨團支部，師生中有不少黨團員，學校革命氣氛十分濃厚。在綏師，教師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師生共同走出校門，宣傳組織群眾，開展革命活動。張德生在此學習兩年，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共產黨宣言》、  《共產主義ABC》和《社會科學概論》等書籍，并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下鄉宣傳活動，發動農民反土豪、斗劣紳。他還同榆林旅綏學生組織了“榆光社”，并公開印發《榆光》小刊物。榆光社組織社員利用假期在榆林城出墻報，下鄉宣講革命，揭露貪官污吏的罪行。經過學習和斗爭鍛煉，張德生選定了共產主義信仰，奠定了革命人生觀。

在1927年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公開反共，7月陜西國民革命運動失敗了。8月4日陜北軍閥井岳秀驅散了綏師假期留校進步師生，查禁了革命活動和群眾組織，白色恐怖籠罩著陜北23縣。但在這樣的逆境中，張德生義無返顧，立場堅定，暑期在榆林加入了共青團。這年秋，綏師開學較晚，開學不久井岳秀又強行以思想反動的柳硯琛取代張漢三任校長，遂在師生中爆發了“反柳”斗爭，張德生是這一斗爭的積極分子。

1928年春，張德生轉學到設在榆林的省第六中學（即榆中），插人畢業班，年底畢業。其后在組織安排下，他在榆林第一初小任教，分任榆林第三女師（即榆師）的團支書。他的家又是黨團特委的秘密機關之一，團特委代理書記賈拓夫等多次留住。他的父母妻子多方掩護，保證了秘密機關的安全。

1929年5月，榆林職業中學校長尋找藉口開除一批進步學生，激起學生罷課。在黨團組織領導下，榆林六中、第三女師的學生響應罷課，聲援職中學生，迫使校方收回成命。11月初，榆林各校進步學生為紀念俄國十月革命，印發歌頌社會主義、揭露軍閥統治的傳單，廣為散發，使榆林國民黨當局大為驚恐和震怒。張德生是這些活動的組織者之一，放寒假前他被榆林一小校方借故解聘。

1930年春節過后，共青團陜北特委派張德生去府谷團縣委工作。由于府谷的政治環境較好，他一到府谷即被聘為該縣高小教員。不久他轉為中共黨員，擔任中共府谷縣委組織部長，積極發展黨團員。暑期府谷教育局辦小教訓練所，他任國文教員，借機宣傳馬克思主義，并抽空巡視了府谷縣木瓜等地的農村黨支部。

1930年8月，中共北方局派孔祥禎等人來到陜北，向陜北特委召開的會議傳達了立三路線。10月初，又由中共陜西省委任命的陜北特委書記趙伯平主持在綏德合龍山召開特委會議，傳達立三路線和省五次擴大會精神。會議決定黨團特委合并，成立陜北總暴動行動委員會，趙伯平任書記、孔祥禎任軍委書記、謝子長和劉志丹分任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張德生以府谷縣委代表身份出席了這兩次陜北特委召開的會議。不料風云突變，在合龍山會議前夕，國民黨綏德縣黨部獲悉中共陜西省委已派人赴陜北組織暴動，密探又在街頭發現了劉志丹，于是立即派軍警四處搜捕。合龍山會議亦立即中止，緊急疏散。張德生打算取道榆林返回府谷，劉瀾濤（陜北特委秘書長）急欲赴榆林籌備特委新的秘書機關。兩人決定同行北上榆林，誰知剛出綏德城北門即被國民黨逮捕了。中共陜北特委遂指令共青團特委代理書記常黎夫負責營救工作，做通從榆師轉學到綏師的進步女生杜芳銘的思想工作，以張德生未婚妻的名義去探監。這就使張德生到綏德“看望女友”有了“實據”，否則他在府谷任教，非寒暑假期，到綏德不能不引起反動當局的懷疑。在西安一方是杜斌丞從中斡旋，另一方是我黨在國民黨省教育廳的地下同志從中活動，以張德生是府谷教員、劉瀾濤是綏師職員為由，把案子調到教育廳。教育廳又就近調橫山縣教育局長曹亞華去綏德查處。曹亞華是我地下黨員，當然所謂“查處”即以合法理由，開脫他們無“罪”，營救他們于1931年2月16日（臘月二十九）出了獄。

張德生在獄中已經得知，因他的被捕母親大病一場，臥床數月，雙目幾近失明。他一出獄便急速北歸，2月22日（正月初六）回到榆林。奄奄一息的母親總算在臨終前看到了日夜懸念的兒子，不禁悲喜交集。3月4日（正月十六）這位才40歲出頭的中年婦女便與世長辭了。因為家貧，依靠親友的資助，張德生才將母親簡單安葬。這時榆林城很緊張，國民黨軍警到處搜捕共產黨人。軍警以搜捕榆中進步學生為由，到他家查找“潛藏者”。他遂與特委指定的聯系人胡希賢商量，向老父、妻子說明在榆林難以立足。1931年4月的一天，他離開榆林時黃沙漫舞，他穿一身孝服，手里提著燒紙、祭品、裝作上墳的樣子，由其三伯父陪著出了城。出城后脫去孝服，戴上眼鏡，騎上當腳戶的表兄預先備好的駱駝，繞道伊克昭盟大沙漠，然后西去寧夏，踏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張德生這次背井離鄉一走就是20多年，其間他的老父貧病交加，擔驚受怕，思兒成疾，精神失常，上過一次吊幸被得救。1937年10月6日，老人乘家中無人投水缸自盡，年僅52歲，也就在這一年，他家僅有的幾間房子被日本飛機炸成一堆瓦礫，妻子兒女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

張德生離開榆林后，奔波于陜西、寧夏、甘肅、四川邊界地區，做黨的地下工作。1932年初春，因國民黨寧夏當局通緝他，他便到定邊活動，曾謀得在三邊高小代課的臨時職業。其后，他與陜北特委派到定邊的梁德元接上組織關系。數月后重回寧夏。1935年10月間，他和賈拓夫為黨中央提供了陜、甘、寧的不少情況，為陜甘支隊到達根據地吳起鎮做出了積極貢獻。1936的10月，中共三邊特委重建，張德生任書記。1947年8月上旬，西北局決定設榆林分區，任命他為中共榆林地委書記、行署專員，為西野攻打榆林做準備。在8月6日至12日和10月27日至11月16日兩次攻榆戰役中，他的胃病時常發作，但仍堅持白天行軍打仗，晚上找地方干部商談支前工作，做了極大的努力。是年秋天，榆橫新區進行土改，榆橫特委書記王恩惠對土改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持有異議，結果被上級派的土改工作團批判。后張德生到此檢查工作，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據實向西北局提出建議，肯定王恩惠的意見是正確的，恢復了王的職務和工作。張德生對榆橫土改中有爭論的原則問題的正確處理，在干部群眾中產生良好影響，既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也保護了貧苦農民的積極性，使土改運動健康開展。

1953年春夏之交，時任甘肅省委書記、甘肅軍區政委的張德生隨同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馬明方，由西安經綏德、米脂，回到榆林。這是他離榆22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榆林。這次回榆主要是探望他重病的伯父。他還以“回鄉學生”身份拜訪了榆林農校、榆林師范和榆林中學生的教師，向他的老師姬伯勛等鞠躬行禮，表示敬意，并邀請在榆林的同學聚會。另外應邀給地縣干部作了一次形勢報告，講得生動活潑。報告會臨結束時，他請到會干部代他向家鄉的父老致以問候和敬意。1954年西北局第三書記馬明芳曾說：  “年前他同張德生去過一次榆林”，他看張德生“素質好，雜質少，純樸忠厚,一個面孔，一個心眼，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管一方面，德生是接任陜西省委書記的合適人選”。1963年日，是綏師建校40周年，張德生一貫重視教育事業，并未自己是綏師學生。他在百忙中影印了毛澤東給佳縣縣委的“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表示祝賀，并寫了一情洋溢的信。

1964年8月，他因積勞成疾到北京治療，因確診系膽囊療效不顯，遂于9月初回到西安。1965年3月4日這位年僅56無產階級革命家英年早逝！在北京治療期間中共中央總書小平曾到醫院探望。他去世后西北局發出了《關于各省區追悼張德生大會的通知》。3月6日西安各界兩干人集會公張德生，毛、劉、周、鄧等敬獻了花圈。劉瀾濤、楊尚昆追悼會、胡耀邦致悼詞。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張德生功高不傲，清廉奉公的永遠定格在家鄉榆林人民的心中：他唯一的一個妹妹和大一直在榆林，妹妹是一普通居民，大兒子直到退休還是毛的普通工人。這與今天一些官員“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鮮明對照，相形之下愈顯得他人格的高大和非凡！榆林世場將雕塑一批對榆林人民有杰出貢獻者的形象，張德生的豎立其中當之無愧。他的雕像是一座巍巍豐碑，榆林父老會將他的風范世代傳揚！

選自《榆陽文史》第2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