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建國后曾經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習仲勛同志1913年10月15日生于陜西省富平縣淡村鎮中合村，2002年5月24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9歲。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為黨的事業奮斗的一生。特別是他在解放戰爭初期，精心策劃和指揮的橫山起義，受到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高度贊譽。習仲勛同志是如何精心策劃的橫山起義的呢？請聽下面仔細講述：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于是這年10月，習仲勛從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崗位上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的職務。他接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后，立即通知秘書長張德生召開西北局統戰部干部會議，親自傳達中央指示，并對陜甘寧邊區如何貫徹中央指示進行了周密的部署。

  陜甘寧邊區一直處于國民黨部隊的包圍之中。它的南面是蔣介石嫡系胡宗南的20萬大軍，西面是馬鴻逵的兩個騎兵師，北面是國民黨晉陜綏邊區指揮部及其所屬二十二軍和保九團，東面則是滔滔黃河，與晉綏解放區隔岸相望。當時的陜甘寧邊區有22個縣的建制，150萬人口，兩萬多軍隊。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形勢非常嚴峻。

 習仲勛是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對邊區及其周邊的情況了如指掌。他在分析形勢的時候指出：敵人的力量和裝備都比我們強，但是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特別是我們有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揮，我們是能夠打敗敵人的。為了保證自衛戰爭的勝利，我們必須發動群眾，做好戰備工作，同時要根據中央最近的指示，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特別要加強對國民黨部隊的策反工作。他進一步著重就如何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統戰策反工作作了具體細致的分析。他說：從周邊形勢來看，北線是敵人的薄弱環節，那里駐扎的是國民黨的二十二軍和保安團，都是國民黨的“雜牌軍”，與蔣介石和胡宗南有矛盾�！半s牌軍”內部也有矛盾，而且封建意識濃厚，從井岳秀(辛亥革命以后派駐陜北的鎮守使，二十二軍的創始人)到現在的左協中(二十二軍軍長)，一直是以鄉情、親情為紐帶，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和他們有過較好的統戰關系，現在我們要盡可能保持這種關系，并且要沖破他們的封建意識，利用他們和蔣介石、胡宗南的矛盾，對他們進一步做工作，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特別是那些具有愛國思想的官兵，和我們站到一起，反對蔣介石，反對內戰，反對榆林地區的親蔣分子和特務分子。這項工作做好了，對我們粉碎蔣介石、胡宗南的進犯是非常有利的。

 會議經過討論做出決定，由西北局統戰部和綏德地委統戰部具體負責對榆林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抽調關中分區干部師源擔任綏德地委統戰部副部長，協助和加強對榆林國軍的策反活動。會后，習仲勛又派延屬地區專員曹力如和綏德地委副書記劉文蔚北上榆林，與胡希仲取得聯系，了解榆林上層具體情況，特別是第二十二軍副軍長兼陜北保安指揮官胡景通和副指揮官胡景鐸兄弟的動態，以便爭取和策動他們在適當的時候舉行反蔣起義。

 胡景通和胡景鐸是著名愛國將領、舊民主主義革命家胡景翼將軍的胞弟，排行為五、為六，人稱“胡老五”、“胡老六”；胡希仲則是胡景翼的兒子，人稱“胡大少”。胡景鐸和胡希仲年齡相差無幾，他們與習仲勛不僅是富平同鄉，而且曾在立誠學校同學，青年時代在一起參加過革命活動，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后來他們雖然各奔東西，但仍不絕書信往還。胡景鐸和胡希仲兩叔侄思想進步，早有投奔邊區參加革命隊伍的愿望，因為革命工作的需要，黨組織曾指示他們繼續留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國民黨部隊中，借重胡景翼的影響，為抗日進行統戰工作�？谷諔馉巹倮�前夕，他們先后回到了富平，率領部屬和家鄉子弟千余人北上榆(林)橫(山)地區，暫棲國民黨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將軍麾下，胡景鐸受任陜北保安副總指揮，胡希仲受任晉陜綏司令部參議。他們的目的是要投奔陜甘寧邊區，參加革命。他們到達榆橫之后即與習仲勛秘密聯系，希望得到習的支持和幫助，所以習仲勛派遣曹力如和劉文蔚帶著他的親筆信去榆林與胡希仲見面。

  胡希仲向曹力如和劉文蔚報告了榆林國民黨上層動態。他說：八十六師是二十二軍的主要力量，新任師長徐之佳是軍統特務，是蔣介石派來監視鄧寶珊并進行反共活動的主要人物。鄧寶珊將軍目前對國共紛爭抱觀望態度，尚無公開反蔣跡象，而他五叔胡景通是聽命于鄧寶珊的，現在策動他們舉行起義的條件尚不成熟。而胡景鐸則不同，他既已表明了堅決反蔣的態度，又在他的部隊中秘密聯絡了一批進步分子，隨時準備投奔邊區。因此，由胡景鐸發動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請習仲勛速派人去橫山縣波羅堡(陜北保安指揮部駐地)與胡景鐸聯系。

  曹力如和劉文蔚把他們了解的情況向習仲勛作了匯報，習仲勛當即決定把對北線國軍的策反重點放在胡景鐸身上，并派師源去波羅面見胡景鐸。

師源與胡景鐸也是老同學、老朋友。故友相逢，無所不談，雙方很快達成了一致。胡景鐸明確表示，他決心跟共產黨走，他的一切行動聽從習仲勛同志的安排，并請習仲勛同志幫助他早日加入革命隊伍。師源完成使命后即回綏德。

  1946年春，習仲勛親自到綏德聽取了師源波羅之行的詳細匯報。隨后，他又召集綏德地委常委會議，共同研究如何幫助胡景鐸起義的問題。習仲勛在會議上對策動胡景鐸起義的意義和起義準備工作，作了詳細分析與說明。他說：毛主席對我們北線工作非常重視，目標是解放榆橫，為邊區自衛戰爭取得更多的回旋余地�，F在我們統戰工作的重點在波羅，把那里作為策反的突破口。胡景鐸這個人思想比較進步，是可以相信的，我們要繼續做工作，給他提供幫助，爭取他在時機成熟的時候起義過來。這件事情辦好了，可能影響很大，有利于我們徹底解決北線問題。習仲勛指示師源再去波羅與胡景鐸商議，在他的部隊里建立黨的組織，作為起義的核心力量，再從邊區派一批政工干部和軍事干部到他的部隊，為起義做準備。他說，我們的方針是“建黨建軍，準備力量，長期隱蔽，待機而動”。

  1946年整個夏天，按照習仲勛的部署，從綏德到波羅，圍繞著胡景鐸起義展開了頻繁的秘密活動。

 5月間，由習仲勛介紹，經黨中央批準，胡景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胡景鐸的要求，入黨日期定于7月1日。

 接著，中共中央西北局討論了胡景鐸提出的黨員發展名單，批準李振華、姚紹文、張亞雄、許秀歧、李振英、楊漢三、魏茂臣等同志入黨，入黨日期定于8月1日。與此同時，由邊區延屬分區和綏德分區抽調的40多名軍政干部，以各種不會被敵特察覺的方式進入波羅、石灣等陜北保安團駐地，由張亞雄、李振英等地下黨員“合情合理”地安排到各個連隊，秘密進行宣傳和聯絡工作。

 6月底，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向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原、東北、華北、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等各個解放區發動進攻。

 陜甘寧邊區周圍的形勢更加緊張起來。胡宗南在南線加緊調集兵力，把戰車推向邊區門口，同時命令北線的部隊向邊區進攻，企圖對邊區形成南北夾攻的態勢。但當時，胡宗南還有六個師遠在河南和陜南，一時不能到達進攻邊區的前線，因而短時間內還無力對陜甘寧邊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在習仲勛向毛澤東匯報邊區戰備情況和對北線敵軍進行統戰工作情況的時候，毛澤東指示他：抓住時機，進一步加強對北線敵軍的統戰工作，同時集中兵力組織北線戰役，用軍事與政治相結合的辦法解決北線問題，以便集中力量對付胡宗南的進攻，并為邊區自衛戰爭擴大回旋余地。

 習仲勛深刻理解毛澤東的這一重大決策。7月1日，他在延安花石砭召集西北局常委會議，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集中討論了策應胡景鐸起義和組織北線戰役的問題。會上大家一致同意習仲勛同志的分析，即榆橫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力量比較薄弱，但與胡宗南互相配合，南北呼應，是對我后方的嚴重威脅；特別是橫山縣內的石灣、高鎮、武鎮等地，是敵二十二軍和陜北保安指揮部的前哨據點，像插進我邊區的幾把刀子，戰時將直接妨礙我軍在陜北的活動。因此，策應橫山起義，組織北線戰役，消除北線國軍對我的直接威脅，進而為解放整個榆橫地區創造條件，這對于邊區自衛戰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我們對榆橫敵軍的統戰工作已經取得了成效，以胡景鐸為首的進步力量已經表明了堅決反蔣和積極靠攏我黨的態度，在其部隊里已經做了一定的準備工作，組織和發動武裝起義的條件基本成熟，加上我們把接應工作做好，成功的把握很大。但是，整個形勢是敵強我弱，加之榆橫地區的情況十分復雜，我們要對組織起義和接應起義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想得多一些，行動計劃應十分周密。會議經過討論提出了三種行動方案；第一，在解放軍的支援下，力爭橫山起義取得全部勝利，勝利后乘勢奪取榆林，徹底解決北線問題。第二，起義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還不能對榆林組織有效的進攻，就先解放無定河以南地區，使榆林失去西南屏障，待條件許可時再進攻榆林。第三，起義一旦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胡景鐸立即撤出原防，率領他的骨干部隊進入邊區，邊區予以接應。

 會議還做出了兩項相應的決定：一是由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副政委張仲良負責北線戰役的準備，支援和接應橫山起義；一是派西北局統戰部范明處長到綏德，準備去波羅與胡景鐸協商起義的具體計劃。

 8月下旬，習仲勛作為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司令員賀龍去晉綏解放區指揮作戰)，與王世泰、張仲良等軍事領導干部舉行會議，按照花石砭會議精神，討論了北線戰役的部署問題，成立了北線戰役作戰指揮部，由王世泰和張仲良分別擔任正副指揮，負責制訂作戰方案，指揮作戰。

 會后，習仲勛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呈遞了一份有關北線戰役的方針和計劃的書面報告。毛澤東于9月2日批示：“即照所定方針去做�！�

 北線戰役的計劃得到毛澤東批準后，習仲勛立即到綏德檢查戰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并指派范明帶上他的親筆信去波羅會見胡景鐸，傳達黨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并就武裝起義的具體計劃當面商定。

 中秋剛過，胡景鐸在他的家里接待了習仲勛派來的、扮作立誠中學教員的范明。他們素昧平生，但卻一見如故，談話很快切入正題。范明向胡景鐸傳達了黨中央對目前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基本方針，西北局關于發動橫山起義的決定和基本方案。在講到蔣介石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內戰，中國革命還將經歷一段困難的時候，胡景鐸堅決表示：“我們就是要在黨和革命尚有困難的時候參加革命，決不做蔣介石的一黃土；如果在革命形勢順利的情況下參加革命，或者在自己不得已的時候才起義，那還有什么光彩?”胡景鐸明確表示了舉行起義的堅定意志，并完全同意西北局關于橫山起義的方針和方案。
    在第三天的會談中，他們詳細地討論了有關起義的具體問題，其中包括起義的日期，所屬各部起義的地點和干部任職名單，解放軍對起義各部的接應，起義部隊的番號和起義的口號，對反動分子的控制和處理，起義后的“通電”內容，以及雙方聯絡的具體辦法，等等。在共同認識的基礎上，一個詳細的起義實施計劃被他們一起制定出來了。
    因為時間緊迫，范明立刻返回邊區，習仲勛聽取了范明波羅之行的匯報以后，又帶著范明去棗園，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匯報。毛主席聽取了他們的匯報，又看了聯防軍司令部作戰科送來的榆橫敵軍布防圖，然后指示習仲勛和王世泰說：“這個起義可以搞了”，并要求聯防軍司令部集中六個團的兵力，做好起義的接應工作。

  起義的具體計劃擬定之后，胡景鐸立刻分頭通知所部骨干加緊起義前的準備，并嚴格保守機密。但是，國民黨的特務和胡景通的親信們也沒有睡大覺，他們時刻在捕捉一切可疑的跡象，特別是胡景鐸以舉辦軍干班為名，實際上是培養起義骨干的活動，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并向榆林總部作了反映。為此，胡景通立即電召胡景鐸到榆查問。胡景鐸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應付不好將對籌劃已久并且即將付諸實施的武裝起義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經過仔細的考慮和周密的安排之后，他不顧個人的安危，毅然應召赴榆，面見了他五哥——二十二軍副軍長兼陜北保安指揮官胡景通。胡景通非常嚴厲地責問他：“你在波羅都搞了些什么名堂?是不是要斷送我在陜北十幾年的苦心經營?你帶來的那一桿子人是不是別有所圖？你還辦什么軍干班，是何用心?”胡景鐸胸有成竹，從容不迫，他以“整飭軍容，提高士氣，消除各種不良現象”等理由為自己辯白，從而消除了他五哥尚無真憑實據的疑慮。因為預定的起義日期日益迫近，胡景鐸又機智地擺脫了特務頭子徐之佳的糾纏，飛馬離榆，日夜兼程，返回波羅。

  習仲勛密切地注視著榆橫的動靜。在胡景鐸從榆林返回原防的第三天（即10月5日），習仲勛召集王世泰、張仲良、徐立清等北線戰役指揮部領導人開會，決定以接應胡景鐸起義，解放無定河以南地區為基本著眼點，命令所屬解放軍各部立即進入戰斗狀態，并組織民兵3000人配合作戰。
10月11日，國民黨部隊侵占了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蔣介石立即下令召開他一手包辦的偽“國大”，同時命令胡宗南積極準備突襲延安，揚言三個月內消滅共產黨，氣焰非常囂張。
10月13日，由王世泰和張仲良指揮的北線戰役（又稱榆橫戰役）開始了。
    凌晨，戰斗先從榆林與橫山之間的武鎮和鎮川堡打響。新編第四旅旅長張賢約率領所部主力向武鎮發動進攻，延屬分區教導旅旅長羅元發率領所部向鎮川堡發動進攻，一舉殲滅敵軍一個團又兩個營，并繼續向北推進，直逼榆林南大門，使榆林守敵不敢輕舉妄動。與此同時，張仲良率領新四旅、綏德警備旅、新十一旅各一部，包圍了橫山縣城，使國民黨守軍王永清騎兵團陷于困境。
解放軍在東西兩側的軍事行動，為胡景鐸所部的起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胡景鐸一聲令下，陜北保安指揮部及其所屬各部，分別在橫山縣境內的波羅、石灣、高鎮等地同時發動武裝起義。
    在波羅，胡景鐸于12日夜，以在指揮部召集會議的名義，將反動分子的主要人物全部集中軟禁起來。13日清晨，他親自到城外迎接范明率領的接應部隊進城，隨即召集全體官兵大會，正式宣布起義。胡景鐸在大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他說：“蔣介石、胡宗南發動反共內戰不得人心，我們不能給他們當炮灰。我們是三秦健兒，熱血要灑在為正義而戰的疆場上。榆林雖好，還不是我們的天下。我們要北上打榆林，南下打西安，趕走胡宗南，把紅旗插到省城中心的鐘鼓樓上。我們現在是西北民主聯軍，和解放軍是友軍。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要打倒蔣介石，推翻南京政府，解放全中國！”就這樣，未動一刀一槍，波羅起義宣告勝利。駐扎在波羅附近的敵十一旅一個騎兵連，也在連長楊漢三率領下參加了波羅起義隊伍。
    在石灣，保九團團副張亞雄、軍需主任范止英、機槍中隊隊長許秀歧等人，奉胡景鐸之命，于13日凌晨打開城門，把綏德軍分區副政委高郎亭率領的接應部隊迎進城，逮捕了所有企圖抗拒的反動分子，包圍了保九團團部，迫使團長張子亞繳械投降。當天下午，全體官兵集中在大操場，宣布起義成功。石灣這個最靠近陜甘寧邊區的軍事重鎮宣告解放。
在高鎮，保九團副團長秦悅文和大隊長吳鳳德也奉胡景鐸的命令，向全體官兵曉以大義，宣布起義。當高郎亭和張亞雄從石灣趕來接應的時候，高鎮已經舉起了義旗。
    在橫山縣城，被圍困的王永清騎兵團，在波羅起義的影響下，又經胡景鐸做說服工作，也放下武器參加了起義行列。
    至此，橫山起義按預定計劃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國民黨榆林保安指揮部保安九團官兵和二十二軍八十六師新編十一旅，共5000余人，在胡景鐸將軍率領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橫山起義勝利后，起義部隊和解放軍聯合發動了響水戰役，消滅了榆林援軍10個連和響水城內守軍一個營，為北線戰役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北線戰役和橫山起義勝利的直接結果是：陜北12萬人民和一大片土地獲得了解放，產生了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榆橫特區，使邊區北線國民黨軍喪失了25個堅固據點，損失了40多個連的兵力，從而擴大和加強了解放軍的北線陣地，為中共中央轉戰陜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粉碎蔣介石、胡宗南進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起義部隊經過改編和整訓，于12月中旬，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調駐延安。他們所到之處受到邊區各界的熱烈歡迎。特別使胡景鐸等起義官兵終生難忘的是12月24日，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西北局書記習仲勛，以及鄧穎超、康克清、王世泰等同志，親切地接見了胡景鐸等起義部隊的領導干部。毛澤東握著胡景鐸的手說：“景鐸同志，你能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下鄧寶珊的船，上習仲勛的船，你選擇這個道路是很正確的。你們的革命行動給西北的舊軍隊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
    著名的橫山起義，是在黨中央、毛主席決策和指示下，在時任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的精心策劃和指揮下，由時任國民黨陜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官的中共黨員胡景鐸同志組織和發動的一個成功的武裝起義。這個起義發生在包圍陜甘寧邊區的國民黨部隊中，發生在敵強我弱、敵攻我守、蔣介石反動氣焰極其囂張、中國革命形式極為嚴峻的時刻。這個起義和策應起義的北線戰役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來自國民黨陜北駐軍對陜甘寧邊區的威脅，并為我軍轉戰陜北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回旋余地，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和意義。正如朱德總司令所說：胡景鐸將軍在橫山起義，以及其他無數次的同類事件，“形成了一個潮流”。這個潮流已經“成為人民在自衛戰爭中戰勝反動派而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橫山起義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它不僅極大地震懾了敵人，瓦解了敵軍，有效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而且大張了我軍民的志氣，震驚了蔣介石，轟動了全國，成為我軍戰爭史上策反敵軍舉行武裝起義的一個光輝典范。

 注：據《習仲勛生平》《縱橫》雜志等資料整理

         作者姓名：周世久 （橫山政協特邀文史員、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