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橫山五十年

張憲文

1938年農歷12月16日，我出生于陜西省寶雞市眉縣齊鎮一個農民家庭。1951年春考入陜西省農林職業技術學校，先學農作3年，后因國家建設需要改學造林專業3年，1957年7月畢業。分配工作時，我滿懷熱情，響應黨和國家“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號召，志愿申請到最艱苦的地方經受鍛煉，實現綠色夢想。8月初，經組織批準，我與其他12名同級同學，先后長途跋涉，經過山西的柳林，坐小船渡過黃河，7天后才到達橫山。從此，我開始了人生的一個轉折，由以學為主的青年學生步入社會，從事喜愛和選擇的林業事業，一干就是40年，直到1998年60歲退休。

由于熱愛自己的專業，加之長時間已養成“閑不住”的習慣，退休后，仍然從事林園工作。

扎根橫山，實現夢想

我在校6年期間，任5年班長，堅持勤奮學習，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取得好的學業成績。每學年都被評為“三好”學生，受到校方的表揚和獎勵。195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任聯班的團支部委員。1957年畢業考試（系國家考試）榮獲“優等”畢業證書，在當時也算是品學兼優的高材生。1957年畢業前，按照國家規定，學校組織我們畢業班學生，在風沙區的原榆林縣和丘陵溝壑區的米脂縣進行生產實習一個月，親身體驗了兩個不同區域的缺林少草，急需進行林業治理。這就是我志愿申請來這里工作、扎根榆林、實現綠色夢想的原因。

1957年7月23日來到橫山縣林業站報到后，由于我的檔案記載較好，受到組織和領導的器重，把我和同班同學王運先分在縣林站，其他11位同學分在兩個林場和苗圃。

橫山縣是革命老區，又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上世紀五十年代，這里還是一個貧瘠閉塞的農業縣。全縣5300平方公里，計795萬畝土地。無定河以北蘆河以西為風沙區，占全縣總面積三分之一多，這里黃沙連片，草木不生，其余則為丘陵溝壑區，山大溝深，水土流失嚴重。當地氣候惡劣，十年九旱，自然災害頻繁，群眾過著糠菜半年糧的生活。

我到橫山后，適逢縣城由原來的殿市向新縣城搬遷。新縣城建在一片沙灘上，當時有縣委、政府、橫山中學、縣聯社、百貨公司、銀行、郵電局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單位，大部分住在磚石窯洞和平房。其它單位以后陸續搬遷過來，林業站修建在縣政府南邊，只有7孔窯洞和3間會議室，院子全是沙梁，若遇刮風，白天室內還要點煤油燈。

到橫山縣林站工作，一開始參加機關整風反右。9月底，縣林站分配我去距縣城40華里的趙石畔區下鄉搞造林，還要帶動全區其它沙區大隊的林業工作。特別是杜羊圈大隊，它是五十年代榆林地區和橫山縣共同抓的一個綜合治理典型。打壩修梯田等工程治理，由黃委會綏德水土保持試驗站長年派駐5名工程技術人員承擔。生物治理則由當時的陜北防沙造林局（榆林市林業局前身，以下簡稱市林局）牽頭，橫山縣林業站派員實施�？h林站指派我承擔這項工作，這是組織領導對我這個青年“新兵”的信任，也是本人學習和鍛煉的極好機會。市林局秦之明局長是位專家型領導，知識淵博，經驗豐富。他常帶領市林局張書岐等同志前來杜羊圈大隊檢查指導工作，親自安排檸條地的套種糜、谷、豆類、洋芋等試驗研究項目。當時的杜羊圈大隊，九溝十八道峁，土地資源豐富。總面積30.75平方公里計4.6萬畝，耕地5500余畝。31個自然村175戶，943人，發展林業潛力很大。大隊黨支部和支委會帶領群眾在山峁溝洼大種檸條，在五官沙大栽楊（包括河北楊）、柳、沙柳、紫穗槐等，使荒沙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促進了農牧業的發展，成為遠近聞名的先進集體。1958年底，大隊書記杜振貴參加在北京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杜羊圈大隊被授予全國植樹造林先進集體，并領到周恩來總理署名的獎狀。

1959年春，經同志們介紹，我和趙石畔地段醫院工作的榆林籍黃春英認識，并在年底結婚。從此我安家樂業，扎根橫山，渡過漫長人生。

1960年2月，縣上決定讓我去省農林水牧干部學校進修，在半年的進修中，通過政策理論、科技成果、經營管理等新知識的學習，使自身的素質有所提高。干校結業后，我被調到榆林廣播站搞編輯、總編工作。年底，榆橫分縣，我分在橫山縣廣播站并負責全盤工作。我和全站同志抓緊時間，修復柴油發電機，增設廣播線路，擴大廣播宣傳。同時，為縣上主要機關供電照明，結束了縣城無電照明的歷史。

1961年2月，組織調我歸隊到縣林站工作，并在橫山縣機關農場勞動鍛煉一年，以解決困難時期縣級機關干部職工口糧不足問題。1972年調新成立的林業局工作。由于對黨負責，工作認真，1976年6月10日被批準為中共正式黨員。1979年1月縣上調我任殿市林業分站站長。全站7人，負責殿市、韓岔、五龍山公社林業工作。在此期間，殿市公社領導重視，春季開展大面積、高標準的反坡梯田整地造林，社隊林場采取育苗和聯防護林等措施，成績顯著�？h委、縣革委會決定：全縣林業工作會議和造林育苗現場會議在殿市召開，分管林業工作的縣革委會副主任折宏禮參加并主持了會議。這是建國以來橫山縣每年一次的林業工作會議首次搬到基層召開。殿市公社、殿市林站、殿市大隊和我個人在大會上匯報工作，介紹經驗，受到表彰獎勵。

從1979年10月開始我先后在雷龍灣林場、縣林業局、城關林業分站任職，特別是在城關林業分站任職時，承擔著城關鎮、波羅鎮、雷龍灣鄉的林業工作，是全縣林業工作六大重點鄉（鎮）中的三個鄉鎮。每年承擔全縣三分之一的造林任務，同時，還承擔著縣城街道和機關單位綠化美化工作與管護任務。16年來，我親臨第一線和全站同志協助鄉鎮采取集團承包等方式，組織群眾從事集中連片造林和管護，每年都能保質保量地完成造林任務，受到地、縣黨和政府的表揚和獎勵。

堅持蹲點　求真務實

1964年春，縣林站委派我去波羅公社沙河大隊業務行政蹲點。這一年，在縣、社的安排和支持下，在搞好生產救災等行政工作的同時，自力更生創辦全縣第一個大隊林場。我們以場員為骨干，帶動群眾育苗、造林、撫育管理。首先解決了集體造林種苗不足的問題，加快了林業生產的發展。沙河大隊辦林場的經驗，經過地、縣調查總結，在全縣宣傳推廣，其后社隊林場如雨后春筍般地大辦起來，推動了全縣治沙、治山造林的快速發展。

1965年春，縣委分配我到塔灣公社的蘆溝大隊蹲點。年初，根據需要，抽調15人辦起大隊林場，搶抓時間，從事育苗、造林和撫育。之后，我們組織了30人的農田基建專業隊，先在中崖窯筑起一座攔洪壩，接著又在古溝、下榆地溝兩地長年流水溝里建起蓄水壩。壩筑成后，提高水位，開挖水渠，引水拉沙，平整水地250畝。古溝蓄水壩在蘆河川畔，有400多畝川地是鹽堿地。我們開挖水渠，把溝口兩邊川畔積沙通過引水拉沙，壓住了鹽堿，使400多畝鹽堿灘變成自流灌溉的農耕地，另擴展水地150畝。同時，取得公社領導的同意和支持后，我去榆林魚種場買回魚苗2萬尾（其中一萬尾為支持贈送），投放到蓄水壩中，開創了我縣庫壩淡水養魚的先例。其后有水的庫壩先后開始養魚，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一年，我們還組織群眾集體養蜂、個戶增量養豬養雞、沙質地試種花生、下濕溝灘栽蘆葦、向陽坡地建果園。建立檸條播種基地，并動員群眾間種糜、谷、豆類和洋芋，大災之年增收了糧食。同時，全大隊采售檸條籽3.3萬斤，在增加收益的同時，國家還獎售玉米3.3萬斤，使群眾平穩渡過大災之年。這年，蘆溝大隊農林牧副得到全面快速發展，在全縣榜上無名的大隊，一年躍居全縣第四名。大隊書記王永貴同志出席了縣、地、省先進代表會議，受到表彰獎勵。我作為蹲點干部，也在縣委召開的抗旱救災工作會議上，介紹經驗，受到表揚和獎勵。

1972年，我和袁福柱、趙甫章兩位老同志在趙石畔公社杜羊圈大隊蹲點。我們經過調研，加高杜羊圈蓄水壩，又在程家溝筑成一座中型蓄水壩，使下游200余畝野人溝壩地變成旱澇保濕的自流灌溉水地，并在兩處蓄水壩內投放魚苗。同時，還在杜羊圈和善馬塌兩處建立高抽站，新增抽灌水地105畝。為了更好地治沙造林，我們及時地辦起大隊林場，長年固定15人，帶動群眾造林1727畝，新建果園408畝，桑園240畝，育苗33畝。1973年糧食總產創歷史最高水平達752040斤，為1972年的348%，取得農林牧協調發展，受到省、地、縣表彰獎勵。當年國慶節，大隊書記張澤義同志在北京參加會議，并登上天安門觀禮臺。

刻苦學習　充實提高

邊干邊學，不斷“充電”，活到老，學到老，這是我的人生信條。在工作中，我認真學習新知識，拓展知識面，使自己不斷充實提高，為人民服好務。

1980年2月，我在榆林地區林業局主辦的林業試驗研究班參加學習；1985年5月，在榆林行署主辦的科技管理和專利學習班學習；1986年11月，在榆林地區科委主辦的“應用數學”學習班學習。在工作期間，我不斷地學習、實踐，業務長進很快，可獨當一面。1981年11月5日，橫山縣科委批準我為林業助理工程師,1983年9月30日，榆林地區職改領導小組批準我為林業工程師,1997年3月14日，陜西省人事廳批準我為林業高級工程師。

我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組織上卻給了很高的榮譽。1983年8月1日，被接收為榆林地區林學會、沙漠學會會員，并選任橫山縣沙漠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兼秘書長。1984年4月13日，獲陜西省綠化委員會頒發的“綠化老職工榮譽證書”和獎章；6月，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林業部頒發的林業科技推廣者“勁松獎”證書和獎章,1984年春，參加橫山縣農業資源調查與規劃，在綜合組工作，翌年1月30日，我與安景涵（主筆）、張智房合寫的《橫山縣綜合農業區劃報告》參加省評，獲優秀成果三等獎。1984年12月，我撰寫的《橫山北部毛烏素沙地立地條件和林業區劃治理》論文，參加榆林地區首屆優秀論文評獎獲三等獎，并載入橫山縣林業優秀論文第一集。1994年7月，獲榆林行政公署頒發“建設榆林”榮譽證書。

退而不休　奉獻余熱

1998年8月退休后，按照常規應該休息，保養好身體，安享天倫之樂，但是長期以來，我已經養成“閑不住”的習慣。于是，對自己一生選擇的林業事業，仍愛不釋手，便下定決心，利用退休后的大好機會，自由安排時間，繼續作自己喜愛的事情。首先在城關苗圃租了一畝地，從楊陵、榆林等地選擇買回葡萄、銀杏、秦王桃、凱特杏等15個新品種，進行引種試驗和無核白葡萄制干試驗，取得成功后就地推廣。1999年底受靖邊縣北牧公司王治華經理邀請，同馬三彪、謝克詩、白思成等6人自籌資金12萬元，在靖邊縣楊橋畔北牧公司租上好水地59畝，從楊陵、榆林等地引進戶太8號、美國紅提黑提葡萄、梨棗、俊棗、銀杏、國槐等13個新品種，進行引種育苗和栽植，并兼任北牧公司等5個單位的技術顧局。

早在1991年10月，我受榆靖高速公路建設管理處招聘，在榆靖高速公路綠化四標任監理總工。綠化四標全長20公里，是最長的標段。1992年賈治邦省長視察時就在四標段召開現場會。1993年底竣工驗收時綠化四標省評二等獎。1994年任榆靖高速公路橫山服務區綠化美化監理總工；1996年由榆林聘任中石化華北分公司總部綠化總工；1999年在榆林開發區景園新世紀任綠化置景甲、乙雙方監理總工。

1994年8月，日本專家參與榆林黃土高原國際民間綠色文化網絡第一屆年會，我參加了此會，并選任理事，負責橫山協會兩個社區、55個重點寺廟的綠化美化義務植樹工作。從此，每年春、秋兩季由榆林網絡和橫山縣林業局提供種苗，從規劃設計、調苗栽植到檢查驗收管護，自己都要親自參加。2011年春季，我除承擔橫山網絡12個重點寺廟的驗苗調苗外，還親自完成永興寺臥龍廣場綠化美化的規劃設計、栽植管理和山上200畝地的側柏造林任務。今年春季，我又先后在永興寺、興隆寺、石佛寺等三寺廟搞規劃，并栽上了樹。網絡工作沒有報酬，只盡義務，網絡綠化還要繼續，不斷擴大。我將做到：生命不息，奉獻不止,無怨無悔，愿把自己的一生奉獻陜西大地。

 

獻身科技展宏圖

雷　聲

陳善好，1935年11月出生于陜西省安康市漢陰縣城關鎮。1952年5月參加工作，1953年6月組織派他到陜西省林業干部訓練班學習一年（經過考試被選錄上）。畢業時響應黨的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來到橫山縣林站工作。

當時的橫山條件比較差，境內沒有一條公路，都靠步行、驢馱、人背。1954年農歷正月下旬，站上派陳善好去橫山縣趙石畔區海則溝鄉幫助工作和搞植樹造林。從波羅（當時縣林站駐在波羅）出發，背上背包，上山下坡步行了60多里路到了城關區政府（駐在舊縣城的南關，即今柴興梁村。當時橫山縣政府駐在殿市鎮），住了一宿。第二天又走了50多里路才到了趙石畔林站。林站就在很簡陋的3間土房子里，一盤大土炕就是辦公、吃飯、住宿的地方。第三天，他繼續行程，趕往距離趙石畔林業站有二、三十里路遠的海則溝鄉去，頭兩天三人結伴而行，說說笑笑也不覺得累，今天只剩下陳善好孤單一人，路上看不見行人，聽說這里經常有野狼出沒，有時狼跑到老鄉的羊圈里去叼羊，還傷人。他心里很害怕，手里拿著一根木棍，鼓起勇氣往前走。三天來，從無定河畔走到蘆河岸邊，一眼望去都是冰天雪地，河面已被厚厚的冰層覆蓋著，讓他第一次欣賞到了美麗的北國風光。走到楊小川時，河邊的小路被崖畔擋住了，沒辦法，他只好脫了鞋襪赤腳過河，河面的冰層上有7-8寸深的印水。正月的河水寒冷刺骨，一腳踏下去，冰層破了，陳善好的腿腳被冰塊扎破流血了。過了河他坐在沙地上把傷口做了簡單的處理，就繼續趕路。到了鄉政府已是黃昏了。鄉政府駐在溝畔上的兩孔土窯洞里，鄉上只有指導員、鄉長、文書3個干部，他們的工作、生活都很艱苦。鄉上正忙著開干部會。指導員胡潤山把陳善好安排在鄉政府的鄰居、行政村主任李生興的家里。李主任是一位土地革命時期的老黨員、老干部。他們夫婦熱情接待了他。

鄉政府很重視植樹造林工作，在“兩干”會上作了具體安排。到了植樹造林的那天，家家戶戶都趕上牲畜，馱著柳樹栽子，有些婦女像走親戚一樣騎著毛驢、騾子來到全鄉集中植樹造林的窯灣沙上。造林工地像趕集會那樣熱鬧，有一百幾十人。陳善好和行政村主任一邊點驗柳樹栽子（國家付給種苗費），一邊安排到各個沙灣里植樹。造完林后還要在沙梁的迎風面搭上帶狀或網狀的障蔽（國家付給柴草費和工錢），以阻緩沙丘的移動，這樣植樹造林的成活才有保證。群眾植樹造林的熱情很高，經過幾天的風吹日曬，這片上千畝的沙漠第一次栽上了樹。就這樣，陳善好在海則溝鄉、愛家窯則鄉（即今塔灣鎮）一干就是幾年，把西溝沙、榆地溝沙、瓦窯溝沙、閆渠沙等幾片沙漠都栽上了樹，以后陸續成了林。

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鞏固農業合作化的成果，1957年6月縣委從縣級機關抽調了大批干部下鄉駐社。陳善好被分配到石灣區王家梁鄉（即今雙城鄉）安渠村駐社（即當時的安渠農業社），這也是在南部丘陵溝壑地區開展植樹造林的好時機，陳善好在安渠搞了百畝林糧間作試點獲得了成功。1958年元月在榆林農業先進集體、先進個人代表會上受到了中共榆林地委、專員公署的表彰獎勵。在山地上又種糧又植樹，林糧間作，這個經驗在南部丘陵地區得到了推廣。

1958年冬，組織上調陳善好到石灣公社（當時包括石灣、雙城、魏家樓三個鄉鎮）當文書、黨委秘書。石灣是一個大公社，有一萬七千多人口，工作很忙，每天晚上辦公都要到十一點鐘。有一次縣委召開電話會議，傳達中央一個重要文件，陳善好一手拿著電話耳機聽，一手拿著鋼筆做記錄，點著一盞煤油燈，從晚上十點開到第二天早上七點才結束，整整開了一個通宵。石灣公社黨委一班人，真抓實干，積極負責，一心撲在農業生產上。在大理河川兩岸建起二十多個“百畝”、“千畝”、“萬畝”豐產田，集中連片，科學種田，糧食生產連年獲得豐收，每年都超額完成了縣上下達的糧食征購任務，農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和提高，順利渡過了三年自然災害的暫時困難時期。幾年的鄉鎮工作，磨練了陳善好的革命意志。在基層工作時，他曾為《榆林報》、《陜西日報》寫過120多篇新聞報道，反映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的精神風貌和發展農林牧業、興修農田水利的好人好事，百分之八十的稿件付諸見報。他還被《榆林報》社聘為特約記者。由于陳善好工作突出，1959年11月被縣委、縣人委授予“模范工作者”稱號，獎勵工資一級。1962年7月組織調陳善好到縣委宣傳部工作。這段時間，他參與組織縣級機關干部職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學習，進行“反修”教育，分階段學習，組織考試，公布個人考試成績。經過兩、三年的學習，干部職工的政治理論、文化知識、思想道德整體素質都有極大的提高，涌現出許多好人好事和先進模范人物。1965年，風向突然變了，因為家庭成分（地主成分）的牽連，把陳善好調離宣傳部到農林局工作。當時他的心情很沉重，想這一生的政治生涯算是劃上句號了。有幾位熱心的領導找他談話，安慰他、鼓勵他、教育他繼續為黨好好工作。宣傳部部長還組織宣傳、文化教育等單位領導開了個歡送他的座談會。會上大家對陳善好評價很好，表示了依依不舍的友好情誼。事后有人諷刺地說，宣傳部在縣委背后踢了一腳。雖然離開了宣傳部，但縣委領導還很關心陳善好，有時還叫陳善好以縣委常委、農林局長的名義列席縣委常委會，弄的他很不好意思，縣上有些重要的材料仍派他去寫。幾年間，陳善好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總結了杜羊圈、蘆溝、紅石峁、石窯溝、石碧則等村搞農田基本建設的典型經驗，有兩篇文章被選入《榆林治山治水先進典型》一書中。

“文革”中，陳善好受到了很大沖擊，因他出身不好，那幾位關心過他的領導也受到牽連，給戴上“走地主路線”的帽子，遭到“批斗”，有的還遭到“毒打”，身體上受到一定的摧殘，想到這些他心里難受極了。從1962年到1979年，陳善好先后在宣傳部、農林局、縣革委會生產組、農工部、農辦工作，十八年中，曾為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在縣委擴大會、工作會、三干會和其他各種會議上寫的工作報告、講話稿有一百五十多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縣委領導把陳善好提拔到領導崗位，要他擔當更多的責任。他先后在林業局、農業局、科委（即今科技局）供職。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央提出在東北、華北、西北建設一條防風防沙林帶的“綠色長城”，途徑橫山境內100多公里。陳善好參加了從立項、規劃、設計、施工的全過程。在西北部風沙區展開了大規模植樹造林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這是歷史上一項阻滯風沙南移、造福子孫后代的宏偉工程，國家投入了很大的財力，橫山人民和林業科技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作出了極大的努力。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林地面積已初具規模，生態效益顯著。1984年6月林業部授予陳善好一枚“推廣林業科技先進工作者”的榮譽獎章。

在開展科技創新、推廣應用科技新成果、新技術上，陳善好充分發揮了一個科技人員的聰明才智。他積極協助高級農藝師、縣農技站站長梁興民同志工作，承擔了大明綠豆項目的引種、試驗、推廣工作。集中連片、地膜覆蓋種植也獲得成功，逐年擴大規模種植，總面積達到三十多萬畝。大明綠豆在1985年“廣交會”上獲得好評，創出了“橫山大明綠豆”品牌，成為橫山的一個拳頭產品，每年創匯幾千萬元。橫山的科技事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縣科委被評為全省先進單位，1992年6月受到陜西省人民政府的表彰獎勵。

橫山人杰地靈，山川秀美，特產豐富。大開發、大建設正逐步改變著貧窮落后的面貌，使橫山向著富裕、綠色、幸福的社會主義大道邁進。特殊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環境造就了橫山人淳樸、善良、熱情、豪爽的本性。無論窮與富，橫山人不排外，不欺生、不怕官、不笑貧，胸襟博大、心懷廣闊。這是陳善好在橫山工作、生活、居住了五十八年的深刻體會。從他踏上這塊土地那天起，就把根扎在了橫山，娶妻生子，現在兒孫滿堂，過著充實、幸福的生活。

 

情系陜北   扎根黃土

李宏世

我是陜西省漢中市寧強縣人，一九五五年畢業于漢中農校獸醫專業，同年七月分配到原綏德專區畜牧獸醫中心站。先后在綏德縣畜牧獸醫站、縣農委、縣農業學大寨辦公室、縣委農工部、縣農牧局和縣畜牧局等單位工作。一九七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八四年任綏德縣農牧局副局長，一九八八年改任綏德縣畜牧局局長。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那個年代年青人都有一顆火熱的心，懷著雄心壯志和為人民干一番事業的理想。在畢業分配動員會上，我當時作為班團支部組織委員，帶頭向黨表決心，“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老少邊區去”，用所學專業技術實現自己的抱負。后來如愿以償，離別了可愛的故土和生育我的雙親，帶領四名同學，跋涉兩千多里，歷時十二天（途中下雨），到達目的地——綏德。一看，不是想象中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牧區風光，而是“山是禿山頭，溝里渾水流，自然災害多，農年難豐收”的狀況。面對氣候干燥，一日兩三頓的雜糧，我也有過感慨。但又捫心自問，我來干啥來了？是享福來了還是干事業來了？當初的一腔熱血哪去了？陜北雖艱苦，更需要我們去創業改變面貌，在白紙上能更好地書寫我的人生。面對現實，首先思想不能退縮。在農村與鄉親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時，在炕頭上與農民促膝交談中，我親身感到了綏德農民那憨厚樸實、待人熱情厚道的優秀品質。這里的本地干部不但不排外，而且處處關懷外地干部，大環境使我感到溫暖，很快溶入到干群之中，使我堅定了“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鄉”的信念決心，在這塊土地上扎下根，貢獻終生。生活艱苦是暫時的，條件差正需要我們、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去改變。此后，我始終以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工作上兢兢業業，事業上不追求名利，生活中樸樸實實，同志間以誠相待，以實際行動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艱苦的環境磨煉了我的思想意志，提高了為人處事的道德品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成了我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

盡職盡責　發揮專長

在崗四十二年，我先后在七個部門工作，每到一個單位，都抱著一顆真誠的心，任務再重也不推托，常夜以繼日地工作，干一行、愛一行，干出個樣子，讓領導放心。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在農業生產責任制轉型的關鍵時刻，經常深入農村搞調研，多次撰寫工作報告、動員報告，為領導指導全縣農業生產出謀獻策。曾被評為“模范黨員”、“先進工作者”。一九八六年在田家岔鄉田家岔村蹲點期間，動員村民搞農田基建運動時，多次開會總是行動不起來，通過走訪農民，了解到是前幾年農田基建款未如期兌現，村民怕再受騙不愿出工。找到原因后，我即時回城，取出自己積蓄并向親朋好友借到了兩萬多元錢回村。與村干部研究后采取當天驗收當天付現金的辦法，農田基建運動迅速掀起，真是熱火朝天。村民起早貪黑上工，提前超額完成鄉上分配的任務，公家滿意村民高興，縣、鄉都在該村召開了現場會。蹲點一年回縣城時，鄉、村干部及村民依依不舍。

我是學獸醫的，在地、縣畜牧獸醫站工作期間，干過十多年門診工作，除了向老同志學習外，在實際診療中，把學習、思考、實踐結合起來，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記憶，根據不同病情，采用正方、驗方、偏方及針炙等辦法提高治愈率，盡量減輕農民負擔。時刻注重醫德，把畜主當兄弟，把牲畜當己有，急群眾之所急，病畜隨到隨診，出診隨叫隨到，從不擺架子拖時間耽誤病情。一九六五年秋季，吉鎮公社獸醫站站長丁亮云同志打來電話說：“前鄭家溝生產隊一頭母驢難產危急，要求緊急協處”。我立即準備好藥械，推自行車出站時，天空已烏云密布，走到四十里鋪時已開始落雨點，一路雨點越來越大，正上主天山時，雷聲隆隆，大雨飄潑，泥濘的土路，單人行走也顯困難，何況身背藥箱又推車上山，只能用盡全力一步一步上山，半步半步下坡，天將黑時終于行程80里路到了目的地。走進隊窯全身衣服鞋襪已經濕透，說話牙打顫，發音不連貫，但我顧不上休息，診斷清病情后，馬上動手術，取出了死駒，保證了母畜安全，在場村干部和農民無不感動，贊不絕口。自己雖受了一點勞累，但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為集體減輕了損失，自己的身體苦換來農民心里甜，這是我的本職工作，也是一個公仆應該做的事。我深刻體會到，為群眾每辦一件實事，群眾就會對黨增加一份感情，為群眾解決一個難題，群眾就會對黨增加一份信任。

在農牧局工作時分管畜牧工作，在畜牧局工作期間，作為部門的領導，又是內行的我，更是有條件常抓不懈，在自己任內畜牧獸醫工作有了長足進步，省、地多次檢查綏德縣的畜牧獸醫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在各級黨政的正確領導與支持下，我和我的同事共同努力，經過多年工作，為全縣畜牧獸醫工作搞了三個體系建設：

第一、建立家畜家禽良種繁育體系。縣上建立了種豬場，分片建立了佳米驢、秦川牛及種馬配種站。先后從西安奶牛場、山西種牛場、關中等地引進了荷蘭奶牛、秦川牛；從省種豬場、黑龍江等地引進了巴克夏、蘇白、約克、長白、杜洛克良種豬；從新疆引進細毛羊；從山東、寧夏引進白絨山羊、小尾寒羊；從西安、山西引進萊航、羅斯、白洛克、羅曼等良種雞。這些優良品種的引進改良，對提高全縣畜禽品質和產量起著重要作用。隨著各種專業戶的興起，豬、羊、雞的品種改良更是遍布農村�；\養雞是現代養雞的一項先進技術，一九八六年我們請來專家辦學習班，培訓技術干部和專業養殖戶，又派干部出去考察學習舍飼牧業，優質、高產、高效生產新模式及籠養雞經驗。此項養雞技術，專業戶已全面掌握并迅速普及，成為綏德縣養雞大發展的轉折點，全縣籠養雞已達到40多萬只。牛、豬、羊、雞實現或基本實現良種化。

第二，建立健全畜疫防治體系。疫病防治工作要有機構來管，要有人來抓才能得到系統的防治。為此，我和我的同事，通過多年的爭取、協調建立并完善了鄉（鎮）畜牧獸醫站。又通過辦獸醫員、防疫員培訓班，配備了鄉（鎮）站獸醫員及村級防疫點的防疫員，使人員相對固定，責任落到實處，畜禽疫病防治步入正軌，做到統一部署、統一行動、統一考核。在防疫工作實施上，采取了三結合的方法：即全面防和重點防結合、一般防和特殊防結合、平時防和搞春秋季運動結合。歷年的防疫密度都在90%以上，保障了畜禽安全，沒有重大疫情發生。一九九0年在縣財政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我不怕磨嘴，不怕跑腿，向領導反映基層獸醫人員的困難，終于得到縣領導及有關部門的支持，將基層獸醫站人員生活予以補助并從此列入財政預算。使他們生活穩定，再無后顧之憂，從而全身心地投入本職工作。

第三，抓住飼料基地建設。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飼草充足與否是發展畜牧業的基礎。在各級黨政的重視和支持下，我們抓了以紫花苜蓿和草木樨為主的飼草生產。通過培養種草典型鄉、村和召開現場會的辦法，擴大“山區要致富種草抓畜牧”的影響，以定仙墕鄉為重點，開展“一人種一畝草”活動。全縣種草面積最高達26萬多畝。結合退耕還林（草）政策的落實，種草養畜的熱情在農村廣泛興起。飼草多了，養羊、豬、雞、牛、兔專業戶應運而生，畜牧業的產值在農業生產的比重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的16%提高到35%。

回顧在陜北生活的三萬多個日日夜夜，是黨的正確領導、廣大干部的齊心努力以及老區人民的勤奮勞作，使綏德城鄉面貌煥然一新，各項事業突飛猛進地發展，人民生活日漸富裕。我作為征途中的一員，感到無比欣慰。是黨的召喚使我走進了陜北，是我的決心使我扎根黃土，溶入了這個溫暖的大家庭。黨和人民賦予了我光榮的使命，我應該為使命而奮斗、而獻身。

 

我在綏德工作的十六年

周解圍

我叫周解圍，男，陜西省咸陽市雙照鎮人，1939年7月出生。1956年從咸陽市第二中學畢業，考入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原西北醫學院）醫療系五年制本科，1961年9月畢業，分配到綏德縣醫院外科工作。

綏德縣為革命老區，自然條件差，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之際，群眾生活十分艱苦。但從縣醫院的條件看，在榆林地區還算較好的醫院。當時在毛主席：“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下，全國各高等學校都把眾多的優秀畢業生，分配到農村，特別是革命老區工作。

在縣衛生行政部門及醫院黨政領導的重視下，縣醫院逐漸完善了醫院管理體系和操作規程。包括病歷書寫、處方規范，均按照當時省衛生廳的要求逐步完善。綏德縣醫院外科團隊包括宋士鐸、郝豐厚、霍錦明、慕世成等同志，我們精誠團結、密切合作，到1963年之后，綏德縣醫院的外科團隊已進入鼎盛時期。由于我當時年富力強、勤奮好學，刻苦鉆研業務，在醫療實踐過程中，逐漸成長為一名獲得廣大患者認可的外科骨干。從1961年到1978年在綏德縣工作的16年中，作為一名普通的外科醫師，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在上級領導及外科團隊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從易到難，從小到大，做了上千例手術，見證了綏德縣外科、婦產科的發展。我初到縣醫院時婦產科和外科是一個科室，外科醫師也要參與婦產科手術。因基層衛生院及地段醫院條件較差，做不了手術，城里只有縣醫院一家醫院，所以縣醫院手術很多，有時12小時內要做8例腸梗阻手術，工作十分辛苦。當時山區交通條件差，外傷病人較多，外傷性顱腦損傷、肝脾破裂、骨折等均為常見病和多發病，由于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使綏德縣醫院外科逐漸發展壯大，成為縣醫院的優勢科室。當時榆林地區確定綏德縣醫院為南六縣的會診指導醫院。我也多次到吳堡、子洲縣醫院和地段醫院會診、指導和參與手術。隨著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從60年代初，我們在外地專家的指導下開始了下腹部手術，如胃癌的胃大部分切除、胃腸吻合術、膽囊切除術、脾功能亢進的脾切除術等。骨科開展了小兒麻痹后遺癥三關節固定跟腱延長術、股骨頭骨折、切開復位髓內針固定術等。婦產科開展了子宮切除術等較大的手術。上世紀70年代初，寶雞“二康”醫院搬遷至綏德后，縣醫院依靠“二康”（后改榆林地區中心醫院、榆林市第一醫院）的協助指導，外科的手術水平有了更進一步的提高。為以后綏德縣醫院外科事業的發展及人才的培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衛生工作始終是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計劃生育工作已作為我國的重大國策。作為一名普通外科醫師，我幾乎每年都要參加計劃生育手術工作隊和農村衛生工作隊，走遍了綏德縣23個鄉鎮，做了上千例計劃生育手術。在參加農村衛生工作隊期間，始終把解除廣大群眾的疾苦，作為自己應盡的責任。在縣醫院舉辦的到永坪農場蹲點的一年期間，除了參加勞動外，經常出診為當地群眾上門看病，得到了當地政府和群眾的好評。在當時衛生局委派到棗林坪地段醫院蹲點的一年多時間里，和該院院長常興滿、縣醫院郭樹枝同志克服困難，自己動手建設醫院，購置設備、成立手術室，并開展了多例手術，當時的業務范圍，已輻射到河底及定仙墕等鄉鎮。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跑遍了三個鄉鎮幾乎所有的村莊，得到了當地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好評。一次正值黃河發大水，棗林坪黃河對岸的山西省石樓縣貧困山區一產婦難產，家屬慕名駕小船請求出診。我和縣醫院護士郭樹枝同志，冒著生命危險去出診，使產婦平安生產。在當地又為一名急性乳腺炎的產婦做了切開引流手術，受到群眾的稱贊。為當地群眾治療大小疾病六、七天后，才西渡黃河回到棗林坪。

在省衛生廳派醫療隊赴綏德縣巡回醫療期間，縣醫院派我和省醫療隊一起下鄉巡回醫療。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我們克服各種困難，分別在棗林坪、崔家灣、義合、吉鎮、四十里鋪等鄉鎮開展了外科、婦產科多例手術。為基層醫療單位后來婦外科工作的開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三、在綏德衛校教師不足期間兼做綏德衛校外科教學工作。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原西安醫學院）在綏德開門辦學期間，我作為醫學院外聘教師，給該校工農兵學員帶普外課程。在縣衛生局的組織下，在義合地段醫院舉辦了綏德縣第一期外科醫師培訓班。我和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蔡澄教授結合理論與實踐教學，使該班有四名外科醫師以后成為綏德縣基層外科的骨干，為在綏德縣各地段醫院開展外科手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70年代，綏德縣衛生局對農村基層衛生工作十分重視。1977年5月份，市衛生局調我去“赤腳醫生大學”任教，當時學校由馬宏雄、李生祥同志負責。在該校工作的一年里，領導、教師、全體同學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團結奮斗，保證了教學質量，為綏德縣最基層的農村培養了一批合格的村醫隊伍。同學們以及縣衛生部門的領導對“赤腳醫生大學”的辦學，給予了很好的評價。

在綏德縣工作的十六年，雖然我也遭遇過挫折、艱辛和痛苦，特別是在“文革”中受劫難，但也深深地感受到老區人民民風淳樸、忠厚善良。作為一個普通的外科醫師，只要你解除了他們的病痛，他們就會給你正確的評價，使你感受到自信、尊嚴和成就感。由于在綏德的工作與鍛煉，造就了自己艱苦奮斗、不怕困難，努力鉆研業務的思想和作風，為我調回咸陽后，為黨和人民更好地工作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1978年以后，我調到咸陽市第二人民醫院工作，當時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已得到全面落實。1979年到1980年，我在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進修了一年神經外科。1981年，在咸陽市率先開展了神經外科手術，1982年擔任外科主任，并在咸陽第一個成立了神經外科�？漆t院。1984年以后，我擔任咸陽第二人民醫院院長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85年地改市后，醫院升級，我繼續擔任咸陽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黨委書記兼院長。1992年晉升為外科主任醫師，并被聘為西安交大醫學院外科教授。

由于自己在業務方面的努力，并抓住了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機遇，使自己在學術上和醫院管理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學術方面發表了論文30余篇，開展的業務三次獲咸陽市科技進步獎。參與編寫了1999年11月出版的“中國醫院院長手冊”，并擔任副主編。該書共180萬字，由衛生部牽頭全國50余名專家編寫，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醫院管理的典范手冊。

90年代初咸陽市二院從北京購進的二代CT機運行一年后，醫院決定購置一臺四代新CT機。當時咸陽市各縣級醫院都還沒有CT設備。咸陽市幾家縣醫院前來聯系準備以半價，即40萬元購置我院二代CT機。出于對綏德的感激之情，我提出將二代CT機以合作的方法安裝到我曾經工作過的革命老區綏德縣，醫院領導班子研究后認為可行。我和綏德縣醫院當時院長馬占同志聯系后，馬院長即來咸考察。在綏德縣衛生局的支持下，很快簽訂合作協議，由綏德縣醫院提供安裝條件，咸陽市二院負責人員培訓，安裝調試，并定期派操作員去綏德指導操作。在兩院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該儀器很快在綏德縣醫院運行，獲得了當地領導和群眾的好評。三年合作期咸陽二院多次派人去綏德協助工作，雖然僅得7萬元分成。但全院職工無怨無悔，為能對綏德老區盡一份醫療支援的義務而感到無比欣慰。

我在咸陽市二院工作期間，有多個綏德縣的干部和群眾前來就醫，我都精心安排，有些老鄉在我院做檢查之后因手術需要轉院的，我就親自聯系到交大醫學院一附院及四軍大西京醫院就醫。在咸陽工作的綏德老鄉很多，他們常常以綏德鄉黨的身份找我看病，我都熱情的給予安排，時間長了一些綏德鄉黨給我捎來紅棗、綠豆、粉條等土特產，把我當成了真正的綏德人。

回顧在綏德縣工作的16年和咸陽工作的20余年中個人的進步和成長，無不滲透著兩地黨政領導的培養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我始終把綏德縣看成我的第二故鄉，也忘不了在綏德工作、生活了16年的那些往事。

 

畜牧戰線的楷模楊世成

楊世成供稿　田慶珍整理

在綏德城鄉提起縣畜牧站原書記、站長、高級獸醫師楊世成的名字，都夸他是踏踏實實工作、清清白白做人的好領導、好同志。他熱愛本職工作，孜孜追求業務知識，碩果累累。遠離家鄉漢中市南鄭縣近六十載，終身奮戰在陜北，可謂畜牧戰線上的楷模。

執著的追求

“人生最可貴的精神，就是對黨和人民分配給你的事業，能矢志不渝地干出名堂”，世成同志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他1964年7月畢業于漢中農校，同年8月由省農林廳分配到綏德專區畜牧獸醫中心站工作。初到陜北，氣候不適應，生活不習慣，但他仍談笑風生，從不叫苦叫累。有些好心人勸他說：“干畜牧工作早出晚歸，風塵仆仆，不是防疫就是治病，整天和牲畜家禽打交道，沒出息，不如干兩三年早點改行算了！”他總是婉言相謝說：“不管有出息，沒出息，我學的是獸醫專業，如果在畜牧戰線上干不出一番事業，那改行才是真正的沒出息。我干畜牧事業的追求和志向永遠不會改變！”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世成同志即將到了退休的年齡，有人又一再勸他：干脆向組織申請調回漢中故鄉，安度晚年。他卻說：“綏德是紅色的土地、貧瘠的土地，也是充滿希望的土地。我在這塊熱土上一輩子沒有調換過工作單位，終身干的是畜牧事業，與這里的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我愿在有生之年，繼續干好這項有益于人民的事業�！�

光輝的業績

細微之處見精神，平平凡凡才是真。世成同志在這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整整干了57個春秋，歷史永遠不會忘記他給綏德人民留下的光輝業績。

他在擔任業務站長期間，于1956年至1962年先后6、7年獨立主持門診，治療牲畜各種疾病。1957年至1979年先后參與綏米驢和佳米驢的調查，1959年省《畜牧獸醫》雙月刊登載了《綏米驢的調查報告》。1972年學習外地經驗，參與并主持本站自制豬血清工作，1957年至1962年參與本站自制豬瘟疫化弱毒疫苗，在全縣開展豬瘟的預防工作，1974年底基本控制了豬瘟。1975年參加全縣牲畜寄生蟲的普查工作，1980年調查總結了“關于草木犀在畜牧業生產中利用情況的報告”，1983年6月至1987年推廣了肉兔科學飼養管理技術，并與縣外貿開展了橫向聯系，把肉兔生產作為鄉鎮獸醫綜合辦站的主要內容來抓。畜牧部門從防治到收購、冷凍加工、銷售實行“一條龍”的經營，使肉兔生產得到了持續穩步的發展，全縣共收購肉兔34萬只，為群眾增加收入126萬多元，有一部分養兔戶確實靠養兔脫貧致富了。給鄉鎮提成現金10萬多元，每年可解決鄉鎮獸醫站純收入的50%以上。因此，各鄉鎮站加上業務收入，基本可以解決職工工資和正常工作經費所需，同時還給縣站提取管理費2萬余元。為此，連續幾年得到了國家、省、地、縣有關部門的重視和表彰獎勵。1983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牧漁業部給他頒發了“長期堅持農牧漁業技術推廣工作做出顯著成績”的榮譽證書。1985年10月，省農林廳畜牧局、省糧油進出口公司給他頒發“發展肉兔生產支援出口作出貢獻”錦旗一面，并發了獎金。1986年10月，出席省養兔工作會議，以“肉兔生產成績顯著”受到了個人物質獎。會后，縣畜牧站被縣委、政府評為肉兔科學飼管技術推廣工作先進單位，并發了獎金。1979年，地區畜牧局在綏德召開全區黃牛改良現場會，同年又受到了榆林地區農業科技代表大會的獎勵。1989年2月，在榆林地區三級干部會議上，地委、行署給他頒發了“在八八年深化農村改革，發展商品經濟，奪取農業全面豐收中做出顯著成績”的錦旗一面。

在開展畜牧工作中，世成同志主要抓了引進畜禽良種，改良本地畜禽品種和科學飼養管理。同時還不遺余力地抓了組織管理工作，從全縣畜牧獸醫兩個體系的建立和經營管理，以及基層獸醫人員技術水平的提高上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全縣良種繁育體系基本健全，達到社社有大家畜配種站。當時有20名配種員，經營各種良種公畜23頭（包括國營配種站在內）。在畜禽品種改良上，先后引進了秦川牛、新疆細毛羊、白絨山羊、盤克豬、內江豬、萊航雞、星雜288蛋雞、羅斯雞父母代、北京鴨等畜禽優良品種，進一步加快了畜禽品種雜交改良和良種化的步伐。先后孵化推廣了良種雞50余萬只，使良種雞遍及全縣，基本上實現了雞的良種化。生豬生產基本上實現了“母豬本地良種化（巴眉母豬），公豬良種化，肉豬雜交一代化”，使出欄率提高到50%以上。

在黃牛改良方面，使本地黃�；�本上達到雜交改良化。在獸醫防治體系上，社社建立了獸醫站。當時鄉鎮獸醫站僅有老中獸醫30余人，后又逐步把社來社去具有大專文憑的10多名同志充實到鄉站，加上縣站還有近30余名大專畢業的畜牧獸醫人員，全縣就有獸醫人員70余人，大隊還有獸醫防疫員，并推行了牲畜合作醫療制度，認真貫徹了“預防為主”的方針，堅持每年春秋兩季開展防疫工作，縣、鄉兩級工作人員全力以赴劃片包村，層層落實任務，定期檢查評比，從而提高了防疫工作的質量，使豬瘟、“布病”等一些傳染病得到了控制。

1980年，全區各縣豬病年死亡率都在1500頭左右，占飼養量的3%，由于綏德縣年年把住了防疫質量關，提高了防疫密度，所以，1982年11月經省、地聯合考核驗收1980年至1982年三年的防疫和死亡情況，其防疫密度為97.14%，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為0.88%（死亡豬440頭）。1982年生豬僅死亡353頭，占飼養量的0.77%，使死亡率下降了2.33%，即每年少死亡1147頭，達到了省頒控制標準并頒發了控制豬瘟的證書。在經濟效益上可使群眾每年多增收17萬余元。從1980年至1988年的8年間，就可為群眾增收137萬余元，同時，也保證了全縣生豬的健康發展。根據省農業廳1987年11月文件精神，經縣、地推薦，綏德縣站被評為控制豬瘟的先進集體，世成同志為先進個人，此項成果獲縣委、縣政府一等獎。

在防控人畜共患的“布氏病”方面，縣站每年堅持用布氏豬型二號疫苗對羊進行飲水和灌服免疫。1984年經省、地聯合考核驗收，在四個鄉、兩個大隊、12個小隊共采羊血879份（只），只檢出病羊3只，陽性率為0.34%。其中羔羊428份（只），經血清凝集試驗僅檢出病羊一只，陽性率為0.23%，人無此病發生，已達省頒控制標準，并頒發了控制“布病”證書，獲縣委、縣政府二等獎。

1989年10月，邀請省肉兔基地開發建設協作服務組，來綏舉辦了肉兔飼養技術骨干學習班，對縣、鄉兩級畜牧獸醫人員進行了培訓。同時，也邀請了一些養兔專業戶參加，共培訓了縣、鄉站人員和養兔戶90余人，提高了與會人員科學飼管肉兔的技術和疫病防治水平，對進一步發展養兔事業起到了促進作用。

1992年4月，邀請高陵縣畜牧中心的養雞專家吳光旭同志，來綏舉辦了籠養雞學習班，縣、鄉兩級獸醫人員和籠養雞戶共110多人參加。吳老師既介紹了高陵縣籠養雞經驗和經濟效益，又系統地講解了羅斯蛋雞的科學飼養、小雞孵化、育雛、配合飼料、產蛋、防疫和雞病治療技術。此外，還介紹了雞的免疫程序：就是從小雞出蛋殼的第一天到140天，臨開產期，先后根據不同日齡分別預防各種雞病11次，這樣可以大大提高小雞的成活率，使雞群健壯成長。辛店鄉嗚咽泉村籠養雞戶常加良學習后，就采取這種辦法進行預防，使小雞的成活率達到90%以上。辦學習班前全縣僅有五、六個籠養雞戶，養雞8000余只。辦學習班后�；\養雞戶逐年擴大，到1994年全縣就有籠養雞戶20多戶，養雞數量增至5萬余只，戶均2000多只。養雞戶利用“配合飼料”實行科學飼養和管理，并逐步積累了經驗，在經濟上也得到了實惠，因此，全縣的籠養雞戶越來越多。為了保證籠養雞能得到穩步發展，縣站又派了熱愛本職工作、業務技術水平較高的馬鵬革等二同志（大學五年制獸醫本科生），去省畜牧獸醫研究所專門學習雞病診斷和疫病防治技術，他倆回站后經常深入養雞專業戶巡回指導，幫助專業戶搞好雞的各個階段的科學飼養和疫病防治工作，解除了養雞戶怕死雞的后顧之憂，有力地促進了全縣籠養雞的快速發展，在增加養雞戶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提高了社會的蛋品供應，解決了群眾吃蛋難的問題。

晚年的奉獻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世成同志退休之后，仍發揮自己人熟、地熟、業務熟的特長，不甘寂寞，孜孜不倦，傾注心血，全心全意為綏德人民服務。俗話說：“人活個名望，樹活個蔭涼”。世成同志為民造福的崇高威望在全縣城鄉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所以，老百姓的畜禽一旦發生了毛病，不是眾多的老鄉登門拜訪，便是電話詢問治病的良方，他家的住宅電話、手機的信息聲經常頻頻響起，他退而不休照樣忙碌。

2003年，張家砭鄉清水溝村有一戶村民，家中養了三只狼狗，其中一只因偷吃了拌有滅鼠藥的誘餌中毒，口吐白沫，命在旦夕。晚上12點，這個村民連夜到縣畜牧站家屬院敲開大門，求醫問藥。世成同志給其拿了兩天的解氟靈注射液，挽救了狼狗的性命。

2007年，薛家峁鎮元條村有一戶靠辦糧食加工起家的養豬戶，家中飼養50多頭豬。一天，有7、8頭豬患了傳染病，這個村民連夜雇了出租車，進城請獸醫為豬看病。世成同志毫不推辭地到他家出診，首先將好豬和病豬隔離飼養，然后給病豬打針服藥。幾天后，傳染病得到了控制，沒有造成一點經濟損失。

縣委組織部為了充分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專門舉辦了農村黨員實用技術培訓班，邀請他到四十里鋪、趙家砭、義合、中角、崔家灣、張家砭等六個鄉鎮巡回講課。76歲的他毅然接受了組織的召喚，圓滿完成了工作任務。生命誠可貴，奉獻價更高。世成同志忠誠黨的畜牧事業的模范事跡，早在2000年9月，就被香港中國國際交流出版社收集，載入《世界優秀專家人才名典》。

 

我的“水利人生”

梁新民

1964年7月，我從陜西省水利學校畢業。響應黨的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毅然離開了在西安工作的父親，分配到綏德縣水利隊工作，開始了我為水利事業奮斗一生的第一步。

上世紀60年代，全縣以興修農田水利工程為中心，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以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為基礎，提高糧食產量，解決群眾溫飽問題。省、地都下達了“水、壩、梯”任務指標。為完成這些任務，我們水利工作者責無旁貸，要用科學技術實地勘察，因地制宜地合理規劃設計農田水利工程。任務完成的好壞，可以看出一個地方黨政領導的重視程度、水利技術人員的業務技術水平和群眾的積極性。

水利隊領導非常關心和照顧我這個外地人，專門為我配備了一輛自行車，我也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單車獨騎帶著儀器，縱橫奔跑在滿堂川、土地岔、義合等鄉鎮上，為一個個攔河壩工程技術服務。壩打成后，攔洪蓄水，實現了自流灌溉，變旱地為水地，當年就見效，深受群眾歡迎。我在學校所學的知識在實踐中首次得到應用，我親手設計、親自施工，既鞏固和提高了我的專業知識，更懂得了如何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去搞好并投入到火熱的農業水利建設。自流水澆地，改變了群眾肩挑、手提澆水的落后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解決了群眾吃菜難的問題。每遇干旱天氣就更有明顯對照，水澆地上的莊稼綠油油、黑壓壓，與旱地上枯黃、萎蔫的莊稼形成顯明對照�？吹阶约旱男量鄵Q來豐厚的回報，我由衷地感到高興。

70年代初，縣水利隊隊長、老紅軍馬晉芳把我叫到辦公室，給我拿出十幾張圖紙和庫房堆積的部分機械配件，讓我去完成籌建水泥制品廠前的試制工作。起初我還不想搞這項工作，因為專業不對口，但是領導口氣十分強硬，說水泥制品試制成功，縣上將成立個工廠，這是項政治任務，務必于當年7月1日完成，作為向黨的生日獻禮。明白這些道理后，我們立即行動起來。當時指派一個電工、一個柴油機工、三個婦女工（均為臨時工）協助我完成試制工作。廠址先選在縣體育場的空隙地上。這是一項全新工作，誰也沒有經驗，我在學校更沒有學過，“老虎吃天，沒法下手”。怎么辦？只有出去考查、學習，看人家怎么搞�；貋砗蠹影嗉狱c、反復試驗，終于在7月1日前制出了六根鋼絲網砼管，有直徑20厘米、15厘米、10厘米三個型號各2根。經縣上檢查驗收，全部合格，綏德縣水泥制品廠隨后成立，正式廠址遷入辛店龍灣村，后來發展到會制水泥電桿等產品，當時臨時工也都轉成了正式工。通過這次的試制工作，使我懂得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只要付出了，終究會有回報。

1984年縣上正式實行改革開放，搞活經濟，成立了很多農副產品加工企業，如乳酸廠、淀粉廠、卷煙廠等，聚集在十里鋪一帶。這些廠為爭水、搶水用，時有矛盾發生�？h上為解決企業用水矛盾問題，幾次召開會議，決定把十里鋪川地上的幾口大井加深，以增加出水量，保證供水。我在1982年搞過綏德縣綜合農業區劃，主要搞水資源及其利用區劃。從所掌握的資料上看，綏德縣地下水資源賦存只有在一級階地及無定河沖洪基層上相對比較豐富。于是我大膽的向領導提出：沿無定河沖洪基層即川地與河漫灘地段上，采用平行岸邊法結構形式采用集水廊道取水較為科學。于是縣上決定就采用此法在無定河與川地交界段開挖取水。也可能是我的運氣好，開挖中出現一股地下泉水，以每晝夜2400噸的流量排出，既解決了企業的用水問題，還富余大量的水可向綏德城區供應，解決了城區吃鹽堿水的問題，至今這些水井仍在運用，這是我最高興的一件大事。

1979年，我調到綏德縣水電局工作。當時修建“水、壩、梯”任務重，加之多年來容易的水利建設工程大部分都搞過了，然而在偏僻山區、交通不便的村莊還大有開發挖掘潛力。靠縣上的技術干部去尋找，力量遠遠不夠，而且時間也不允許。而鄉鎮上專門配備的水利員卻對此了如指掌，只是技術業務水平不高。為此我向局領導建議，對各鄉鎮技術員進行業務培訓，并發給測量儀器、工具等，這樣就可以對本鄉鎮的水利工程進行技術服務了。當時縣上采取了“鄉鎮水利員沒有簽字的水利工程一律不批”等措施，大大提高了鄉鎮水利員的威信，大一些的工程縣上專派技術人員共同搞，小一些的工程交給水利員去搞，促進了水利水保工作緊張有序、各有側重地向前發展。

1983年我調到水利隊擔任領導工作。在任期間，注重搞了技術資料整理利用，干部業務培訓提高，關心離退休老同志等項工作，均獲得較好成果。先是將歷年來所搞的工程設計等整編成冊登記入檔，供新參加工作的同志參考使用，為此被縣上評為科技檔案管理先進單位。每搞一次規劃、工程設計，對參加人員進行培訓、交流，大大提高了水利隊科技干部的業務技術水平，激勵了他們熱愛水利事業，為水利事業奉獻一生的信心。這項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我被縣上推薦為基層單位科學技術推廣先進個人，先進事跡曾在陜西日報、榆林報、科技報上登載。當時我們水利隊的老革命、老紅軍比較多，我上任時，他們雖然離休、退休了，但我們水利隊沒有讓他們感到寂寞和失落。我首先解決了他們在職時未解決的生活待遇遺留問題，真正解決了他們的后顧之憂。每當過年、過節時把他們請回單位，和同志們見見面，一塊吃一頓飯，噓寒問暖，啦啦家常等等。雖然他們離休、退休了，也同樣享受在職職工的福利待遇，比如說每年給職工拉半車不出運費的煤炭等，隊上分些鹽、糧，也同樣有他們一份，他們都很滿意。為此我單位也被評為省、地、縣老干部管理工作先進單位。

我是水利戰線上普通的一員，一生學歷不高（中專），只是將我在學校所學知識在實踐中認真加以應用，搞出了一些成績，得到了群眾的歡迎和領導的認可，我為此深感欣慰。組織上提拔我擔任水利隊隊長、水利隊黨支部書記，授予我工程師、高級工程師職稱，我不會忘記黨組織和水利隊老一輩、老紅軍對我的關懷。

2005年7月，60歲的我卸下了工作重擔，光榮地退休了。然而，我是個耐不住清閑的人，發揮我的業務技術專長，又投身到一個個火熱的建設中去。先后參與了榆溪河治理工程、靖邊縣豬頭山水庫補修加固工程、榆溪河橡皮壩建設工程、綏德縣四十里鋪物流園區河堤工程、綏德縣污水處理工程等，繼續演繹著我的“水利人生”。

 

藍田美玉米脂情

李　波

2003年5月4日，賀永謙老師溘然辭世。噩耗傳來，他深愛著的第二故鄉的生前好友和同事，他的學生，以及所有知道他大名的人們都不禁潸然淚下。

賀永謙老師走了，帶著他的愛，帶著他的滿腹經綸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所有關于他的一切仍仿佛昨日般清晰。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幽默風趣的語言讓人喜愛；他平易近人、與人為善的道德風范，吃苦耐勞、樸素節儉的生活作風讓人敬仰；他生動活潑、循循善誘的親切姿態讓人銘記；他深厚獨到的國學底子，精湛的中醫技術，高超的書法藝術讓人贊嘆。

1936年12月19日，賀永謙老師出生于陜西藍田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多，忍饑挨餓、少穿沒戴是常有的事。在那個年代里，農村的生活都很艱苦，很多和他同齡的人由于受不了饑餓，而半路輟學。他雖因身患小兒麻痹癥而導致半身肌肉輕微萎縮，但卻始終沒有放棄過求學。他從小聰明過人，愛好廣泛，勤奮刻苦，成績常常名列前茅。天道酬勤，1959年賀老師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西北大學中文系。正當這塊璞玉熠熠閃光時，一場人生的災難猝不及防地降臨。秉性耿直而又才華橫溢的他，因幾首感言小詩，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并送進校農場勞動改造。

1964年秋，賀老師由于“自覺改造”，被摘掉了那頂壓碎了自己錦繡年華和美好前程的帽子，分配到米脂城東20公里的桃鎮中學任教。從此他在那偏僻的山溝小鎮，一人一筆一書箱，一卷鋪蓋一斗室，伴著一盞煤油孤燈，開始了自己的人生苦旅。

可是，剛摘掉“右派”帽子的他還不能直接走上講臺，他被告知，要參加為期一年的“社教運動”。名為鍛煉，實為考驗，久經風雕雨琢的這塊美玉，以一臉的苦笑強忍下自己內心的委屈和剛強。不久，他被抽派到當時的沙家店公社“鍛煉”。此間，年近而立的他同一位農家女子結成終身伴侶。

一年后，在他返回桃鎮中學上課不久，一場更大的“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席卷了全國各個角落。但事情卻出人意料，賀老師在這樣巨大的風暴中竟然安然無恙，不僅出入自由，還經常被幾個公社請去書寫毛主席語錄，甚至被學生請到講臺上去，在“停課鬧革命”的那個非常時期，為學生講授當時公開發行的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詩詞。究其個中原因，還在于人們對他人格魅力、橫溢才華和精彩書法的景仰。

1977年恢復高考后，賀老師被調到米脂中學。憑著出眾的才華，獨特的教學方法及管理能力，他在米中一直任語文教師、班主任工作，后來又擔任語文教研組組長。

教學上他本著“授之于魚不如授之于漁”的宗旨，注重對學生能力培養，不僅教授他們知識，而且讓他們在讀書過程中學會自學，學會做人。他根據不同學生的自身情況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努力營造一種平等和諧、活躍有序的課堂氣氛，同時充分培養和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力求讓每個學生都能有最大的收獲。擔任教研組長期間，他把這個組當作一個小家，空閑時他帶頭交流讀書心得、生活經驗，探討教材教法，也討論一些家事國事，為教師營造一個輕松自由的教學環境。工作時，他刻苦鉆研教育理論知識，分析教學大綱，琢磨學科教材，博覽教研資料，通過自己的實際經驗探討如何轉變教學方法，在組內形成老教師帶動中青教師的良好氛圍，使語文教學工作有了新的改觀，學校語文成績連年提高，受到校領導、教職工和學生家長的好評。

面對班主任千頭萬緒辛苦瑣碎的工作，賀老師更是幾十年如一日耐心細致地對待每一件事，每一位學生，對癥下藥，不斷總結經驗，探索班級管理新措施。當時，高八四屆八班的班主任無人愿意擔任。這個班是由幾個班學生并成的文科班，情況復雜，紀律松散，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所有教師為之頭痛不已。可有多年教學和管理經驗的賀老師卻很自信，主動要求擔任這個班的班主任。接過班后，賀老師首先從班級制度建設入手。俗話說：“無以規矩，不成方圓”，家有家規，班也要有班規。他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來約束學生自由散漫的行為。其次，他從班干部和團支部成員入手，選取學習好、有組織能力的學生擔當班干部，以先進帶動后進，形成良好的學習環境。再次，他多次找班里的幾名搗蛋學生談心并為他們補課，讓他們的成績有了很大進步，班風迅速好轉。同時，他視學生為自己的子女，生活中事無巨細，關愛每一位學生，并且站在學生的角度去體驗他們的內心感受，走進他們的情感世界，不定時地和學生談心，走訪宿舍、家訪。他的努力付出和工作成效得到了學校和社會的肯定。1983年，他被學校評為先進工作者，并出席了縣先進教育工作者代表會。

賀老師熱愛自己的工作，總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力求做到完美。同時也不忘在工作之余“獨善其身”，潛心研究自己喜愛的古典文學。他喜歡沉浸在遠古神話傳說和原始歌謠里，體味那自由的想象和純美的情感；喜歡徜徉在詩歌的海洋里，感受那淡雅的情懷和空靈的意境；喜歡漫步于動人心魂的歷史故事里，去咀嚼那慷慨激昂的愛國之情以及壯志未酬的悲憤；喜歡流連于婉約優美的小說里，聆聽那永不凋謝的愛情故事。他經常建議他的同事們多讀一些中國古典文學之類的書籍，他說古典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根，是我們文化修養最基礎的內容。我們應該將古典文學發揚光大，彰顯中國幾千年燦爛文化的獨特魅力。

除了古典文學，賀老師對書法也是挺有研究的。他擅長行書，其書法廣采眾長，自成一體，筆勢端勁有骨，沉著穩健，剛毅奇雄，舒張大氣，既有規矩又有放縱。他的板書、教案端正整潔，一絲不茍，常常是學校教師的范本。字如其人，字跡是他性格和修養的一個側面體現和自然流露。他常對學生說，字是一個人的門面，漂亮的字不僅自己寫著有成就感，別人看著也賞心悅目，所以練好字是很重要的。退一步說，即使你的字不漂亮，沒有藝術感，但至少得寫的端正整齊吧。在他的長期教育和帶動下，他的學生練習書法蔚然成風。

賀老師對中醫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也頗值得一提。他小時候患過小兒麻痹癥，所以很早就去看一些有關中醫、針灸的書籍，希望能減輕自己的病痛。在桃鎮中學教書時，他一有閑暇就去鎮地段醫院溜達，和這里來自西安醫科大的醫生談論一些醫學話題，多次的接觸，讓他了解到這些醫生從醫不久，臨床經驗并不豐富，于是見多識廣的他就經常被請去為病人看病，甚至是參與一些疑難病癥的會診。時間長了，他發現不能解決廣大群眾的病痛，原因之一就是西藥的價格讓很多農民負擔不起。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一位飽受老胃病折磨的老大娘。在仔細詢問了大娘的得病時間、癥狀后，他很快開了一副中草藥方。藥方中都是一些很便宜的草藥，有的可以就地取材，有的可以廉價買到。大娘回去按他開的處方吃了一個療程，病明顯好轉了，后來接著吃了一個療程就基本痊愈了。大娘喜極而泣，并拿來鄉里的土特產表達謝意，他婉言謝絕了，說能為你們減少病痛就是我最大的滿足。后來他一有時間就來醫院，給這些窮苦的鄉親們看病。就這樣他精湛的中醫造詣逐漸被人們認可。鄰近村子的很多人紛紛慕名而來，常�；ê苌俚腻X就看好了多年的疾病。

1984年秋，賀老師由于種種原因，被調往西安電機廠子弟學校。他一臉無奈，兩眼淚水，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他整整生活和工作了20個年頭的米脂。人雖走，情難忘。在離開米脂的19年中，他從未中斷和米脂的聯系，曾三次返回這塊深戀著的熱土。并在西安繁忙的工作之余，將他對米脂的一往情深訴諸筆端，寫下了《米脂毓秀》，發表在《海南日報》上�！懊字�有靈秀，鐘毓人中龍。北周屬銀州，金元始置縣。因地有流金河，沃壤宜粟，米汁淅之如脂得名。無定河穿中而過，形成沖積平疇。良田每每；盤龍、文屏之山夾城對峙，留下一派秀色，巒壑綿綿�！睖蚀_優美的文字，精湛的古文造詣，讓人對這篇文章贊嘆不已，愛不釋手，很快轟動全縣。縣委、縣政府當即決定在縣城南端的大路口，修建“毓秀亭”，將這篇謳歌米脂的文章全文雕刻在亭中石碑上，作為永久紀念。這一舉措，給了賀老師莫大的安慰，令他感到不僅米脂永在他心，而且他也永在米脂！

現在賀老師悄悄地離開了我們，玉雖隱形去，美名留千古。這塊“藍田美玉”也必將被米脂人民記住，成為永恒！

 

扎根陜北

李樹亭

我叫李樹亭，1954年畢業于東北林學院（現東北林大）特設中專班。同年，被分配到陜北綏德縣。

我祖籍山東肥城，父親搭上“闖關東”的末班車，于上世紀廿年代在哈爾濱落戶，出生于1935年的我，一落地就成了一名亡國奴。1945年日本投降，迎來解放回到祖國懷抱。解放初期，由于子女多家境貧寒，曾兩次面臨輟學。小學最后一學期，我做了近一個月的學徒，是好心的于煥榮老師勸導我的父母，才得以復學畢業。高小期間，我加入了兒童團，隨后轉為少先隊員。為了我能繼續升學，大妹輟學了，對此我終生愧疚。初中畢業時我被分配到電機學校，但我放棄了。為照顧貧困生，我被分配到市電業局當電工。臨報到前，機會來了，不收任何費用、有生活補貼還發衣服的林學院特設中專班專招一批學生，熱心的班主任及時通知了我，強烈的求知欲激勵著我，在舅父的幫助下，我如愿以償地升學了。我十分珍惜這一機會，刻苦學習，以優異成績名列本專業前茅，被選為班干部并加入了共青團。畢業時，想到家庭想到弟妹，忍痛放棄免試升本深造，選擇了就業。我所學專業，主要是有關森林資源調查方面的知識和實用技術，造林方面所學甚少。所以畢業后，我們這批學生有110多人分到部屬森林調查大隊，他們是大興安嶺區的首批開拓者。有10多人升學。我們17人是響應“到祖國最需要地方”的號召志愿來大西北的。經西北局林業處和省林業廳分配，我和愛人吳彩秀分到了綏德地區無定河造林局。離開西安，我和分到榆林的三名同學一起，經過七天艱辛路程，于1954年8月15日到達綏德。初到陜北，恍然到了另一個世界，沒有了城市的喧嘩與燈火通明，取而代之的是荒涼寂寞與油燈為伴。造林局設在與縣城隔河相望的龍灣村，局領導和同志們的熱情關懷以及初步接觸到陜北人的純樸善良，給予我很大安慰。報到后不久，就分派了第一項工作，任務是對分布佳縣北部的沙漠進行測繪和調查。因陋就簡，我用僅有的羅盤儀代替精密的經緯儀，總算比較準確地完成了任務，為建立打火店林場提供了第一手資料。1954年秋季造林開始了，我第一次獨自一人到綏德義合區下鄉，毫無工作經驗的我，既孤獨又恐懼，語言上的障礙和生活關還好克服，唯有爬山這一關實在難過，為此曾偷偷哭過鼻子，還鬧了一些笑話，經過一個多月的磨煉，終算熬過來了。1955年初，綏德地區首次開展大面積水土保持運動，為培訓技術骨干，省地先后舉辦培訓班，我作為學員兼教員（講儀器使用）成為其中一員，隨后被專署派到吳堡縣開展工作。當時還處在單干時期，僅有少數互助組。修坡式梯田是新鮮事物，要打開局面其難度可想而知。但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得的考驗與磨練。1956年秋，又參與了黃委會綏德水保試驗，在韭園溝開展了流域治理試驗工作。因榆綏兩地區合并，年底我到了陜北防沙造林局。

1957年春，省首例水桐采種工作，選在水桐樹相對較多的米脂進行，略有經驗的我成為工作組的一員。由于水桐種籽的特殊性，如抓不住時機，種籽將像蘆花一樣很快飛掉，難以收集。我被派到最高端的關鍵地段姬家峁村蹲守觀察。在不足30里的距離內，種籽由南而北逐段成熟，兩天多就順利完成了采收。當年播種育苗，由于種籽特別細小，按常規方法近乎失敗。在參與人員的通力協作下，摸索到采取細眼小壺噴灑，隨后用小水浸灌的方法，雖然費工但保證了出苗，取得了成功。隨即又出現了新問題，由于水桐種籽成熟遲，當年采種當年育苗，苗木第二年才能出圃。如按常規保存種籽，次年則完全喪失了發芽力。因此如何保存種籽，次年提前播種，苗木當年出圃，被列入了日程。經過多種試驗，隔年貯藏成功了，雖然只有50%左右的發芽率，但也來之不易。水桐采種、種籽貯藏和育苗三項成果在省內大面積推廣。1958年為加強基層力量，我被調到米脂工作。

雜交楊品種選育，始于上世紀60年代初，是中國林科院的科研課題，米脂是其試驗基地，要對60多個雜交品種進行觀察記載，為選優去雜積累資料。初期五年我參與了這項工作，1975年5月再次接手。由于“文革”的干擾，現存的30多個品種，有些品種難以辨認，經過一個階段的細致觀察和回憶，總算辨認清楚。為防止類似現象再度發生，我繪制了一份品種分布圖，標明品種和行數，保證了品種準確資料可靠，四年后因調動工作這些資料移交給原單位的同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未曾想到只知埋頭工作，思想單純的我，卻迎來了一場災難。由于在林站苗圃工作時，除本職業務外，我身兼文書、會計、出納和伙食管理員多項事務。一個人精力再旺但也畢竟有限，在工作中難免有些不周之處。工作組抓住這一“良機”大做文章，百般尋事，在兩個積極分子的配合下，展開攻勢，經過多次施壓與批斗，最終我承受不住妥協了，被定為“四不清”干部，開除團籍、降兩級工資并下調到分站工作。在不到30人的林站苗圃單位（包括10多名工人），竟然揪出了一個特務（苗圃主任）、兩個“四不清”和一個老工人，可謂“戰果”輝煌。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實難承受，其窘境可想而知。好在有多數同志的理解、信任和關愛，每年的福利費我是最大的受益者，1972年還調了一級工資。1975年5月因身體原因，我又被安排到苗圃當了會計兼伙食管理員。每年縣上召開三干會議，專門抽調我負責會計工作。這是領導對我的最大信任。在此我要感謝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同志，他們的情意我終生難忘。熬過12年的艱辛歲月，1979年隨著政策的逐步落實，我們三人先后得以平反，隨即將我調回局里工作。

進入上世紀80年代，伴隨改革開放的浪潮，我迎來了生命的第二個春天。1980年6月光榮地成為一名中共黨員，1981年10月任縣林站副站長，1984年4月任站長和項目辦副主任。此間還擔任地區林學會、沙漠學會第一、二屆理事，縣林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1983年11月，我在整理地區下達的雜交楊生長情況調查報告進入尾聲時，盧智德副縣長指名抽調我參與2744項目前期工作，至此我開始了另一種新的工作歷程。2744項目是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對貧困地區給予糧食補助所開展的多類工程項目。這類項目對各方面要求很嚴格，申請過程很復雜。盧智德副縣長、我和水利局的崔文琪同志，在農業廳顧問馬維凡的帶領下，先后奔波于西安、北京兩地，歷經一個多月，有時還要通宵夜戰。經多次修改方案，終于在年底前向農業部遞交了項目申請書。為開展前期工作，1984年成立了項目辦，盧智德副縣長兼主任，作為副主任的我具體負責此項工作。1984年4月，WFP專家組對項目可行性進行實地考察，為此我們做了充分準備，評估順利通過。1985年5月30日正式批準立項，序號為2744。1985年8月農業部和WFP駐京辦簽署了項目實施協議書。1985年9月駐京辦官員再次來米實地考察認可后，正式批準項目可以開工。

項目指揮部于1985年7月成立，設一室五科。項目區為8個鄉，援助小麥54600噸，實施期四年（1985年10月至1989年9月）。項目內容和咱們常年開展的農田基建、造林種草并無區別，因其是無償援助，在實施過程中多方面都有嚴格要求，如果發生紕漏，還會牽扯到國內其他項目。中、省、地要求我們要予以高度重視，尤其是資料方面。作為辦公室主任，又是唯一掌握項目全面情況的人，我責無旁貸地承擔了這一任務。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前提下，把重心放在了外事方面，尤其是接待和資料工作。項目實施期間，除每年定期檢查外，還有三次大型外事活動，由于官員多，時間長，事前要進行更充分的準備，在參與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皆順利通過。

項目實施期間，“2744”被農業部列為重點，部廳有關領導多次來米檢查指導，并推薦云南、貴州、甘肅、寧夏、山西和延安地區來米考察取經。部里破例撥來進口牛肉干和湯料以資鼓勵。2744項目的成功，為我國申請糧援項目提供了信譽上的保證。1996年被國家農、林、水三部評為先進項目單位，同時我也繼1987年被省流域辦評為先進工作者后，再次被授予項目治理先進工作者。1997年退休后享受國家特殊津貼。作為唯一參與項目全過程的我，實感榮幸，為43年工作歷程，劃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進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思緒萬千。雖有艱辛,但更多的是欣慰。工作上問心無愧，盡職盡責。家庭中四世同堂，子孫孝敬。從東北平原城市的熱血青年，變成了現今的白發老人，在陜北這片熱土度過了大半生，這里是我的第二故鄉。可以自豪地說，我是一個陜北人。

 

永不熄滅的蠟燭

杜飛科

張穎民，男，1935年出生，陜西省富平縣姜原鎮石家良村人。1959年，張穎民從陜西師范大學畢業，他和一些滿腔熱血的同齡人一起，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來到了榆林。當他了解到佳縣偏遠貧困、教育落后、被稱為“窮山惡水，全省之最”的狀況時，便毅然選擇去佳縣支教。那年，張穎民還未滿24歲。從此，張穎民老師就扎根在了佳縣這片貧瘠的土地上，在22個年頭里，他把青春和熱血，把豐富的知識和畢生的精力乃至生命，都奉獻給了這片土地，奉獻給了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山區人民……

因材施教　誨人不倦

張穎民剛到佳縣的時候，被分配在申家灣中學任高中物理老師，他循循善誘，耐心細致，不久即受到學生們的愛戴，很多學生就是在他的引導下喜歡上了物理這門課程。針對學生成績參差不齊的狀況，張老師特別重視差生的教育，他經常為成績差的學生進行課外輔導，不分晝夜，無論冬夏。為此，張穎民老師除了要備好上課的教案之外，還得另備一份差生補習教案。當時，學校教學用具嚴重匱乏，張老師抽出課余時間，自己動手制作了很多直觀實用的教學用具，因此他經常加班加點，每每都要熬到深夜。這樣辛苦的工作，無疑要比常人耗費更多的精力，付出更多的心血。他在佳縣2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始終如一，堅持不懈。

張穎民老師經常在辦公室專門為成績較差的學生“開小灶”，以盡快提高這些學生的成績。他隨時隨地解答學生們的問題，即使在路上或水房里遇到學生，他也會應學生的要求解答問題。人們常�？吹剑瑥埛f民老師的身邊圍滿了學生，學生們都巴不得能夠親耳聆聽張老師的教誨。不僅是他帶的班級學生，就是其他班級的學生也受益匪淺，更重要的是使學生們養成了隨時學習，積極思考的良好習慣。因為只顧著給學生解決難題，張穎民老師常常忘了自己正在做飯，經常把飯燒糊。有時飯吃了一半就放在了一邊，等學生滿意離去時，才想起自己的飯早涼了，但張老師從不厭煩。多少年來，張穎民老師從未放棄過對任何一位學生成長的努力，他用自己如火的熱情，點燃了無數學子心中的希望、理想之燈。

1962年，張穎民老師與郗成利老師結為夫妻，郗老師是西安市人，1960年來到佳縣申家灣中學支教。大兒子張向東出生之后，他們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孔簡陋的土窯洞，雇了專人照看，夫妻二人則一心撲在教育上。

有道是天道酬勤，功夫不負有心人，張穎民老師教的學生，在各級各類的物理競賽中屢屢獲獎，他所帶的班級，在全縣乃至全地區模擬考試中，物理平均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張穎民老師的愛崗敬業精神，不僅贏得了學生們的敬仰愛戴，同時也得到了同事以及上級的肯定和尊重。

為人師表　厚德載物

在張穎民老師來到佳縣支教不久，遇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以貧窮聞名的佳縣的困境可想而知。那時候，群眾生活普遍極為貧窮，許多人因為吃糠咽菜導致大便困難，干部供應的細糧甚至連20%都達不到，許多時候教師只能吃上高粱粗糠窩頭，外加一碗糊糊稀飯，學生們就更不用說了。張穎民老師視學生如子女、如兄弟姐妹，他關心著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生活、思想狀況，總是給學生以及時的幫助。在他的教學生涯中，數不清的學生都受到過他的幫助。有的學生因為家境貧困面臨輟學，張穎民老師及時向校方領導反映情況，力求盡快給予特殊的照顧，同時慷慨解囊，盡自己所能去周濟這些學生，比如衣服、食物、書本、紙筆、錢等等。還有不少學生，正是由于長期能夠在張穎民老師家吃飯，才得以讀書到畢業。

張穎民老師向來對學生嚴格要求，他更是嚴以律己的典范。張穎民不僅是學生們學業上的老師，也是學生們行為的表率，同時也是同事們的榜樣。張老師的學生們畢業之后，一提起張穎民老師，總會有人神情莊重滿含熱淚地說：“如果沒有張老師，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嘔心瀝血　鞠躬盡瘁

1971年，張穎民老師和郗成利老師調入佳縣烏鎮中學任高中物理教師。

烏鎮中學在1953年秋季開始招生，是本縣第一所完全中學，1962年被省教育廳定為省級重點中學。

來到烏鎮中學任教，張穎民老師更加兢兢業業，很快就受到了學生的愛戴和同行的贊譽。為了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教學當中，夫婦倆把不滿5歲的大兒子張向東送回老家由老人照看，他們只能利用寒暑假抽空回老家一趟。因為交通不便，短短的一個月假期，路上來回奔波就得花去半個月時間，張老師還要一邊自費進修物理，一邊抽時間義務給學生補課，常常累得喘不過氣來。

那時候，烏鎮中學還種著不少的田地，老師和學生都得下地干活，耕種、鋤地、收割，樣樣不誤。作為班主任兼任課老師的張穎民，很快就成了干農活的行家里手，他總是身體力行，常常擔著大糞走在最前面，在他的帶領下，同學們也不甘落后，人人搶著干重活累活臟活。當時，烏鎮中學還成立了一個農機班，為全縣農村培養農業機械技術人才，張穎民老師作為物理教師，自然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僅要帶領班級的所有學生，去距學校5公里之外的李家山、當川寺等村子進行實踐活動，而且還利用休息時間，給學生們補課。

1977年4月，張穎民老師被組織上任命為教導主任。從“張老師”成為“張主任”之后，張穎民老師的責任更大了，肩負的擔子更重了，他不僅要帶好班，上好課，更重要的是他還要對全校的教學工作全盤考慮。

張穎民老師繼續上課并兼任班主任。當時烏鎮中學的校長是馬林高，馬校長非常認可張穎民老師的工作，如果學校中哪個班級不好管理，甚至成為了“爛攤子”，那馬校長就會指派張穎民老師去當班主任并作任課老師。而張穎民老師總是不負眾望，能夠把學校中最難管理的班級，很快轉變為最好的班級。烏鎮中學的師生員工，無論在什么時間，什么地方，都能夠看到張老師那高瘦的身影，即便是在炎熱夏季的午休時間，在那毒毒的太陽底下，也總有張老師來回巡查的身影，為了讓學生和老師都休息好，他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

張穎民老師的人格魅力，影響了大多師生。張穎民老師在烏鎮中學任教導主任的時期，無疑正是校風嚴正學風濃厚的時期，也正是學校的鼎盛時期。當時，作為邊遠山區的鄉下中學，竟然能夠吸引許多外地的學子不辭山高路遙，慕名來烏鎮中學求學。在張老師任職期間，烏鎮中學為國家、為社會，培養出了一大批品學兼優的人才，他們至今都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恢復高考制度之后，在毫無高考資料的狀況下，張穎民老師絞盡腦汁，每每熬到深夜，自己編制高考復習資料。當年，在有許多往屆畢業生參與高考的狀況下，佳縣總共考上了17名大學生，其中，張穎民老師所帶的應屆生就有5名。這些學生的物理成績，均居全縣乃至全地區前列，其中李懷軍、高保福后來都成了留美博士，張李平成了延大教授……

然而，長期的過度勞累，漸漸地侵蝕著張穎民老師本就消瘦的身體，張穎民老師也感到了自己的身體有諸多不適，但他不顧親人及同事們的勸說，硬是不去醫院檢查，仍然堅守在工作崗位上，堅持每天的學校紀律以及教學業務的檢查……

1981年，張穎民老師的身體每況愈下，同年6月的一天，他再也支撐不住虛弱的身體，倒在了備課桌前，隨即被確診為肝癌晚期……

消息傳開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大家都不忍心讓張穎民老師知道，一致同意暫時隱瞞，因此當時張穎民老師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住院才幾天，他就要求返回學校繼續工作。在張穎民老師住院期間，看望他的師生及群眾絡繹不絕。后來，大家眼見著張穎民老師日漸憔悴，乃至皮包骨頭，猶如油盡燈殘，無不放聲大哭。此情此景，令所有在場的醫護人員以及住院的病人及其親朋感動。

1981年10月，張穎民老師不幸病逝于烏鎮中學，年僅46歲。

意大利人路費尼說：教師就像蠟燭，燃盡了自己，照亮了學生。蠟燭燃盡之后就會熄滅，張穎民老師卻像一支永不熄滅的“蠟燭”，永遠閃亮在佳縣人民的心里！

 

永不離佳的園丁

王煥立

“園丁花木巧杯棬，萬紫千紅簇綺筵。”東漢會稽太守馬臻在《西湖》詩中如是說�！皥@丁”本指從事園藝工作的人，后來人們引喻教師為“園丁”。而佳縣農業局總農藝師、縣園藝蠶桑站原站長、高級農藝師郭念民同志，卻正是佳縣園藝事業名符其實的園丁。一個當年英俊瀟灑的齊魯青年，把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澆灌在佳縣園藝事業上。佳縣人民今天吃著新鮮甘甜的水果，你可曾想到郭老當年做園丁的辛勞嗎？

到艱苦的地方去

郭念民，1933年11月出生于山東省巨野縣的一個村莊。因家庭貧寒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影響，迫使他小學念書時學時停，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方讀完小學。1950年跟隨長兄在陜西省寶雞十里鋪中學讀書。1953年秋季考入陜西省立武功農業學校園藝專業學習三年。臨畢業被學校黨委批準為中共預備黨員。1956年5月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偉大號召，來到了最艱苦的陜北老區——綏德專區園藝指導站報到。未等分配到縣和具體單位，就跟著老同志們首先到佳縣烏鎮鄉紫圪堵坪、峪口鄉小頁嶺峰等鄉村進行果樹砧木資源調查。是年秋從綏德苗圃調進黃元帥、紅元帥、青香蕉、國光、碭山酥梨、玫瑰香葡萄等近20個品種—萬余株苗木在烏鎮（大隊）、尚家溝大隊、城關公社（大隊）進行秋季栽植。從外地調回接穗在小會坪沙果樹上進行高接換頭，改變品質差、產量低的樹種，從此佳縣人民吃上了優質新鮮的水果，結束了佳縣沒有西洋蘋果的歷史。1957年，他在佳縣任家畔村搞山旱灘地棗樹物侯期和棗步曲生活史詳細觀察記載，歷時一年，起早睡晚，不論陰晴，天天記載，初步摸清了棗樹生長發育管理和防治棗步曲等的物侯期。并和縣林業站站長楊鑒佳攜手摸清了棗粘蟲（鐮翅小卷葉蛾）、食心蟲、棗步曲（棗尺蠖）等病蟲害的基本規律，為發展棗樹保證豐收打好了基礎。

1958年，綏德專區園藝站撤銷并入榆林，郭念民正式分配到佳縣。以后佳、米并縣，又先后在米脂縣龍鎮鄉農技站、米脂縣官莊園藝場專搞農技園藝推廣，建立果園、培育苗木等工作。在團縣委組織的“百里黃河一日綠”的活動中，指導全縣青少年造林植樹。

專業園丁

1961年9月，佳、米分縣，郭念民又調回佳縣，在農林水牧局搞林園技術工作。在黃河沿岸的大小會坪、泥河溝、南河底等社隊專門指導棗樹、蘋果、梨、葡萄等果樹栽培管理。1963年，小會坪村受到縣農林水牧局“無蟲害村”的表彰。接著協助縣林業站摸清了“桃小食心蟲、棗步曲、棗鐮翅卷葉蛾、梨星毛蟲、果樹腐爛病”等病蟲害的發生規律，為有效防治提供了科學依據。1963年秋，在謝家溝村突擊三天，指導沙峁山地上栽植棗樹172畝，棗苗6800多株，改變了風沙區不能栽植棗樹的歷史。

為了大力發展紅棗生產，遵照專署治沙造林局的指示精神，結合本縣農業“三五”規劃，他協助縣上制訂“佳縣七年（1964—1970）紅棗生產規劃草案”，集中在黃河沿岸6個公社、58個生產隊七年內發展紅棗16649畝。

1966年—1968年，他一方面參加征山治水，修梯田、打壩堰和植樹造林工作，另一方面還不間斷地下鄉搞業務工作。1968年9月，他被提任縣農林牧工作站副主任。1970年10月，根據縣革委會“關于營造公路沿線果林帶的決定”，在佳米、佳榆公路沿線8個公社、51個大隊五年新栽蘋果5000畝，平均每戶一畝。

為了發展本縣園藝事業，徹底改變從關中、河北等地調運蘋果接穗嫁接苗木的狀況，縣上將南河底村縣林業苗圃轉成園藝場，創建了專門繁育蘋果等苗木的繁殖基地。1974年秋，園藝場遷往王家砭鄉王寨后溝，征地300畝，先后繁育蘋果、梨、葡萄、核桃、木瓜等苗木16萬余株，并建立果園100畝。從1973年至1981年，老郭一直在園藝場進行培育苗木、建立果園等工作。

截至1980年，全縣果樹面積達到60669畝，其中紅棗40303畝，蘋果、梨13582畝，核桃1604畝，山杏2484畝，桃樹760畝、桑樹1936畝。

為《陜西省榆林地區棗樹志》的編寫，郭念民與程秉儀積極參與調查，貢獻了特有價值的資料。

園蠶站長

1980年佳縣政府作出了果樹十年發展區劃的決定。1982年，縣園藝蠶桑工作站正式成立。縣政府從江蘇碭山調回數十萬株果、梨苗木，進行大面積栽植，蘋果種植得到了長足發展。1985年發展1542畝，全縣總產蘋果100萬斤。1990年蘋果面積達1.5萬畝，總產200萬斤，全縣平均每個生產隊有蘋果6畝，戶均占有12株。

園藝站的成立也促進了蔬菜生產的飛快發展。首先引進番茄毛粉801、802，佳粉2號，歷紅2號，黃瓜長春密刺、津雜1號等，甘藍慶豐、晚豐，包心菜豐抗70，榆包、晉雜3號等。新品種取代了質量低、品質差的老品種，受到了菜農和城鄉居民的歡迎。

1988年，郭念民晉升高級農藝師，并在任站長期間被吸收為佳縣第四屆政協委員。三十多年來，他雖身患疾病，修剪刀具常不離手，跑遍全縣20多個鄉鎮，義務為群眾傳授修剪等管理技術。

總農藝師

1991年7月，郭念民調離園蠶站，任縣農業局總農藝師，但離崗不離責，還繼續著他的園藝事業。1992年4月，他和科委、農業局簽訂了佳縣科技扶貧示范項目協議書，在神泉鄉馬家墕村、烏鎮劉家峁村搞低產果園改造100畝，按施肥、噴肥、防蟲、建立科技示范戶等8項內容，蹲點指導實施，順利完成了平均畝產200公斤、總產2萬公斤的協議任務。

為了讓人們一年四季吃上新鮮蔬菜，1993年9月縣上專門從山東省濟寧請來技術人員王振永在申家灣、呂家坪、王家砭鄉康崖窯村建起蔬菜塑料大棚6棚，種植各類蔬菜，每棚收入1萬多元。郭念民全程參與，結束了佳縣無蔬菜大棚的歷史。后來發展為早春使用的拱棚，在各鄉鎮廣泛推廣。

1994年—1999年底，他先后在方塌謝家溝村，劉山鄉姚家溝村，烏鎮劉家峁等鄉村進行果園技術指導。其間于1995年，果樹生產基地立項，當年新栽果樹2萬畝，建立了高產密植果園200畝。

縣城職工居民院中栽培零星蘋果、葡萄、花卉等，經常有人找他請教修剪、防蟲等管理技術，他總是隨叫隨到，義務熱情服務。

地道的佳縣人

如今的郭老已近八旬，一個結結實實的山東巨野漢子，經過五十多年的人生歷程，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陜西佳縣居民。他1956年到佳縣工作，1963年30歲時才與佳縣大會坪的棗鄉女鈔國峰成家，養育子女四人，皆成人長大。1998年與郭老同在園蠶站上班的老伴退休�？上Ю习橛�2008年病逝，1999年郭老退休，他仍生活在佳縣山城，全家其樂融融。他的青春年華和一生都屬于佳縣的園藝事業。但他不忘黨和人民給他的榮譽：1978年9月因在王寨園藝場對蘋果幼樹提早結果試驗和參與防治檸條象甲試驗研究，在科技大會上受到榆林地委、專署的兩項獎勵。1989年9月30日中共佳縣縣委、政府授予他勞動模范稱號。1993年2月，因低產果園改造成績突出，縣委、縣政府又授予他先進科技工作者榮譽獎勵。但郭老至今還說：“這些榮譽是黨和人民給的，這些工作也是我應該做的，感謝黨和人民。”這就是郭念民的高尚情懷。

 

佳縣人民的好園丁

王煥立

在佳縣，人們把前任園蠶站站長山東巨野郭念民稱為第一位好園丁。把繼任園蠶站站長、陜西涇陽縣人、高級農藝師程秉儀稱為第二位好園丁。

程秉儀，1944年2月16日生于陜西省涇陽縣永樂鎮石門村，1960年考入陜西省儀祉農校學習園藝專業，1963年畢業分配到佳縣林業站工作，直到2004年退休，至今落戶佳縣。

1964年，佳縣黃河沿岸紅棗蟲害非常嚴重，減產85—90%，給棗農生活和生產造成極大困難與損失。城關鎮小會坪大隊書記常思義，把此情況反映到了陜西省貧下中農協會上，引起時任省委書記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視，并指示省有關部門組織調運物資器械，支援佳縣棗樹防蟲工作。當時程秉儀作為林業技術員，被派往朱家坬鄉泥河溝村指導棗樹防蟲，經過全村干部群眾的認真防治，當年棗樹蟲害基本沒有造成危害。雖然有65天大旱，使農業嚴重減產，可是紅棗卻獲得大豐收，產量超過了正常年份。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蘋果引入了佳縣。人們不重視，依然用栽培舊果樹的方式管理新蘋果，修剪不當管理不善。直至六十年代方開始修剪并掛果，到七十年代，縣上開始自己采種、育苗。1972年縣林業局派方塌苗圃技術員甘紀龍到河北采接穗，并安排程秉儀幫助苗圃果樹嫁接。他狠抓技術培訓，使每工日嫁接從200—300株提高到1500余株，成活率從原先的50%左右提高到95%以上，為佳縣培訓了一批果樹嫁接技術人員。大大促進了佳縣的果樹育苗工作。

1982年，佳縣園藝蠶桑工作站成立，任命程秉儀同志為副站長，協助站長郭念民同志工作。當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并任園藝站支部委員。棗樹是我國的特產果品，起源于黃河中游的陜西、山西河谷地帶，黃河沿岸是中國大棗天然的原產中心，是年秋，榆林地區園蠶站站長袁樹森與艾紹春來佳縣，邀程秉儀同志對全縣棗樹品種資源全面清查，為《中國棗樹志》提供原始資料。他們三人由程秉儀當向導，從縣南螅鎮起，逐村向北部調查。開始每棵棗樹需查3個小時，后來熟練至每棵樹僅需一個半小時，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為防止資料丟失，他們全部步行，且很少走大路。每到一個小溝還要轉到溝掌，發現酸棗與前面調查的不一樣，都要摘幾顆。一直走到朱家坬鄉武家峁村調查完，歷時24天，調查大棗品種42個，酸棗無數。根據《中國棗樹志》主編曲澤洲教授的意見，由袁站長將本區棗樹資源編成《陜西省榆林地區棗樹志》，上報到《中國棗樹志》編委會，此志出版后被陜西省政府評為科技成果二等獎，佳縣參于調查的還有郭念民站長。后來有《中國棗樹志》主編、河北農大教授王友會與副教授周吉柱專程來佳縣指導紅棗生產，并帶回佳縣泥河溝一種部分萼片宿存的團酸棗，對于研究棗樹發展進化意義很大。

1984年3月，佳縣成立縣志編纂委員會，縣農業局決定由程秉儀和劉慶山二人負責縣志中《農業志》的編寫。三年多的調查，查閱了大量史料，編出11章47節22萬字的初稿。首次成功地把本縣農業歷史與現狀創造性地編入。1991年5月14日，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對《佳縣志》（送審稿）進行了終審，批準印刷出版。

佳縣資源貧乏，交通不便，信息閉塞，雖經建國后多年來的努力，經濟水平與鄰縣差距仍較大。為了扭轉貧困局面，1988年10月，縣委書記許浚，縣長任玉德和北京師大地理系簽訂了共同開展《佳縣經濟發展系統研究》的協議，歷時一年多，北京20多名中青年專家和佳縣30余名科技人員參加的項目圓滿完成，程秉儀撰寫了《蘋果生產基地建設規劃》，1990年該項目被國家教委評為科教成果三等獎。

1988年，程秉儀晉升農藝師。1990年，經縣農業局安排，程秉儀參與由西北農學院副教授花蕾主持的《陜北紅棗食心蟲發生規律及綜合防治技術研究》，通過在呂家坪、南河底村二年的連續觀察，得出兩大結論：棗食心蟲在佳縣最早出土時間為6月23日，咬破圓繭，在地表羽化蛹繭期7天，變為成蟲，交配產卵，卵期7天；棗食心蟲、酸棗食心蟲與其它桃、杏、蘋果食心蟲，與寄主作物形成共性，是什么食心蟲即危害什么作物，且在食心蟲內分成若干生理小種。此理論曾發表于第十九屆國際昆蟲學大會，受到與會各國專家和學者的贊同與認可。此項研究曾獲得榆林地區科技成果二等獎，1995年獲得陜西省人民政府科技進步三等獎。

1995年，程秉儀參與“渭北蘋果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研究”，經過三年辛勤工作，省上專家檢查驗收，認為此項研究“工作成績顯著，材料齊全”。1998年被省農業廳評為科技成果一等獎；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評為科技進步二等獎，程秉儀列第5名。參與調查和防治病蟲工作的還有縣園蠶站程馳與程舉。

1990年8月，榆林地委在佳縣召開地委委員擴大會議，決定開發建設黃河沿岸區域經濟。群眾壘石造田積極性空前高漲，僅四個月，沿黃52村1720戶就治理荒坡荒峁4390畝。僅有70戶的坑鎮關口村就治理175畝，栽棗樹1800余株。1991年春，關口村種地膜西瓜8000株，死苗嚴重，農業局派程秉儀去查看原因。查明是由于碳銨做底肥燒傷根部，西瓜死亡株數占20—30%。當即采取體溫催芽補種措施，使西瓜全苗。此后縣石坬地開發辦聘請老程為顧問，多次下鄉沿各村指導，使關口西瓜大豐收。尤為突出的是西瓜連結三茬，每株西瓜可產三、四十斤，成為人老幾輩罕見之事。新開發的石坬地、富含速效磷，西瓜特別甜，程秉儀與本站技術員劉經緯用手持測糖儀檢測關口村西瓜，邊糖12、中心糖14，較本地其它村產的西瓜高出2—3個百分點。適逢省委張勃興書記來佳縣，吃了關口村的西瓜說：“佳縣西瓜真甜！”

就在坑鎮關口村下鄉時，程秉儀發現棗樹上粘蟲多，就教群眾用黃蒿擰成一寸粗細的繩，于8月中下旬扎在棗樹分枝下和樹桿地面以上的地方。棗粘蟲愛在黃蒿繩上作繭化蛹越冬，到秋收打棗時，把爬滿棗粘蟲越冬蛹的黃蒿繩解下來，集中燒毀。正遇任玉德縣長在關口下鄉，看了黃蒿繩上的蟲蛹后說：“這個辦法好，不花錢，沒污染。”這確實是消滅棗粘蟲的綠色妙法。

程秉儀同志從上世紀60年代扎根佳縣，并娶勤勞樸實的女子馮文蘭，志同道合，一塊工作，把一生的青春年華都奉獻給了佳縣林業園藝事業，成為佳縣名符其實的好園丁。直至退休后，程秉儀全家都在佳縣山城、自建石窯洞，周圍遍栽瓜果，他們過著天倫之樂的美好生活。

 

父母支邊紀事

岳　靜

我的父親岳德薈，林業工程師，中共黨員，歷任清澗縣林業站站長、綠化辦主任、林業局副局長、政協科教文史委主任；母親趙寶瑛，助理會計師，原清澗縣林木種苗站職工。二老祖籍北京，滿族人，上世紀六十年代雙雙來到榆林支援邊區建設，扎根陜北四十余年，如今均已退休返京，但榆林的進步和發展仍讓他們牽掛，讓他們振奮，往昔在這里戰斗生活的點點滴滴還時時地在他們心底縈繞，就像秀延河水一樣日夜歡唱流淌，潺湲不絕……

紅心向黨

1964年底，國家林業部在延安召開西北五省水土保持工作會議，成立黃河治理委員會，確定在西北黃河流域選100個縣建立林業站，組成治黃大軍，“治理黃河，保持水土，改造生態環境”。時任林業部副部長的惠中權（清澗后將軍溝人）力薦北京西山林場（以造林和森林經營管理為主的生態公益型國有林場，建于1952年，隸屬北京市林業局，下屬7個分場，擁有職工7000余人）技術工人擔當赴陜重任。經過西山林場六個造林隊的選拔抽調，72名技術員脫穎而出，我的父母有幸名列其中。

1965年1月8日清晨，浩浩蕩蕩的支邊大軍帶著首都人民對革命圣地的深情厚誼，整裝開拔，北京市農林局長李莉特地前往北京火車站送行。在凜冽寒風里，在聲聲催別汽笛中，親人抽泣，戀人惜別。無情車輪啟動，奔跑中，一雙雙緊握相牽的手被警察一一強行拽開，整個車廂，一片嗚咽……隨著滾滾列車的飛奔，切切的悲情漸漸被積極響應國家支援邊區建設號召的滿腔熱忱所融化，“要把荒山變成花果山，要給祖國披上綠衣裳”的豪邁誓言此起彼伏地響徹在途經的祖國大地的上空。二十多個小時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們終于從北京來到了陜西西安，下榻解放飯店。陜西接待方面主持召開了會議，省調干處主任講了話，宣讀人員安排方案，風華正茂的姑娘小伙兒們被分派到寶雞、咸陽、渭南、延安和榆林五個地區。西安休整兩天后，大家珍重道別，互相鼓勵，奔赴各地，曾并肩的戰友從此天各一方。我的父母恰巧都分到榆林（那時他們還是同志關系），一起的共17人，他們先到銅川，然后乘坐兩天半的長途汽車至榆林。山道崎嶇顛簸，許多人暈車，但他們仍一路歡歌，一路憧憬。他們先后在延安和綏德住了一晚，第三天中午一點多到達了地處毛烏素沙漠南緣的駝城——榆林。其中只有女大學生王靜濤（江澤民主席2002年3月考察陜西時曾在榆林治沙研究所與其親切交談）留在了地區，其余16人被分配到米脂、綏德、清澗及榆林縣，他們像種子一樣播灑到了廣袤的榆林大地，扎根在了高原的黃土深處。父母分別投身到了清澗和綏德植樹造林、治理荒山偉大事業的建設中。

在廣闊的天地，十八九歲的父親，朝氣蓬勃，意氣風發，每天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經常夜戰，晚上也開會或學習。每天早晚兩餐，大多是沒有多少米粒的稀飯和咸菜，偶而會有干澀得難以下咽的用爛棗和糠秕磨成的炒面拌飯。開始，父親不明就里，盛一碗稀飯就說不要了，等主食，誰知稀飯喝完，碗筷就收拾了，才明白這稀飯就是主食，后來只好多喝稀飯，但多喝也沒用，消化得快，一天到晚老覺得餓得慌，運氣好時，能摘些青澀的野果子吃，中午烈日炎炎，最是饑餓難耐。有一次父親實在餓得不行，趁大家午睡，偷溜到鎮上買燒餅吃，讓人發現了，回來就有人找談話，被批評不能與貧下中農同甘共苦，有資產階級思想，責令寫檢查。正在長身體的父親常常吃不飽，不僅營養不良，休息也很少，每天只睡幾個小時，但父親卻有著沖天的干勁，甚至晚上趁別人睡著了，還起來偷著干……條件異常的艱苦，但被人稱為北京娃的父親，從未退縮，沒說過苦，還寫下了“我訓黃河，奔赴到陜西，投身革命雄心立，中華紅心兒女，黃龍惡卷泥沙，怎識身旁群雄，今日植樹遍野，明日叫你變清”的豪言壯語。

記憶中，母親一直羸弱多病，陰虛腎虛，血壓超低，腸胃久醫不愈，都是她年輕時拼命工作落下的病根兒。

按政策，母親是要留下來照顧年邁雙親的，但倔強的母親偷出戶口本，背著家人注銷了北京戶口，還咬破手指寫下血書，要求去西北工作，終于打動了場部負責人，她夢想成真了，而她的二老，尤其是她患病的母親卻無所依了。

初到陜北的母親不會握鐵鍬，沒法拉緊夯繩，拍不齊梯田埂壟，眼里不知淌了多少淚珠，手腳不知磨了多少血泡，因怕完不成任務延誤別人的進度，母親從不敢午休，放下飯碗就緊著趕時間，天黑了，挑著馬燈繼續大干。有一次，勞累過度的母親暈倒在楊家坬生產隊的打壩工地，被老鄉送到滿堂川公社衛生所救治了兩天，仍高燒不退，昏迷不醒，又被轉到縣醫院治療。恰此時，母親單位接到了外婆病危的電報，怕母親遭受打擊，加重病情，單位就通知了正在下鄉的父親，父親搭不到車，步行了70多里路才來到母親身邊，父親婉轉地勸通母親回京治療。他們攔了一輛去石家莊的卡車，輾轉多天，待回家時，見到的已是外婆的骨灰了，留給母親的，除了淚水，還有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與悲痛。

母親的病給她的工作生活帶來很大的困擾。來陜北沒多久，母親的闌尾就切除了；母親腸胃不好，吃不得雜糧，又沒細糧吃，常常胃酸、痙攣得嘔吐，有時疼得滿炕打滾兒；腎虛導致母親全身腫脹，風濕病魔使母親指關節變形；體弱的緣故，母親背柴，從山崖摔滾到溝底，拉煤途中，手推車側翻，壓傷了她的頭部；因營養不良性貧血，母親從窯頂跌下，砸斷窯沿石后墜落在堆滿干枯酸棗枝的廢石階上，遍身扎著長長的尖刺，血肉模糊……從此，腦振蕩后遺癥一直伴隨著母親，但畢竟挽回了生命。即便如此，母親在后來的工作中，仍不記得自己身體不好，有次為了趕一個會議，母親從義合步行了60多里的山路，一跨進林業站的大門，她整個人就癱坐在了臺階上，再也走不動了。

常常欽佩于父輩們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他們理想堅定，斗志昂揚，他們在艱苦里歷練，在磨難中成長，他們把火紅而無悔的青春和鮮活而圣潔的靈魂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黨和人民，獻給了西北大地。

悵惘憂思

在最初的新鮮勁兒和血泡鉆心的疼痛過去之后，遠離家鄉、舉目無親的離愁開始襲來，父親在到清澗的第二年秋天寫過一首詞，表達了他千里思鄉的心緒：“霜染翠，葉已稀。大雁南去，曉夜著寒衣，場上打谷眾人嘻，嗩吶喧天，誰家引新媳。谷堆邊獨尋覓，稻香青龍（父親少時居住的北京海淀區青龍橋出產頗具盛名的京西水稻），不聞高原旅，佳年兩相憶。不出窮山，安解愁人意。”

不僅如此，最痛苦的是太多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先是一批批國家領導人被打倒，接著是自己身邊的同志被批斗。正確的路線否決了，日常的工作懈怠了，父親什么都不懂了。

文革轟轟烈烈，而父親只想做好工作。他遠離政治，堅持不參加任何派別，但被強行劃入造反派。父親常覺得自己在一次社教中做了錯事。所謂“社教”，即社會主義教育，一個個社教工作組進駐每一個生產隊，宣傳貫徹黨和國家的政治路線、政策方針，批判當權派，實質就是隊干部靠邊站，工作組指導工作生產。在第二期社教中，父親所在的社教小組來到了榆林縣杏墕生產大隊，劉組長向組員宣布了上面下達深挖貪污2000斤糧食和2000元錢的指標，并要求一定要完成任務！工作組先入戶訪貧問苦，組織最窮的人（大都是好逸惡勞者）成立貧協，召開社員大會揭批隊干，貧協的人出于各種原因和目的，針對隊干肆意惡毒地揭發控告，工作組很容易就整理出了想要的隊干犯罪材料。提審中，那位隊干拒不承認，工作組就不間斷地輪翻審訊，幾天下來，隊干困乏得撐不住了，就說自己偷了糧食，趁大家打場休息時偷的。當時的政策是“一捆三綁“，有人偷，得有地方丟，且數額須相投，工作組沒有辦法一一落實，為此一籌莫展。父親心知隊干是被冤枉的，有意為他解脫，也不忍心看著他繼續被折磨，就出主意再召開社員大會，會上相互對質，就會有結果。不成想，會上的情況完全與父親的意料相左，經授意的一些人說打場休息回來發現丟了糧食，就是感覺丟了，但糧食還沒過稱，說不上丟了多少，甚囂塵上，許多人都附和地跟著摁了手印。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工作組結案，完成了任務。至今，父親都覺得是自己害了那位隊干，深以為憾。

1963年初中畢業于北京第67中的父親因繼母虐待，不能繼續學業，參加了工作，但父親天資聰慧，不斷自學，而書讀的越多，父親就越苦惱越焦灼。1970年的一天，百無聊賴的父親為打發閑時，拿竹子做了一把滋水槍，見室友、也是最談得來的朋友王崇喜（關中人）從外面回來，就把門關住，用水槍朝他滋去，王崇喜便找來臉盆盛水隔窗往里潑，還未脫孩子氣的他們隔著窗打了一回水仗，直到父親室內的水用完，才結束戰斗。窗戶紙全濕了，他們又一起糊窗戶，聊天。他倆都認為社會動亂不堪，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疑惑，但他們沒有地方去詢問、去探討，心里的話跟誰都不敢說。他倆悄悄地說，毛主席周圍的人全倒了，那毛主席不是坐在了火山口上了么？是的，這樣的話，只能和最信任的人去談，一旦泄露，馬上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們生活在政治的旋渦中，想逃都逃不開……

好在父母彼此擁有著對方。父母相識于由京赴陜的路上，次年在榆林社教培訓時意外重逢，開始了交往。在艱難的環境中，在背井離鄉的苦悶里，從相知相悅相戀，到牽手相結合，他們不斷被繁重的工作、困頓的生活和甜蜜的愛情錘煉著、滋潤著。

與父親相反，當時還在綏德兼做播音工作的母親被劃入保皇派，造反派叫囂著要割了她的喉管，情急之下，母親扔下一切家當，從綏德保守派組織“大聯合司令部”所在的黨校三樓窗口爬出，翻過院墻，逃到清澗去找父親，倉促之間，父親領著母親離開陜北，避開圍追堵截，歷經艱險，一路逃亡。在延安，他們遇到了崗卡的盤查，面對一個個黑洞般的槍口，他們驚惶失措，好在盤問后被放行，虛驚一場。最危險的是，火車站布滿了前來搜尋的造反派，藏在暗處的母親緊握著脫了帽的鋼筆，時刻做著搏斗的準備，那是最壞的打算。最終，他們返回故鄉，卻不敢進家門，住在了北京西苑、父親的養母家，這一住就是一年零八個月，這是一段沒有工資、異常貧苦的日子，但卻充滿了甜蜜，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就是我。直到有人告密遭拘捕，被關了半個月后，他們被遣返回陜西。

所慶幸的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在武斗之外，父母曾擁有了一方只屬于他們自己的空間，一蓑風雨，兩心相伴，無爭亦無懼。在許多年后的“說清楚會”上，很少有人能像父母那樣，可以坦然，可以無愧。

青山為證

初到高原，父親的眼里是望不盡的窮山惡水，成片林少得可憐，讓“禿嶺變青山”就成為了父親、一個林業工作者最樸素的夢想。父親常年忙碌在基層一線的野外，跋山涉水，經寒歷暑，和荒山斗，和風沙斗，調研推廣林業技術，指導發展林業生產，數十年不曾放棄他心中的綠色。回顧奮戰在清澗山林間的日日夜夜，讓父親引以為豪的除了漫山的碧綠，還有他促成的對清澗林業發展有影響的一些事件。

1967年，清澗大搞全民植樹造林，并在全區率先辦起了社辦、聯隊辦林場，父親參與了43個林場的籌建工作，親手起草了《林場管理辦法》。林場成為了集體林業生產的典范，使全縣林地面積迅速發展到54萬畝，為地域林業的產業化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文革后期，農民私有樹木被毀、沒收殆盡，村民反映強烈，嚴重影響了群眾生活和社會穩定，父親多次向上反映，痛陳弊端，并提出整改措施方案，得到相關領導的肯定和支持，很快，他起草的《關于清查賠償社員房前屋后零星林木的決定》以“清澗縣革委會二號文件”形式下發全縣，文件要求各公社全面徹查文革以來無償砍伐、沒收社員的私有樹木，并全部返還，樹木已不在的，從集體地塊中選擇相應的林木，予以賠償。政策的出臺，維護了農民的利益，極大地調動了群眾植樹造林的積極性，為日后林地的個戶承包創造了條件。

1975年起，父親用兩年多時間，先后兩次在雙廟河公社惠家園大隊長期蹲點調研，寫出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調查報告，在大力發展農業，不惜砍伐大片林地、摧毀水利設施等錯誤做法的大環境下，報告旗幟鮮明地強調了水利、林業、畜牧并重的重要性，他提出的全面發展思路極具前瞻性和正確性（后來國家出臺的退耕還林政策可佐證），《榆林報》以多半版的篇幅全文刊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得到了縣上領導的高度重視。 

清澗是中國紅棗之鄉，紅棗品質久負盛名，但紅棗生產靠天吃飯，且紅棗生長周期長、季節性強，蟲害嚴重，每年霉腐蟲蛀的紅棗無以計數，效益極低，因此，加強棗林管理，提高紅棗價值，轉變經濟結構，增加棗農收入，迫在眉睫。經過多地考察，父親就紅棗深加工的規模化、產業化發展向縣政府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得到領導的認可。時任清澗縣縣長的高治民同志曾多次找父親談話，建議父親領辦紅棗加工企業，縣上將政策傾斜，給予大力扶持，出于工作方面的原因，又不懂經濟，加之自己是外地人的現狀，考慮再三，父親選擇了繼續搞好林業工作，該企業遂由團縣委負責承辦（清澗巨鷹棗業企業前身）。父親雖然與這一機遇和挑戰失之交臂，但他的思路直接催生了清澗紅棗深加工產業初級發展模式的形成。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清澗紅棗年產值已突破9億元，棗農人均收入達2760元，清澗紅棗產品遍布全國各大超市，遠銷海內外。

1987年起，父親被推舉為清澗縣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父親十分珍惜這一政治榮譽，立足行業，盡心履職。他深入基層，認真調研，通過協商、提案等渠道, 積極反映社情民意，為清澗林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在工作實踐中，父親發現清澗經濟林木品種單一，用材林木生產也缺乏積極引導和科學管理，不利于林業產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經過調研和考察，父親確定了周邊省區廣為分布、經濟效益高且易于栽植的山楂作為林木引進樹種。1987年5月，父親在縣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關于山楂引種和刺槐間伐改造的建議》，被政府采納。不久，父親精心組織的引種技術實驗獲得成功，并在全縣推廣，為清澗林業產業結構調整起到了積極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初，農村生產體制變革，林權變更，管理粗放，境內林木被毀嚴重。作為業務主管副局長的父親心急如焚，先后多次到縣政府作專門匯報。1988年3月，在縣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父親提出了關于嚴查毀林事件的提案，根據該提案建議，縣政府立即將5月份定為“全縣查處毀林案件突擊月”，當年共查處相關案件173件，有力地遏制了亂砍濫伐歪風，有效地保護了林木資源。

紅棗是清澗的鐵桿莊稼，主導產業，可是，上世紀70年代發端于黃河、無定河流域棗區的棗瘋病，越來越嚴重地危害著大片棗林，漸成蔓延之勢，棗林面積大幅減少，棗農收入直線下降……父親以極大的熱情奔走相告，大聲疾呼，并向縣政協三屆委員會提交了有關“防治棗瘋病”的提案，提出防治棗瘋病蟲害肆虐的建議和措施，引起了縣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在隨后的縣三級干部會上，父親被安排作了專題發言。雖然根治棗瘋病仍是擺在紅棗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難關，但由于縣上及時組織了林業科技人員趕赴棗區，引導棗農進行整治，控制了病害繼續蔓延趨勢，挽救了大部分棗林，鞏固了紅棗林木面積，使紅棗產值損失降到了最低。后來，做新聞工作的我，經常有看見棗農沉浸在豐收景象里的機會，每一次，都會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父親欣慰的笑臉。

1987年10月，父親參加了林業部西北華北東北防護林建設局委托西北林學院干訓部舉辦的黃土高原防護林體系建設技術培訓，結業后，他抓緊動快，組織了由領導帶頭，干部職工、青年學生和社會團體參加的全縣大規模植樹造林運動，掀起了清澗持續多年的黃河防護林建設高潮。那時，我剛剛參加工作，受命深入造林現場采訪。來到山巔，人群早已匯聚。遠遠望去，彩旗翻飛，人聲鼎沸，山路上挑擔扛苗的群眾絡繹不絕，人們揮鍬挖坑，固木栽植，澆水培土，嚴格按照標準程序作業。負責技術指導的父親一會在陽坡，一會在背坬，一會爬上山頭，一會跑向了溝底，忙得不亦樂乎，好不容易追上父親時，我已累得氣喘吁吁了。父親就營造黃河防護林工程的意義、措施和責任作了簡略介紹后，又快步走入身邊的地塊開始了工作。

春還早，風料峭，而父親的臉上不停地流著汗，他渾身是土�？粗�他昂揚的神情和疲憊的背影，想著他鏗鏘、動情、頗具號召力的話語，那一刻，我深愧不已。剛才，我還為自己因工作特殊，不用自帶笨重累贅的植樹工具，可以避免體力勞動而慶幸呢，而父親對于他的工作竟是這樣的嚴格要求，一絲不茍。通過全縣人民和林業工作者多年的努力，荒嶺不見了，一座座青山呈現在人們的眼前。1991年，父親被榆林地區青年營造黃河防護林工程指揮部評為“優秀組織工作者”。

多年來，父親以扎實的工作作風和權威的專業技術贏得了領導的信任和群眾的支持。鑒于對清澗林業事業的突出貢獻，1989年3月，父親被破格任命為林業工程師，享受知識分子山區補貼待遇，并從文書崗位被擢用為科級職務的林業站站長。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父親先后獲得“榆林地區綠化杯先進個人”、“綠化陜西大地貢獻獎”等數十次省市縣的表彰獎勵；1987年，父親執筆的《清澗縣林業區劃報告》獲陜西省農業區劃優秀成果三等獎；1991年和1992年，父親被國家林業部分別授予“綠色長城獎”和“三北防護林體系工程建設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

目睹了父親成績背后太多的艱辛與堅韌，不公與打擊，無眠與憔悴，心疼之余，更多的是對父親的崇拜。父親善于思考，酷愛讀書，天文地理、歷史文學無所不讀，且記憶力極強。父親曾在陜西總工會組織的職工讀書成才活動中榮獲三等獎。工作之余，父親結合國家大政方針、時代背景創作了大量的故事、小劇、相聲等文藝作品，參加地區文藝調演，并多次獲獎。那時的父親經常出入縣文化館，和專業藝術人士（大都是外地人）探討文藝創作和社會問題。讓父親非常婉惜的是，他以一個生產隊兩位隊干發展農業和發展經濟的爭鋒為主題而創作的快板《兩個隊長》，因其思想性的尖銳未能發表，待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撲面而來時，他的作品早已失去了意義。

父母這代人，無論是對理想的獻身，對事業的執著，還是對工作的勤懇，都是無與倫比的。他們離開故鄉，來到最貧困的地方，以澎湃的激情真正和農民打成一片，共建山川，傳技術，教文體（父親曾在清澗做過游泳教練，教唱歌曲，母親也教唱歌、跳舞，并做演員），他們帶來的不僅是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還有大背景下極具感染力和滲透力的魅力獨特的異域文化。在這支支邊大軍中，有的想家想瘋了；有的挨批遭斗，身體致殘，臥軌自殺；有的為了回京，私自逃離，沿路乞討，淪為乞丐……我的父母選擇了堅守，為了青山、為了夢想，他們赤膽忠心，矢志不渝，為異鄉山區的林業建設和事業發展，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時光飛逝，歲月不老，滿山遍野的勃勃青翠可以做證，父母揮灑在這片熱土的愛戀與真誠穿越時空，絲毫未減。我的女兒也總是問她的姥爺姥姥悔不悔，但從沒聽他們說過“悔”字，甚至，父親說服了她的外孫女上大學也選擇了林業專業。至今，年近七旬的老父仍在為祖國的綠化奔波于各個城市，每當他看著自己設計規劃施工的一個個大面積綠色園區拔地而起，并得到當地政府負責人的贊賞和群眾的喜愛時，他的心中就涌動著難抑的激動與自豪。

父親常說，他的老伴兒沒有輝煌的成就，但是工作最認真、最積極，對他也最支持，言語間流露著對母親的肯定。不經意，美麗的母親已鬢發如霜，面皺縱橫，英俊的父親亦發根脫落，所剩無幾，但我知道，他們的心并不荒蕪，那里有他們深植的參天綠蔭，相信那些枝枝葉葉的林木草叢之中，依然存留著他們風雨中忘我的身影和浹背的汗流……

父母，始終是我們的驕傲，他們的故事，是值得我們恒久珍藏的瑰寶！

把生命和公路、橋梁連在一起的人

楊春鳴

時光荏苒，轉眼間父親去世已十年。每當想起父親，我腦海浮現的就是那一條條穿山越嶺的公路和一座座橫跨秀延河、無定河的石拱橋。父親的一生，是和清澗公路、橋梁連在一起的，他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了清澗，獻給了清澗的交通事業。

父親祖籍陜西乾縣。1952年7月畢業于陜西省交通學校，從小農家出身的父親響應黨的號召，主動報名支援陜北的公路建設，當時父親已被省公路局擬留在西安工作，但他決心去支援陜北建設，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報答祖國對自己的培養。父親常教育我們子女的一句話就是：“做人要厚道，工作要踏實。”他就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自己的諾言，體現自己的價值。當政協的同志要我寫父親的事跡材料時，我真不知從何說起，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在他身上到處都有，拿起筆來又感覺這么多的事情都是平平凡凡，驚不了天也動不了地。然而正是這些平凡的事情才書寫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父親在省交通學校畢業時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并且和母親在中國傳統“包辦婚姻”形式下結婚。少年時期，因奶奶去世的早，家中就靠爺爺做點小生意養家糊口。但父親出于對未來祖國公路建設的需要，只身一人來到了他從未涉足的陜北清澗縣，到陜北清澗他又選擇了最困難的鄉——解家溝。關中平原長大的父親一下子來到山大溝深的陜北農村，一路上的跋涉經歷，陜北公路建設的落后狀況，陜北人民落后的生活現狀使父親一下子在思想上產生了猶豫。但面對陜北人民充滿渴望的一雙雙期盼的眼睛時，父親油然而生出一種責任，那就是“一定要改變陜北落后的交通面貌�！标儽惫�路建設需要他，陜北人民需要他，他決心把生命獻給陌生又熾熱的陜北大地。

現在回想起來，很難理解父親那時候是怎樣工作的。從解家溝到縣城要步行90華里的路，每年進城也就是一兩次，常常是專門去匯報工作。落后的施工設備，簡陋的辦公條件，清澗的公路建設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開始的。父親帶領清澗人民修的第一條公路就是清澗縣城到解家溝的鄉村公路，清澗鄉村公路的雛形也就是從那時候形成的。也就是從那一刻起父親開始了用自己的生命書寫清澗公路建設的篇章。父親一生“致力于清澗的公路事業。領導并設計修建大小橋梁120多座，干線公路55公里，地方公里216公里，鄉村公里345公里。使全縣交通事業有了很大發展。”（1989年9月16日《榆林報》第二版《外地知識分子在榆林》）。

母親也是關中人，1954年她不顧家里老人的反對，只身追隨父親來到陜北，她自己也沒想到來陜北就會住一輩子。當時父親在師家園則村租了一孔窯洞住下，生活習慣的不同給母親的生活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父親又是一個工作狂，工作起來什么也不顧不管，把生活的壓力全都推給母親。我們兄妹六個，母親在生我們的月子里就沒有被人伺候過，生完小孩三兩天就自己洗衣做飯，長期艱辛的生活積累下滿身的傷痛，但她總是無怨無悔。在母親心里，父親是為祖國、為人民修公路、修橋去了，只要把公路、橋修好了，陜北人民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家中的生活困難全由母親撐起，為了讓父親安心工作，讓子女有飯吃，母親從三十多歲就開始當建筑工人，起早貪黑，熬了幾十年才把六個兒女拉扯大。

白家川大橋是無定河上代表陜北橋梁建設的一個里程碑。母親說：在修白家川大橋時父親有一年時間沒有回過家，衣服也沒換過，胡子也沒刮過。當父親從白家川回到家里時她都一時不認識，孩子們更是不認識父親了。想起這件事，我現在都是滿眼的熱淚。小時候頭發長了都是父親給我們理，所以想見父親就盼著頭發快點長。有一次我的頭發長的不像樣子，就坐在大門口等父親，等著等著就睡著了，睡夢中父母領著我們幾個孩子，穿著新衣服，在“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歌聲中快樂地游玩。

小時候的記憶是模糊的，真正體會到父親對生命的理解是我在上高中的時候。秀延河上的幾座橋是我看著父親親自設計修建的，那時父親已是年過半百的人了，但每一座大橋的設計父親都親自參與，建設的工地也常常離不開他。記得修南坪大橋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下大雨，眼看就要發大水了，父親帶領工人們搶在洪水前將木料等建橋材料搬運到高處，大雨潑在他們身上那一幅感人畫面至今我都清清楚楚地記著。事后父親對我說：修橋最關鍵的是灌頂，那時候可不能松一口氣；生活也一樣，關鍵時候就是要一鼓作氣，要不然什么事也干不成。

公路、大橋是我父親的生命�，F在，當我看到那一條條高速、一二級公路的時候，我就想起父親為陜北公路建設所付出的辛勞�？筛赣H從未后悔過，因為他的付出得到了清澗人民的肯定，得到了陜北父老鄉親的贊譽。因為工作的原因我經常到清澗的農村下鄉，農村里70多歲的老人說起交通局長楊志珍，都說他才是共產黨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吹侥且粭l條鄉村公路、一座座石拱橋，父親的身影就浮現在我到眼前。

父親退休后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他接著參加了綏德至清澗、清澗至延川的二級公路改造建設，曾多次被省市公路局評為公路建設的模范。

父親是2001年去世的，從得病到去世也就是三個月的時間，很多親朋好友都感到惋惜，說父親的病太突然了，但只有我們家人知道，父親一輩子付出的太多了，四十多年的公路建設耗盡了他所有的心血精力。按照他的遺愿，我們把他埋葬在他熱愛的陜北高原上。落葉歸根，雖然陜北高原不是他的祖籍，但他認為陜北才是他真正的故鄉，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獻給了陜北，他去世后也要埋在這塊黃土地上。

父親，您安祥地走了，您的事跡將永載清澗公路建設史冊。

我們永遠會懷念你。

承載夢想　成就人生

呼　旦

在清澗，有一位醫德高尚、工作態度熱忱、醫術精湛的醫生，他挽救了許許多多掙扎在死亡邊緣的生命，為數以萬計的患者帶來了福音。知道他的人都清楚，他年過花甲，早已退休，但是他卻依然默默無聞、無私地奉獻在他一生執愛的醫療衛生事業。這就是扎根異鄉40年如一日，在陜北醫學界赫赫有名的原清澗縣醫院院長王清淼。

以前，我與王清淼老院長并不熟悉，懷著忐忑的心情拜訪了他。當和藹慈祥、平易近人的他出現在我的面前時，我如釋重負。他一口清澗味的河南話，加上極富親和力的語音，打消了我的一切顧慮。于是開始了我們的首次談話。

執著追求  敢為人先

王清淼，1940年出生于河南滎陽棗村一個農民家庭，那時候，社會動蕩，生活條件艱苦，他嘗盡了人間的酸甜苦辣。從小親眼目睹了身邊那些由于缺醫少藥，一個個生命遠離親人而去的痛苦折磨，于是他立志當一名醫生�！肮Ψ虿回撚行娜恕保�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62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西安醫學院，這無疑是山溝溝里飛出了金鳳凰。當時，他完全可以留在熱鬧、繁華的大都市，繼續他熱愛的醫學事業。但是他深知，有更需要他的地方。于是他選擇了遠離故土，遠離大城市，志愿到陜北革命老區工作，經組織分配來到了清澗。清澗縣當時是陜西省36個貧困縣之一，自然條件差、交通不便、經濟發展緩慢、醫療狀況極差……“看到這種情形，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立志把畢生精力獻給清澗人民的醫療衛生事業”。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當時落后地區的生活條件非常差，經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一家人常常為吃飯、生活而發愁�？h鄉醫療條件極差，不要說是群眾到大城市看病難，一些偏遠鄉鎮的病人進縣城看一次病也相當困難。為此，他除了在醫院接診看病外，還在家里、醫院門口、回家的路上接待了很多因多種原因沒功夫到醫院、沒錢看不起病的患者，但他從未收受過一分錢，從未討過一丁點報酬。有一次，一位患者家屬為感謝救命之恩，翻山越嶺送來了一斗小米，但他婉言謝絕了: “這是我的工作，我有責任，也有義務救死扶傷，但我沒有權利收下你這一斗米”.看著家屬飽經蒼桑的臉，和布滿老繭的手，王醫生竟偷偷地落淚了……

由于過度勞累，他一次次地累垮在手術臺上，一次次累倒在辦公室里，但他始終堅持著……

他的事跡感動了一撥一撥的人，一傳十，十傳百。“活菩薩”、“賽神仙”這一個個順口、土氣的贊譽彰顯出的不僅僅是老區人民樸實的心地，更有他救死扶傷的宏愿與滿腔的熱忱。

以身作則  任勞任怨

1984年，縣上破格提拔王清淼為清澗縣醫院院長，這對于從未搞過行政管理工作的普通醫生來說，確實很陌生。但他還是二話沒說，毅然挑起了這個擔子�！坝羞^顧慮，遇到過不少困難，碰到不少釘子”，他如是說，可謂是飽嘗了當院長的酸甜苦辣。他堅信，醫院一定能辦好。

他雖然當了院長，但從不以院長自居，平時他仍然堅持以一名普通醫生的身份定期定時門診、查房，以身作則，嚴于律已；搞創新，開展學術交流，言傳身教，在他精心的指導、辛勤的培育下，縣醫院涌現出了不少年輕的好大夫，也讓他打消了不甘艱苦、不甘清貧而想調走的念頭，在他的帶動下，醫院上下一心、團結奮進，攻克了很多難題，挽救了很多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病人。

他當院長，大部分行政事務全靠八小時之外擠時間辦理，由于勞累，他患了肺結核病，盡管同志們勸他住院休息治療，但把醫院辦好的愿望催促他堅持邊工作邊治療，“從未歇過一天病假，大家都說他精力好，是個‘鐵人’”。

難道他真的不覺得累嗎？那倒不是，那是有一種力量，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激勵著他這樣干，這樣一干就是十年，為辦好清澗縣醫院而不懈努力。

想方設法    辦好醫院

在王清淼任院長的十多年里，清澗縣醫院增設病床50多張，新設科室8個，開展新業務54項，選派人員進修學習100人次，定期組織全院職工進行院內業務培訓和考核；新修房屋3400平方米，對原有的門診樓和病區房屋在給排水和供暖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改造，為職工開拓業務創造了條件。醫院年業務流水收入從1984年的20萬元增加到1992年的130萬元；流動資金從7萬元增加到60萬元；門診人次增加3.2倍，住院人次增加1.8倍。

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良好的醫院秩序和醫療質量，結合本院實際，他攜院領導班子人員，先后制定27種規章制度，成立了醫療業務、廉政紀檢、創佳評差、物價審計等16個行政管理方面的常設組織，健全了指揮系統，強化了領導職能。十多年中先后有80多名職工到省、地大醫院及成人大、中專班學習，組織各種業務學習班、專題報告會47次；充實了圖書資料室；對發表論文、開展新技術項目按等次給予獎勵。調動了全院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同時也提高了工作水平、效率。

同時，醫院通過多種途徑籌集資金，先后購置大型醫療設備B超、X光機、腦電圖機、胃鏡等29件，完善了檢查手段，方便了病人就醫，提高了診治效率。此外，他堅持在全院實行了檢查、評比、獎罰制度。對各專業人員，結合職稱晉升嚴格評審，成績記入檔案，加強了醫院職工管理。在他的帶領下，醫院出現了新的生機和活力。這成績，不光贏得了廣大患者的贊譽，同時也得到了上級政府、醫療部門的表彰。

他曾多次獲得“全省先進衛生工作者”的稱號，1988年，他榮幸地被推選為陜西省第七屆人大代表；1991年，他被陜西省委授予“優秀共產黨員”；1992年，他喜獲“陜西省勞動模范”殊譽；次年，衛生部授予他“全國優秀院長”的殊榮……面對紛至沓來的榮譽，他更加努力了，他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他在工作上越發的認真了，學術上也更加刻苦了。千禧之年，他光榮地退休，但他還是選擇了繼續工作，返聘回醫院，繼續上門診。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名院長，該退休時就一定服從組織安排，離開領導崗位；可作為一名醫生，只要患者信任自己，選擇自己，就要熱忱為患者服務，活到老干到老。

  

石嘴驛中學

——我魂牽夢繞的地方

吳妽妽

2006年深秋的一天，秋高氣爽，陽光燦爛，在一派好天氣、好心情的快樂氛圍中，我和老公，乘坐一個朋友駕駛的小轎車，從太原城里出發，跨過黃河，途經吳堡，綏德，一路奔馳，撲向了黃土高原腹部的清澗。我要去和我30年前的學生們相聚�！肮蕡@三十一年，彈指一揮間”，一路上，車外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山川河水，讓我的心情激動不已。

1970年，我們作為文革前入學的最后一批大學生，在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的政策感召下，服從分配，奔向了全國各地。我，一個生在上海，長在西安，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一步的女大學生，帶著一把小提琴，背著一個旅行袋，走出了西北大學的校門，來到了革命老區陜北榆林地區。

當時，分配到榆林地區的大學生可真不少。在專區報到點和干部招待所里，一群群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大學生，操著不同的口音，等待著二次分配。我印象較深的是一個操廣東口音的西安交大畢業生，扛著那個年代在陜北尚不多見的吉他，已經住了幾天，也在等待著二次分配（即由榆林專區再向下屬各縣分配）。大家聊的話題，自然是你來自哪里，會分到哪個縣，哪個縣的條件比較好一些，會是些什么工作等等。

在當時的那個年代，吃飯問題是大家考慮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其次就是交通問題了。由于那時的陜北還不通鐵路，所以，能靠近公路的地方，自然就是好地方了。清澗相對于榆林專區，是最南面的一個縣份，而當時諸如靖邊等西北面的一些縣份，給人的印象就是沙漠和荒涼，較為貧窮的地方。而清澗又是榆林地區的產糧縣，從延安下去，離有鐵路的銅川也近些，所以，大家都認為能分到清澗是最好的。我很有運氣，沒有找人，沒有活動，聽天由命就分到了這群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們認為最好的地方——清澗，心中難免有幾分高興。

既然是當時能去的最好的地方，那還有什么話說？第二天一早，我就從西安來時的方向，折回了清澗——那個我預備為她貢獻一生的地方。

清澗招待所里也全是些剛分配來的大學生。有來自上海、北京、西安的，有理工醫農各個專業，重點和非重點學校的。比如來自北京醫學院的田本淳、謝華夫婦（后來分到石嘴驛公社醫院，聽說已回了北京），以及學制藥的李明(后分到縣醫院藥房，現住美國)。還有上海醫學院的，西安交大、西北大學、西安外院、西北農學院的等等許多人。

二次分配我也算有幸，直接分到了石嘴驛中學。首先，這個學校在西安到榆林的公路邊上，乘車比較方便。想想還有所高杰村中學，一個要翻山越嶺才能到達的地方，自然會有許多的不便。所以，拿到了報到單以后，我立馬就乘坐教育局幫我找到的順車，來到了石嘴驛。

石嘴驛這個地方，可真是一個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見過的地方。公路修在川里，川道的兩邊是連綿的高山，還有條小河一直伴著公路，在川道中蜿蜒不斷。山是光禿禿的山，水是清涼涼的水，我猛地感覺，是來到了一個像“芙蓉鎮”一樣的地方�？傊�，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鮮和好奇。

一個正在路邊放羊的孩子，聽說我是新來的老師，非常熱情地把我帶到學校。后來知道這個孩子的家，就住在學校旁邊的棗林則溝（毛主席曾住過的村子）。再后來，他也就成了我的學生和朋友（現在在清澗政協工作）。

石嘴驛中學里的一切，對我也照樣的新鮮。住的是窯洞，喝的是山泉。同事和學生對我是那么的友好。就連空氣，也都是那么的清新和純凈。所以，初來乍到的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心情都處在一種激動不已的狀態中，久久的不能平靜。

說起來，石嘴驛中學當時的師資配置，也可以說是相當的出色。語文老師是西安來的李維寧夫婦，他們是早年間來到清澗的老一輩教師；物理是西安交大的李錫鏘（福建廈門人），外語是張崇老師（西安外院畢業），數學，化學，甚至歷史老師，也同樣是非常的優秀。政治則是由擔任校革委會主任的師瑄親自上課。加上我這個初出茅廬的西北大學的畢業生，曾先后擔任過物理、化學等好幾門課程，都很受學生歡迎，也算是不辱使命�，F在想起來，在當時的石嘴驛這個地方，有這樣一批外來的大學生，和本地優秀教師組合在一起，使這個學校能夠在當時的清澗教育界異軍突起，創造了一番奇跡，也真是一段佳話。那一段時間，可真是石嘴驛中學的一個鼎盛之時代。

那時候，本地那些純真樸素的孩子們，和我們這些來自外地城市中的老師，真是水乳交融，結成了無比融洽與和諧的友誼。記得那時候每到下課和休息時間，我的房間里總是擠滿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女孩子們來學編織，男孩子們來聽故事。那些渴望了解外面世界和強烈求知的眼神，真是讓我刻骨銘心。

為了豐富學校的生活，引導學生全面發展，學校還組織了文藝宣傳隊。宣傳隊從各個年級選拔愛好文藝的學生骨干，利用課余時間，排練節目，然后到學校周圍的村莊去演出，受到老鄉們的熱烈歡迎。那時沒有電燈，舞臺上吊著蘸了煤油的大棉球照明。全體師生一齊動手，大家七手八腳，化妝的化妝，制作舞臺布景的邊畫邊做，演出場面總是熱火朝天，充滿生氣。那時候，樣板戲、舞蹈、短劇、相聲，我們都演出過。

老鄉們從十里八鄉趕來看我們的演出，情緒異常高漲。在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的山溝，有演出時的日子，真是像過年一樣熱鬧。學校還組織了各種球隊，籃球排球都拿過全縣的冠軍，有的學生還被選到榆林專區參加比賽。還有秧歌隊也很拉風，扭起秧歌來眉飛色舞。難怪幾十年后，談起當時情景，大家還是神采飛揚，一派留戀與向往之情。

在石嘴驛中學，師生關系特別的融洽，孩子們和老師真就像一家人。逢年過節孩子們會把家里最好吃的東西，比如南瓜子、雪花（一種制作比較簡單的鄉村月餅）什么的帶來給老師吃。說實話，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他們自己都不常能吃到這樣的好東西。我自己呢，還受到邀請，到附近的學生家里，直接從樹上打杏和打棗吃。至今想起來，都像畫一般美麗。當然，我也會把一些從家里帶來的、孩子們沒見過的零食，比如巧克力等，送給那些正在長身體，但常常吃不飽的學生孩子們吃。至今想起那種師生和諧友好、親如一家的關系，都是無比的甜美。

當然，生活上的困難也還是有的。比如沒有自來水，要從半山腰的泉眼中接水，再挑到窯洞里的水缸里。我不會擔擔子，只能一桶一桶提，非常吃力。高年級的大男孩看見后，總會主動跑來幫忙，常常有人來看我的水缸，要是沒水，就及時補滿。細心的女孩們，會在我不舒服的時候，為我燒開水。老師之間也非常團結，偶爾晚上會一起到鎮上打打牙祭，吃個烙餅炒雞蛋。在教學上，老教師更是毫無保留地給我們新教師傳幫帶。無論課堂講授還是課后備課，點點滴滴，無微不至，真是讓我受益匪淺�？梢哉f，石嘴驛中學是我教學啟蒙的地方，以至到我離開清澗后，無論走到哪里，教書上課都能名列前茅，成為同行中的佼佼者。

——思索間，車已過了綏德。三十年里魂牽夢繞的景象，終于真實地出現在了我的面前。只是小溪已近乎干涸，山泉改造成了自來水，石嘴驛中學也蓋起了小樓，并有橋梁與公路相連。橋上是許許多多等待著我的學生。我眼眶一熱，心跳也忽然加快了……  

31年后的今天，我終于又回到了清澗，回到了石嘴驛中學，見到了久別的朋友、同事和學生。31年前，雖然因解決夫妻兩地生活的問題，我于1975年年底，戀戀不舍地離開了清澗，離開了石嘴驛中學，但是無論我到哪里，都沒有忘記這里的人們。感謝當年的學生們也沒有忘記我這個老師。

回過頭來，當年的學生早已成家立業，年過不惑。他們的工作分布在全國各地，北京，西安，延安，榆林，清澗，但全都沒有忘記我這個老師。我們還常有信息來往。就因為在石嘴驛中學當了一段時間的中學老師，在我的心靈上，竟然就有了一種桃李滿天下的感覺，真是令人樂不可支，妙不可言。

近幾年，西安的張崇老師，福建的李錫鏘老師，綏德的田華老師等人，都陸續的故地重游，回到了石嘴驛中學，他們來信來電話，談到的情況，令我夜不能寐。今天，我也回來了，和他們比起來，我心中那美好的感覺，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甚至有一種奢望，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同時回到這個小小的石嘴驛中學，重溫大家共同度過的那段異常美好的時光。

我手頭有一張當年學校宣傳隊的照片，順便附上，以與大家共享，也好讓今天的人們，目睹一番我們當年的風采。只是不知道這些曾經和我朝夕相處的孩子們，今天都在何方？

感慨之余，寫此拙文，謹以感謝當年生活在一起的同事、學生，給了我如此美好的回憶。 

 

我的陜北情結

王中義/ 口述　李茂軍/整理

一

1941年9月我生于西安市案板街，祖藉河南，出身于中醫世家。父親王慶林，痔瘺專家，母親陳秀君是中醫師。我從小在西安長大，1959年高中畢業后，考入西安師范學院物理系（現陜西師范大學），1963年畢業時，在長安縣參加社教（四清），1964年8月下旬社教一年結束，回校參加分配。那時對每年的大學畢業生，周總理都要講話。周總理是現場對北京大學畢業生講的，通過電話線（電話會議）把講話信號傳送到各地大學。陜西師大63屆畢業生是坐在階梯教室里聽的周總理講話。講話內容主要是對畢業生們的希望和關懷。周總理講的原話記不清了，但周總理講的“要晚婚”、“不要戕害自己的身體”，影響了我一生，至今仍然記得。畢業生分配開始在學生宿舍樓前，張貼公布（1964年）需求物理系畢業生的地區（單位）和人數名單。然后，畢業生們在各地區（單位）名單旁紛紛貼出自己表示要“到基層、到邊疆、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決心書。分配結果出來后，我最終在分配到榆林地區的學生名單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記得給榆林地區分了四個人，榆林是李海水、橫山是王永茂、府谷是徐才學、我分到了吳堡�！皡潜�，在哪里？”這是我看到分配名單后的第一反應，因為“吳堡”兩字作為地名，我從來還沒聽說過！星期日從學校回家，我把被分配到吳堡的消息告訴了父母。很快從來自父母所在醫院的陜北的住院患者那里了解到吳堡的大體情況：“80里長，40里寬，是榆林最小、最窮、最苦、話最難聽（懂）的縣”。我也爬在父親張貼在家的《陜西省地圖》前，找呀找，找了好久，才在陜西北部的黃河邊上找到了“吳堡”二字！后來，父親要到陜師大找他在工作中結識的校領導和教授，想要求他們改變自己孩子到吳堡的分配方案，父親到了師大北門傳達室，被電話傳來的我阻止、勸說，沒有進師大校門，并由我陪伴著返回西安市內的家中。知子莫如父，父親認為自己二兒聰明好學、善于創造，適合搞科學技術，現在被分配到陜北吳堡，聽母親后來說父親曾對此傷心失望地說：“把孩兒分配到（吳堡）那兒，就把孩兒拍死（指再無希望發揮特長搞科技）到哪兒了！”當時我想：那里雖窮，但那里的孩子也要上學，也需要老師，怎么說也不能把那個地方送給蘇修（我們畢業正值中蘇關系惡化、批判蘇修的“九評”發表之后）。好多我在吳堡的熟人常問我，來吳堡后悔不？我說：不后悔。不只是我，包括我們任家溝的所有外地老師都是把青春獻在那個地方，有的甚至把生命都獻到了吳堡，像蔣維禮老師。在國家的發展，榆林、吳堡的發展中，也有我們的貢獻。想到這些我就不后悔。

二

我分配出發前，母親生怕從未離開過西安的兒子到陜北吳堡吃苦，為兒子準備了新網套制作的被子、褥子、衣物、修補衣服用的針線、自己趕制的牛肉干、干饃豆、水果糖、白糖等等，塞滿了一個奶奶用過的牛皮箱。從西安到吳堡，須乘長途汽車，到長途汽車站，售票處找不到賣吳堡站的窗口，最后找到了售綏德轉吳堡票的窗口，買了一張到吳堡的汽車票。

1964年9月1日，我從家出發，人坐大轎車，行李辦托運交給車站，與其它到綏德班次的行李一同另裝卡車送運。9月3日人到綏德，其間正逢陰雨，后等到的行李牛皮箱，因卡車篷布滲水牛皮箱內物品均被雨水濕透。找車站問責，車站讓我到站內停車場的地面上，晾曬箱內的物品，晾曬中看到慈愛母親精心為我準備的食品、衣物全都濕成了一團，眼淚撲簌撲簌而下！由于下雨公路塌方，綏德到吳堡的班車暫停，繼續在綏等待了一星期。9月10日，塌方路障排除，到吳堡客車開通。到吳堡的客車不是轎車，而是一輛蘇產嘎斯卡車，幾天不發車了，人很多，有位女乘客就站在了我的牛皮箱上，與旁邊的一男乘客一路上又說又笑�？晌乙恢甭牪欢�他們說什么，甚至連一句話都沒聽懂！我才明白“吳堡話難（聽）懂”。沿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黃河，與想像中和歌中唱的黃河不太一樣，沒有那么雄偉壯觀，似一條黃色的溪流。到了縣城找文教局報到后，跟隨一輛到杏子塌村（任家溝中學鄰村）的驢拉車，下午趕到了任家溝中學。進校后接待我的是校長李慶春，去的時候過了吃飯時間，李校長讓炊事員給我做晚飯，招待我的第一頓飯是“好面揪片片”。

到任中，安排我住的宿舍是五齋東頭的第一孔窯，與李建生老師同住。一日，李老師拿出他的“炒面”給我吃，我想：不就是西安人叫“油茶”的嗎？倒碗里用些開水一沖、再用筷子攪一攪，成稠糊狀吃嗎？接過李老師給的炒面，放到茶缸里一些，然后倒入一些暖瓶里的熱水。水倒入茶缸，哇！炒面怎么都飄了起來？！李老師笑了，告訴我炒面不是這個吃法，只倒進少量的水，然后拿筷子用力對碗中的水和炒面轉圈用力攪，把炒面攪成一團后，填入口中吃。這叫作“擰炒面”。原來，吳堡的所謂“炒面”，是把炒過的高粱等糧食外皮，與煮熟的棗混合，經碾子壓成片狀、晾曬干、再磨細而成。這種炒面，耐儲存，有營養，是靠天吃飯的吳堡人，在欠收年份度災的好食物。加入黑豆、粟米的炒面，則被當作美食。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縣上給學校供應的一些豬板油，總務主任常生仁幫灶給我們炸饃饃吃，不小心饃炸鍋了，給常老師濺了一臉，當時疼得可不得了，學校有個教生物的杜學曾老師，他在學校里養了幾箱蜂，并且了解蜂蜜可治燙傷的醫藥用途，他取來蜂蜜，涂搽到常生仁面部被燙傷處，患處不疼不起泡，最后好了還不留疤。這個偏方后來得到廣泛流傳。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任家溝中學的教師們要一邊認真教學，一邊參加勞動。我的擔擔子就是在那個時期學會的，我們經常要給學校的菜園子擔糞、推水車澆菜。有時候，我們還要走出校園參加勞動。1965年吳堡大旱，我與老師們一起幫助鄰村生產隊擔水抗旱，從小河溝一處聚集的水坑到干涸的田地不斷往返擔水。文革期間，我擔任校革委會副主任，帶學生走全縣“拉練”，在吳堡最高的呼家塔辦“分�！�。

帶上學生修公路、筑堤壩是經常的事。記得有一年，學校蓋房子、修教室，和學生們一塊擔磚、背石頭，心想老師不能比學生差，我一次擔24塊磚，兩頭各12塊。突然間覺得“咯噔”的一聲，我的腰受傷了。后來發展的很嚴重，回西安在中醫醫院住院一個月才治療痊愈。

三

婚姻，在人生道路上是十分重要的一步，這一步往往影響到終生。我參加工作的那年剛好23歲，一天埋頭鉆研教學工作，再加上國家提倡的“晚婚晚育”對我的影響，無暇顧及個人問題。到任家溝中學的第一學期，就見閉著的門縫里有人塞進來一張紙條，打開一看，紙條上寫的是一個女孩對我示愛的話，還寫明了她的姓名，后來了解她是早幾年從任中畢業的，我沒給人家回復。后來一個老鄉來我窯里坐在炕上跟我聊天,他說：“我給你說（介紹）個souzi （吳堡話‘媳婦’），pie（吳堡‘白’音）格生生的，duzi （吳堡話‘屁股’）上pie（吳堡‘拍’音）一把，跟涼粉坨子一樣！”我不為所動。不止一個老師要給我介紹他的妹妹。宋川縣上未婚有工作的吳堡或外地女青年，我都不表態或拒絕了。假期回到西安，父親領我到他老鄉家，去給我找對象，見到女孩我也不表態。那時我心中的這扇門一直是關閉著的，虔誠地記著周總理對我們的“晚婚”囑托。直到文革期間1968年我27歲，認為算是晚婚了。這年暑假我大媽給我介紹了她的老鄉女兒崔曉勤，西安人，老三屆畢業生。見面后，父母贊揚她，我仍未表態，因為“沒來電”。但在我回陜北學校后，接到她的來信，關注我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我是待理不理不給回信。后來她到淳化插隊。1969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召開發表公告，我買了一份吳堡縣小印刷廠印發的套紅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公報，連同我寫的簡短信，一起塞進信封，寄給了在淳化的崔曉勤。信中我說：“我在吳堡，您在淳化，父母在西安，那不成了‘三地’生活嗎……”婉辭謝絕了崔曉勤。從此，我們就失去了聯系。1970年父親病重，把我叫到床前，語重心長的給我說：“孩子，婚姻問題爸爸幫不了你啦！你自己在陜北找一個吧！”后來，我就嘗試著在吳堡找，經一女老師推薦，接觸了一個我教過的七、八年前任家溝中學初中畢業女孩，可我總覺得將來要面臨兩地生活的問題，在吳堡終無結果。1971年曉勤招工到咸陽紡織機械廠，被選為工農兵學員，到上海紡織工學院機械系上學。1971年暑假我回西安，我大媽說：“人家崔曉勤沒結婚，還等著你呢！”我當時確被感動，就與崔曉勤確立了戀愛關系。1972年我父病重，1975年，我父去世，結婚推遲到1976年。自我27歲“開始考慮婚姻問題”8年后，我35歲與曉勤結婚，5年后的1981年我40歲時得一女兒。她已去世的爺爺早給起好了名字叫王坤強，2005年陜西省中醫學院畢業，現定居法國從事中醫。

我2001年退休后，不到一年得腦中風病，留下后遺癥偏癱，現在行動不便，生活全靠愛人崔曉勤照顧，我非常感激她，她給了我幸福。

四

我在吳堡工作的幾十年間，經歷了好多事，事事為工作，處處為學生和他人，直到今天仍然記憶猶新。

（一）印象深刻的學生馬進喜。

我每次上物理課，都要收上次課后布置的作業，經批改、打分，作為占學期物理成績40％的“平時成績”之一，記入《積分冊》。對沒交作業的學生，成績記為０分，并在發作業本時點名指出。馬進喜從來不交物理課后作業，但在物理期中、期末考試中，馬進喜總能取得全班的高分。我想，你課堂上講的人家都懂、都掌握了，做課后作業還有什么用？不做物理作業省出時間用于其它課程的學習未必不好。從此，特許馬進喜一人不交物理作業。后來馬進喜考上西北大學數學系，畢業后留校，被德國人選到德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后到清華大學讀博士后，畢業后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作，現任北航外聯處處長。

（二）面向農村開門辦學，為農業學大寨服務。

在全國農業學大寨革命群眾運動的推動下,為了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更好地為農業學大寨服務。任家溝中學開設了農村會計班和農機班。但沒有專職教師，校領導讓我授課，我樂意接受。當時農村會計主要講“三賬六簿十八個賬戶”，為了讓學生學的明白，帶領學生到張家墕村，調查實際的農村會計。農機班，主要講授“三機一泵”（電動機、柴油機、拖拉機和水泵），縣農業局還送來一臺手扶拖拉機做為教具，供在講課中現場觀摩教學。當時吳堡農村已經有了手扶拖拉機，但缺乏掌握使用和維修的人。為了使農機班的學生真正、迅速掌握手扶拖拉機，我利用自己星期日休息時間，組織成立了流動 “農機修配組”。首先要農機班的學生報告：你們村或附近村有沒有壞（不能開）的手扶拖拉機？然后把有壞手扶拖拉機的村子排隊，再把農機班的學生分組，到星期日我帶一個組學生到村子里為生產隊修理。下一個星期日，再換帶另一組學生去另一個村子修理。這樣，既能使農機班學生較快掌握手扶拖拉機的構造、拆裝和維修，又使生產隊壞了的手扶拖拉機得到修復、還節省了修理費。我們的修配不收費。老鄉聽說王老師“能行”，還經常有村里婦女請我修理縫紉機，排除夾線、跳線等故障，每到一處群眾非常歡迎。率農機修配組下鄉的路上遇到“趴窩”的推土機，前面的推土鏟抬不起來,司機請我診斷、排除故障，抬起了推土鏟。

（三）利用雨水替代蒸餾水。

中學物理、化學實驗中都需要蒸餾水，蒸餾水在大城市是浴池等使用鍋爐單位的副產品，可以隨時購買到，但在交通不便的吳堡無覓處。實驗室有一臺制備蒸餾水的實驗裝置，能夠產生少量蒸餾水，遠遠不能滿足物理、化學實驗蒸餾水的消耗量。雨水，是空氣中水分凝結而成，尤其是連陰雨，經過前幾天雨水的沖刷，空氣中漂浮的雜質已經接近為零，這時落到地面上的雨水非常接近于蒸餾水，可以用于中學物理、化學實驗。我設計了一套收集雨水的裝置：在連陰雨天，從學�？倓仗幗鑱頉]有裁剪的原大三張商品玻璃（一張面積約１米×２米），架成前后錯開的高低三層（增大雨水收集面積），在經過雨水沖洗一段時間之后，在最下一層玻璃角下，放置干凈的廣口玻璃瓶，從玻璃角流下的潔凈連陰雨雨水，便被收集到玻璃瓶內，放到實驗室，代替蒸餾水用于實驗。

（四）組建了照相洗像組。

那個年代偏僻的吳堡，只在宋家川有一家私人照相館，是一個叫喬斌的開的。任家溝中學每年都要請喬斌上任家溝中學來，拍攝高中、初中各畢業班的畢業合影和畢業證上用的單人照。學生在畢業照相上花的錢，對城市學生不算多，但對家境貧困的任家溝中學學生還是一種負擔。

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我利用自己的特長和自己的一臺海鷗牌120雙鏡頭照相機，成立了照相洗相組。用任中二齋東頭的一個廢窖做暗室，在窖頂開了一個小洞作光源，用物理實驗室的支架和我的照相機做成一個放相機。這樣，120相機按原大6×6cm拍攝畢業班合影；將120相機內膠卷感光面積遮擋一半，對6×6cm的原大底片，分兩次拍照為3×6cm照片，裁剪為標準1寸畢業照。1寸單人畢業照，直接沖印，畢業班合影則放大沖印。給學生沖印畢業照片，只收成本費：1寸像1張1分，放大合影相1張1角。此后，任家溝中學再沒請宋家川的喬斌來學校照相，為學生減輕了負擔。

（五）組建了電工組，安裝發電機、設計電路，結束任中無電以煤油燈照明的歷史。

1971年，由學生報名，經挑選成立了電工組，教授電工技術、購買材料、設計電路，帶領指導電工組學生在全校的教室、宿舍（窯洞）和道路、廁所安裝了照明電路和電燈。1972年，從郭家溝拉回一臺廣播站淘汰的2105（兩缸，缸徑105毫米）12千瓦柴油發電機組，在一齋一孔橫窯里澆筑混凝土地基，安裝好發電機組。與照明電路連接的那一天晚上，在合上電閘的那一瞬間，全校大放光明，師生歡呼雀躍！自此，任家溝中學結束了沒有電燈使用煤油燈照明的歷史。當時全校所有教室、宿舍電燈如果同時開亮，所需功率將超過柴油發電機組的發電功率12千瓦。為此，我在設計全校照明電路時，將教室照明、學生宿舍（窯洞）照明、教師宿舍（窯洞）照明、道路和廁所照明線路全都分開，用電閘控制：上晚自習教室供電宿舍不供電，下晚自習宿舍供電教室不供電。教師宿舍、道路和廁所一直供電。這樣解決了發電功率不足的問題。2010年在美國工作的學生來西安看望我時對我妻子說：“當年是王老師給我們帶來了電�！蔽腋械胶苄牢�！

（六）吳堡縣第一臺電視機。

六十年代，上級部門給了吳堡一臺匈牙利產電視機，但當時陜西本地發射的電視信號，根本傳不到吳堡，吳堡也沒人用過電視機，一直閑置在那里。后來這臺電視機給了任家溝中學。我選擇離電視機較近、較高、周圍空曠的三齋校鈴架旁邊，設計架設了十幾米高的天線架和天線，與下面二齋會議室的電視機連接。打開電視機，起初什么也看不到，經過調整天線的方向后，接收到了從黃河對面山西發射來的微弱信號，再仔細調整天線方向和調節電視機的頻道與頻率，電視機上終于出現了可視的畫面！任家溝中學從此可以收看到電視，極大地豐富了校園文化生活。

（七）校外任職。

1968年我被調到吳堡縣農機廠任副廠長，為農機廠安裝了新設備（C620機床、刨床、鉆床、8160柴油發電機組等）并負責維修。后接受與吳堡縣武裝部搞“土軍工”（試制了手榴彈、地雷），與吳堡縣電信局搞載波電話和警報網，與水文站搞對講機等任務。

1975年調吳堡縣“水上塬”工程指揮部，駐西安采購機電設備、材料。因為在當時的吳堡縣沒有能看懂機電設備采購清單上那些設備、材料名稱、規格文字的人。同時因我家在西安，縣上便調我到“水上塬工程處”駐西安采購機電設備、材料和大口徑水管等。

五

1985年，由于夫妻分居兩地，家庭困難很多，我申請調回原籍工作。先后在西安電工技校、西安市第二輕工業局教育科下屬的西安市皮革工業公司工人技校、培華女子大學、西安市教育學院任教。2001年，在西安市教育學院物理系退休。2003年，西安教育學院與西安聯合大學合并為西安市文理學院�，F為西安市文理學院退休教師。

1980年夏天，我爬到任家溝中學對面的山上，用自己的照相機拍了一張陜西省吳堡縣任家溝中學彩色全景照（下圖）——我奉獻了全部青春的地方。

 

我的吳堡歲月

馬全瑞

我離開曾從事林業工作17個年頭的吳堡縣30個春秋了，至今那里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依然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是那里的老領導、老同事給了我無私的關懷與支持。他們永遠是我最熟悉、最崇敬的人。對昔日地域的人和事可概括成一句話，“人杰地靈，真情永駐”。

我是陜西省扶風縣人，1962年畢業于武功農業學校，1965年分配到吳堡縣工作，1981年調離吳堡。我雖離吳年久，但腦海中卻經常浮現出當年的人和事。記憶最深的是我的多位老領導樊錦維、薛居源、薛保華、王世功，李錦幫、慕生瑞等，他們都是資深德高、深受同志尊敬愛戴的老領導、老朋友。他們對工作認真負責，對同志關心愛護。和他們相處，工作踏實，少憂無慮。馮維鈞是當年的基層負責人，相處雖短，印象頗深。相處不到一年，他從工作、生活、學習等方面關心愛護年輕干部，和他相處其樂融融，干勁倍增。還有蹲點駐村中認識的好領導王世祥同志，他的大名吳堡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正直厚道，農村工作熟悉，威望很高，后來成為鄉鎮及縣級主要領導干部。我離吳前最后一任領導慕生瑞是縣林業局主持工作的局長。在他的直接領導下，一年時間，機關面貌大變。他思路敏捷，敢說敢干，雷厲風行，是非分明，任人唯賢，與人為善，是具有開拓進取精神的優秀領導干部。還有一位眾所周知、不可多得的高級林業工程師王兆富同志，他愛崗敬業，技術精湛，工作熱情，業績突出，他是多任領導的參謀助手和活地圖，吳堡縣林業他是有功的。還有不少曾在基層公社工作的林業專干，以及農村愛林、護林的優秀林業員劉宇春（車家源）、任全順（丁家灣）等同志，不能忘記他們。是吳堡的老領導為我們這些外籍干部符合農轉非條件的同志家屬轉為商品糧戶口，同時將我推上縣林業站站長職位。下面我將尚可記憶的幾件往事，略述于后。

往事之一：我親手把吳堡農林特產送到首都北京。

1976年在全國農業學大寨的熱潮中，吳堡縣農田基本建設成績突出，被省上列為學大寨先進縣。上級通知，先進縣必須選擇送一批農林特產進京參展。縣上主管農林工作的領導批示此事由縣農辦和林業局負責辦理并直接送達。呼建文和我承擔了此項任務。各公社把選送的樣品送縣后，由我倆親手接收，登記，包裝。我記得有吳堡黃河灘地的大紅棗，塔則溝的青梨，馮家墕的蘋果以及農村送來的馬鈴薯、農技部門選送的農作物良種樣品，蔬菜及一個特大的南瓜。共裝箱七八大件。我們將這批展品拉到軍渡汽車站準備辦理托運。汽車站的老站長見我們東西太多，不愿接收。我拿出縣上介紹信說明是給華國鋒主席送的展品，豈有不運之理。那人聽了后立即表態同意接收。于是我們兩人將這批樣品直接托運到首都北京，并親手協助農展館工作人員把送達的樣品陳列在全國農展館第三展位的顯眼位置。我兩還參觀了全國農業展覽館所有參展項目，使人耳目一新，至今難忘。

往事之二：我給吳堡調核桃在山西軍區見到慕汝瑞司令員。

當年，在吳堡工作期間我記得曾多次去外地為縣上調林木種苗。調購數量較大的一次是去神木縣，歷時一月有余，調回擰條種子10萬多斤；多次去山西調購蘋果苗木，并參加榆林地區組織的赴河北唐山地區調運優質蘋果及梨樹接穗等事宜。其中我受林業局委派，一人赴山西太原為吳堡調核桃種籽之事印象最深。出差之前領導告訴我要作兩手準備，一是帶上單位介紹信，二是再帶一個私人信件。聽說吳堡縣林業局前任馮德康局長的一位親戚慕汝瑞是山西省軍區負責人。我照此辦理。到太原后，我找到省農林局物資供應站，出示了單位介紹信，該辦公室人員看了我的介紹信不客氣地說：你是外省來的，核桃是國家統購物資，你既無省級介紹又無食油指標，一個縣級部門介紹信，不予接待。我再三說明情況也無濟于事。我便對那位辦公人員說如果事辦不成，請把介紹信還我，那人蠻不講理，扣押了我的公函。我暗自尋思，我是為公有備而來。于是我徑直步行到山西省公檢法軍管處詢問慕汝瑞辦公地址，衛兵問我是不是找慕司令，當時我確實不清楚慕的真實職務，隨口說：“反正是軍區最大的官”，門衛說慕司令在二樓辦公。找到二樓后，一位女兵接待告訴我慕司令剛回軍區干休所了。我又乘車去到省軍區干休所，站崗的軍人告訴我慕司令剛在院內散步。我快步走到司令員面前說明我是家鄉來的，并出示了信件。慕司令和顏悅色的把我領回家中。他是一位身材魁偉、著裝樸素、面帶慈祥的軍級領導人。他留我在他家中吃了頓豐盛的午飯，并拉了家常，他問我衣裳冷不冷，還問了家鄉的水利及黃河水上塬情況。他說發展經濟是給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要支持。叫我先回住處，明早晨他上班后與有關部門聯系解決。第三天清早，他派專人接待了我，并給了我一個滿意的答復。這件事，我至今記憶深刻。

往事之三：下鄉巧破盜案。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在于家溝公社下鄉，主要任務是抓秋冬農田基本建設。第一天我到該公社的團棗坪生產大隊，經了解，該村秋冬農田基本建設已經拉開序幕，任務明確，群眾干勁很大。于是我準備第二天去一個相鄰的史家塔村，當我背起背包準備離開時，該村的隊干跑來向我報告，說他村昨晚上幾百斤購糧不翼而飛，央求要我留下協助他們偵破此案。我詳細了解了失盜相關細節情況，有幾點可作為偵破此案的突破口：一是被盜物資數量較大，很難藏覓。二是失盜時間較短，未必當晚轉移，三是失盜之物是正在加工的半成品，容易辨認。據此情況，必須搶抓時間，勿失良機。我當機立斷，將此事電話匯報該公社，請求公社派人協查。一個小時左右，公社值班的呼士凱副主任來到現場。我倆交換意見后，與該大隊主要領導研究決定：第一組織可靠的村干部民兵站崗放哨，全村戒嚴，晝夜值班。二是立即召開社員大會，講解政策，說明盜竊公購糧必須負法律責任，群眾已有舉報。三是給出路的政策。只要按規定時間，地點將公物歸還，我們寬大處理，不給任何處分。經過嚴密的組織領導、政策攻心和發動群眾，當晚夜半三更，隊干部跑到我們住處報告，失盜的公購糧已如數送到指定地點，此案告破，群眾拍手歡呼，興高采烈。

往事之四：參加吳堡縣林業資源清查工作始末。

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作為縣上抽調的業務干部之一，參加了榆林地區林業資源骨干培訓會。回縣后，我們幾位參訓同志向局領導進行匯報，局領導對此項全國統一部署的大型業務活動非常重視，立即抽調人員，組織業務骨干培訓，分片包干，限期完成任務。我的職責是聯系業務，跑面指導，巡回督促，質量把關。各分組都是白天進行外業調查測量，爬山涉水，逐村逐塊，分類調查，晚上加班。在微弱的燭光之下，展圖求算面積，當時進行此項工作條件較差，全縣只有一架小羅盤測量儀，只能供一個組掌握使用，其他組只能用土法自制的小木板測量器進行工作。經兩月左右，外業全部結束。內業由孔令正副局長和王兆富同志負責編審匯總上報材料。賈愛書、李媛玲等青年同志都是繪圖的能手，白天黑夜伏案工作，精神可嘉。此項工作在全系統緊密配合、日夜加班、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了清查任務，經上級省市檢查驗收，全部合格。全縣各類林木面積、現狀和規劃數據也得到了縣級領導和相關部門的認可。結論是林業局工作是認真的，數據是可靠的，規劃是可行的。這次全縣林業資源實查工作，也為以后定期普查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往事之五：我在吳堡過春節

我在吳堡度過兩個春節。文革的1968年底，據傳聞說上級通知，所有機關都要過革命化春節，即“春節不放假，提倡大家吃憶苦飯”，而實際上，各單位留守人員甚少，大家都吃的是傳統美食餃子�？h農林局機關灶上也將和好的白面和羊肉餡按人分給個人，自己動手包餃子。當地同志人人會包，我一個外地人實屬生手，有本地同志教我包。別人包得又快又好，我包得又慢，大小也不一致。從這以后我也逐漸掌握了包餃子的基本要領，并把這種手藝傳到家鄉，教給鄉親。

我在吳堡過的第二個春節是1981年春節。也是我在吳堡工作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春節，我一人留守機關，其他同志全回家團聚了，機關的管理員給我留下一大塊生羊肉，還有豬肉臊子，面粉及蔬菜。我做飯實屬外行，于是我把那塊羊肉送給辦公室秘書辛培蘭同志。我對辛同志講：“你把這塊羊肉帶回去吃吧，我怕麻煩不會做”。辛同志講，她把過年的東西都準備好了，這塊羊肉帶回去做好叫孩子給你送來。我是真心嫌麻煩想送給同志的。初一清早，辛同事的孩子早早給我端來一大碗肉餡，我包了三頓才吃完。記得那一年春節，當地近處的同志都很熱情，局機關剛調來的會計李愛英同志叫孩子給我送來手工做的又光又薄的面條，還有過年蒸的年饃包子。這次春節，我雖未與家人團聚，但我確實感受到老區同志的真情實意和高尚美德，使我至今難忘。

往事之六：離吳難眠之夜

1981年4月，我因母親年高體弱，家庭孩子都小，負擔較重，特向單位提出回原籍工作。在局機關主持工作的局長慕生瑞同志的親切關懷幫助下，經組織批準我調回原籍工作，并發了商調函。離吳前夕，慕局長安排我最后再參加一次榆林地區業務會議，會后我按照領導安排又參加了縣上春季蠶桑工作現場會議，傳達貫徹地區會議精神后返回縣林業局。當我剛進機關大門，留守機關的薛耀密同志告訴我，你的調函回來了。第二天我辦妥了一切事宜，并告訴現場會后路過探家的慕局長，老領導慕局長于當天下午回到縣局，當晚為我安排了歡送晚會并全體留影以作紀念。機關同志為我離吳傾心相談，贈送禮品，表達心意，惜別之情直達深夜。我激動不已，無法答謝大家的真情實意。單位領導給我安排了車輛。第二天佛曉5點多，機關領導同志都來相送告別，此時此刻，我和大家心情一樣難分難舍。

我從內心默默期盼吳堡的明天更加美好，山一天比一天更綠，水更清，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和提高！

往事之七：真情永駐

人有情，水有源，多少夢境憶當年�；胤鲲L縣多年如同夢境一般，吳堡經常在我的腦際中時隱時現，晚年多感，回味無窮。不久，我接到原單位慕局長的親筆信，詢問我工作的安置情況，信中語重心長，催人淚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此時此刻，我雖在故鄉，對昔日熟悉的老區魂牽夢繞。至今，這封書信我作為一件珍貴的贈品，保存在我的書柜中。回扶風縣后，我又多次接到吳堡原單位領導來關中出差帶來的陜北鄉土特產大紅棗等物品，使我真正體會到老區的領導同志沒有忘記我們，我們也永遠牢記和關注吳堡的發展變化。在以后的多年中，吳堡的同志每年都有電話來往，互相問勉，傳遞信息。特別是楊凌農博會的舉辦，各地農林特產的交流參展，幾乎我們每年都能與吳堡的特邀代表相見，并悉知傾聽陜北，特別是吳堡的巨大變化。2010年吳堡縣林業局又舉辦了外籍離退人員回吳聯誼座談會，多數離吳外籍同志回吳重訪，舊地重游，光顧拜望，暢談回顧吳堡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禮遇有加，并全體合影留念。我因體質欠佳，未能前往，但在多年吳堡領導發來的賀年卡及電信中也能領略吳堡同志的鄉音和發展盛況。我為吳堡的大發展大變化興奮異常，感慨萬分。我從內心更多的期盼吳堡的明天更紅盛、更美好，社會更和諧、人民更幸福。

 

一段難忘的經歷

李　旺

我和我丈夫李合信1972年2月到吳堡，1980年離開，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八年，那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我們是西北農業大學69級畢業生，因為文化大革命，1970年分配到蘭州軍區寧夏吳忠農場勞動鍛煉，1972年再分配到吳堡。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大家庭中，曾祖父李桐軒是西安易俗社的創始人，祖父李約祉是個愛國學者、教育家，叔祖父李儀祉是我國近代水利事業的創始人，舅爺張季鸞是我國著名報人、近代新聞事業的奠基者，我的父親李賦豐是榆林地區水利局的總工程師，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教授。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家庭遭受了滅頂之災，西安騾馬市的老家被紅衛兵抄家，祖父、母，我父親和兩個姑姑都被迫害致死，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吳堡的。

當時從榆林到吳堡有多半天的路程，汽車一直在一條峽谷中顛簸，讓人有些透不過氣，直到下午，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出現一片開闊地，一條大河出現在眼前，泥浪滾滾，我們來到了黃河邊。這個地方叫宋家川，是吳堡縣政府所在地，川道狹長，多數人住在山上。一條公路貫穿東西，河的對面是山西。當晚，我們住在縣革委會的一孔窯洞中，合信打回來晚飯，往桌子上一放說：“來，吃！”我一看，大粗老碗中整了半碗紅色的高粱面節，上面蓋了些酸菜熬土豆，心里不由一沉，今后就要吃這種飯了！第二天，我們去報到，合信被分到縣體委工作，我被分到吳堡縣宋家川中學當老師。

宋中在宋川東盡頭的山上，下面就是黃河，我站在學校往下看，發現一座大橋聯通兩岸。有人告訴我，大橋是兩年前剛建成的，對岸是山西的軍渡。一句話提醒了我，1952年省水利廳派我父親到榆林時，不就是從這兒過的黃河嗎？馬上就有了一種親切感。想想過了橋，坐半天的汽車到介休，就可以坐上火車回西安了，覺得倒也不錯。

學校沒有住的地方，我們必須自己在老百姓家租窯洞住。有人告訴我們，學校旁邊隔道山梁有個叫迎喜的人，家窮，有個空洞子窯，沒錢安門窗，如果出錢安上門窗就可以租住。我們出了120元，租期5年。窯洞很簡陋，土墻、土地、土炕，還有一個石面的連炕灶，但因一切都是新的，還算干凈清爽，我們就這樣安頓下來了。一住下來我們就面對兩個難題：吃水要到山下黃河灘機井中去挑；做飯要拉風箱燒火。這時，合信就盡顯英雄本色。我曾和他一起去挑水，認為小時候在家也挑過水，不難，誰知挑上水一走山路就不行了，回家的路有兩條，一條彎彎曲曲要不停的換肩，另一條左邊是崖壁、右邊是深溝，小路只有三四十公分寬，不可能停下來休息，我真是干不了。燒火更是他的長項，他從小就幫母親燒火，知道怎么省柴火燒得又旺，因為有了他，我才順利的度過了最初的難關。

一開始學校給我安排音樂和農業基礎知識課，還負責學校的文藝隊，我干得還不錯，不久省群眾藝術館在榆林辦音樂培訓班，就派我去參加。去了才知道是培訓作曲寫歌的，我哪會作曲呀，為了完成任務，我就在去開會的路上哼歌，按照頭天晚上想好的主題、旋律一邊走一邊哼，到了班上就把它寫下來。我寫了兩首歌，一首《我愛我的小扁擔》，一首《運動員之歌》，都是和我這段時間的感受有關。《小扁擔》的歌詞我還記得幾句：“小小扁擔悠悠閃，悠悠閃，山間行行小飛燕，小飛燕，擔水澆樹樹苗綠，送肥上山壯農田……”我們學校后面的山那時候叫反修高地，是干部勞動改造的地方，每周我們都要往山上送一次糞，因為不會換肩，我總是擔上茅糞就往前趕，找到一塊平地放下擔子歇一歇，等別人趕上來，我就擔上又跑，所以特別羨慕那些會挑擔子的學生，她們一閃一閃，左肩換右肩，走幾步，右肩又換左肩，肩上換，腳不停，優哉游哉，真是比舞臺步都要好看。這首歌受到輔導老師的大力贊揚，把它作為教材講給大家聽，佐證一個道理：“文藝作品來源于生活，來源于作者的真實感受。”還把這兩首歌收入歌本。

吳堡人過年過節都要搞一些文藝活動，他們有自己的藝術形式：扭秧歌、跳二人臺、過年還要轉九曲。二人臺是一對男女跳的舞蹈，和東北二人轉不同的是沒有唱詞，純粹是舞蹈，隨著不斷變化的鼓點，兩人拿著扇子或造型，或起舞，還能表現出一定的情節，健康優美，學校的女教師尚思珍跳的二人臺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轉九曲是從古代戰場陣形轉化來的，過年時在黃河灘用木樁圈成陣形，每根木樁上都點上燈，大人帶著打燈籠的孩子，青年男女手拉手，從陣口進入，隨著人流轉呀轉，也不知怎么的就轉出來了，神秘而熱鬧。陜北人個個都會扭秧歌，只要嗩吶一吹，鑼鼓一響，前面有個傘頭一帶，跟著就能扭起來。我認為形式太單調了，我們學校宣傳隊打破常規，做了些花籃拿著，變化出很多隊形，加入很多新的動作，走出去讓當地人大開了眼界。不過現在想起來，真有點關公面前耍大刀的勁，不好意思了。當時很多領導同事對我很支持，宋均太老師還親自做出很多漂亮的花籃，真是謝謝他了。

音樂和農業基礎課是副科，我總有點不滿足，學校有位化學老師是關中人，想調走，學校不放，他就動員我教化學接他的班，我仗著在大學學的基礎課大多是化學，就勇敢的答應了。理論課我一點都不怯活，講得清楚明白，可是一上實驗課就壞了，儀器不配套，我又想給學生做，結果產生的氣體把玻璃瓶打向天空，落下來又摔得粉碎，學生們一陣驚呼，我也嚇壞了。校長宋炳希建議我教語文，從此后我就成了語文老師了。

我這個外行想當個合格的語文老師也不容易，蔣維禮、戴文敏、張培蘭等老師給了我很大幫助，我自己也真是下足了功夫，成天抱一本字典，從字的筆畫、筆順研究起，鉆研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跑圖書室尋找資料，給學生布置作文時自己寫“下水作文”。我的文章很快傳揚出去，不時有人要去轉抄，我們的教務主任李務滋也說可以積累下來出個散文集，可后來我發現轉抄我的文章的人是為了自己應付考試，再加上我也害怕文字獄，就停手了。假期教師集訓時，我在老教師的指導下，給全縣語文教師上示范課，仗著普通話說得好，得到了大家的好評。這時我才發現我很喜歡這個職業，也天生是個當語文教師的料，那時怎么沒報考師范大學呢！這段經歷，為我以后成為一名高三語文把關教師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校際交流的過程中，我才發現，那年代吳堡真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學校、醫院、農技站、獸醫站等稍有技術含量的單位，大概有一半職工是外地來的大學生，中間不乏名校生。教物理的馬志偉老師，北京人，是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分配到這里。又教語文又教英語的蔣維禮老師，上海人，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選擇分到北京，想在首都大干一場，誰知一年后部里精簡機構，他被下放到西安無線電學校，反右時因為話太多，被下放到吳堡勞動改造。和他有同樣遭遇的葉奕柱老師，上海外語學院畢業，同樣分配到北京，同樣下放到西安無線電學校，又同樣下放到吳堡勞動改造。葉老師說他哥哥解放時隨國民黨跑到臺灣去了，因為這個他特別小心謹慎，反右時因為他不發言，政治上不積極，所以也被下放了，光他們學校下放到吳堡就有108人。教語文的艾紹武老師，東北師大畢業，被貶到吳堡后，他愛人也從北京調到了吳堡……

有一天，馬志偉老師給我看了一張照片，上面的女子非常美麗，是他的表妹。他說這個表妹不是他姨親生的，是一個著名演員的私生女，他們青梅竹馬一起長大，后來他分到吳堡回不去，倆人都很晚才分別成家。等再見面時，他已成了大腹便便、白發蒼蒼的老頭了，這也是那個時代造成的悲劇。

艾紹武老師是個典型的文人，愛看書，還有個記筆記、寫批語的習慣，比如，人家寫“毛主席萬歲”，他就在旁邊寫“萬歲不可能，百歲還可以�！彼�還寫：“到了太原，就到了苦難的邊沿，到了吳堡，就到了苦難的深淵。”“學生吃的是豬狗食。”現在想起來，他說的都是大實話，可是當時不得了，他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了起來。他在監獄里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進行改造。有一次放風的時候，他拿了一本毛主席語錄，看累了，把語錄本放在大腿邊，哨兵呵斥他，說他對毛主席不敬，他想解釋，結果被上了背銬，整整一夜。他曾經拿出一件東西給我看，是一塊白布，上面用紅線繡的毛主席的老三篇，字跡十分清秀。他說，老婆給他送棉衣時，秘密藏了一根針，他從床單上拆下線，偷偷繡成的。我很同情他，幫著把他調到咸陽。

1972年年底，我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工作忙，合信經常帶球隊出去打球，有時還得下鄉，后來他被調到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一周最多只能回來兩次，我只好請人幫忙看孩子，這樣，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當地人。

我的房東迎喜是個鐵匠，他的父親就住在街里，家境還可以，但是迎喜很窮，有人說，他是紅軍離開時留下來的小孩，不是親生。我問過他，他說，沒有人找過他，他父親也從來不提，他也不好問。他的愛人潤蘭也是老紅軍的后代，她父親沒文化，解放后回家當了農民，所以潤蘭是農村戶口，根據當時的政策，她的三個孩子也是農村戶口，這就意味著她家五口人，四口都沒有供應糧，常常為吃糧發愁。給我看孩子的張老漢，也是個離休老紅軍，據說是個可以到縣委拍桌子瞪眼睛的人物。我有一段時間請了一位老太太住在我家幫我看孩子，有一天來了一位看望她的老漢，那老漢坐在炕上就說個不停。說在延安時，他是毛主席警衛連的戰士，毛主席在禮堂看戲，他們就騎著馬在周圍巡邏。他說，大家都知道紅軍從什么地方到延安，不知道從什么地方走的，就是從咱吳堡過的黃河。他說過去吳堡家家都有幾大甕的存糧，兩三年沒收成都不害怕，紅軍走時，大家把糧食都捐出去了，他們的頭頭對毛主席說：“主席呀，我們陜北人真是把自己肚子里的一點糧食都摳出來捐給紅軍了！”從此以后，當地人總是為吃糧發愁，幸虧他們有土豆、紅棗、黑豆或黃豆砸成的錢錢，才能維持起碼的營養。有一天我碰見一位精神矍鑠的老太太，有人告訴我說，這就是有名的馬大姐。紅軍離開陜北一直到解放后，留下很多婆姨，有的是丈夫在前線犧牲了，有的是丈夫進城后不要了，當地政府很發愁，不好安置。是馬大姐收留了她們，組織她們生產自救，還想方設法牽線搭橋，再把她們嫁出去，大家都說那是最早的婚姻介紹所。吳堡是個抬頭低頭都能看見紅軍遺跡的地方。

我們在吳堡的那幾年，是吳堡生活最苦的時候，很多人家里口糧不夠吃。城鎮供應糧，干部60%的雜糧，居民80%的雜糧。學校沒有洗手間，師生共用一個露天廁所，孩子們的大便凈是不能消化的高粱殼。灶上開飯大多是一個用玉米面拍成的三角形椎體，叫“圪梁”，再抓一把鹽放在上面，就是一頓飯。合信下鄉去進行路線教育，農民家吃的一種叫“糠炒面”的東西更是難以下咽。那時候的縣革委會領導“左”得厲害，搞什么“學習大寨先進縣”，全縣干部每天在反修高地上挑燈夜戰，挖山填溝整平地。這些不說，最要命的是“割資本主義尾巴”，搞得城里連個賣菜的都沒有。我給孩子買不到雞蛋，只好去了山西軍渡，誰知剛買好，一群人便圍了上來要沒收，我急了，直喊：“不是買的，是朋友送的�！蔽以谀抢锬挠惺裁磁笥蜒�，正在騎虎難下的時候，學校的王向賢老師撥開人群走了進來說：“不讓拿就算了，給我！”說著，接過雞蛋就消失了，我還站在原地發呆。幾天后，王老師又趁夜晚過河給我取回了雞蛋，這件事讓我感恩一輩子。

其實，在吳堡令我感動的人和事還有很有很多。有一次我和一些學生幫生產隊收莊稼回來，當我背著谷捆沿著窄窄的山路從很遠的地方返回來時，感到的不只是勞累，還有恐懼，因為我背后的谷捆不時的碰到崖壁上，我總覺得要被掀下懸崖了。這時，一個小姑娘匆匆趕來接下我的谷捆，她是完成自己的任務后，又專門趕回來接我的，她不是我教的學生，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她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在迎喜家住了五年后，租期到了，我找宋炳希校長，希望學校領導幫我解決困難。學校有一個后背坍塌的窯洞，我看上了它。校長派了幾個工人堵上了那個窟窿，還動員一些學生幫我鏟掉了原來的墻皮，說這原來是學生的宿舍，怕墻里有虱子、臭蟲之類的東西。窯洞里塵土飛揚，可是學生干得熱火朝天，吳堡的學生很樸實，干活也很賣力利索，半天就給我收拾得利利索索，工人還給我在窯洞里砌了個灶臺，這樣我們便就又有了一個家，在里面住了三年。在那特殊的年代，學校領導能打破常規讓我住在學校里，真是讓我感激不盡。后來孩子大了，沒有幼兒園，在校園里亂跑，我給校長建議成立一個幼兒班。校長很快聘請了一位幼兒老師，并騰出一眼窯洞成立了一個幼兒班，為我們解除了后顧之憂。想起這些事都覺得很溫暖。

我一進校就和李務滋老師在一個辦公室，得到她很多幫助，她和她的愛人宋炳希為吳堡的教育事業做了很大貢獻，也是我的良師益友。

1978年8月8日，榆林地區為我父親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會，會后我們只提了一條要求：離開陜北這塊傷心地。后來就調到咸陽彩虹中學。

幾十年過去了，我夢中仍然經常在吳堡的山路上爬行，迎喜給我的擦洋芋的擦子，袁桂生給我的菜刀，現在我還用著，學生來看我時，我總要問問吳堡的變化及我認識的人的近況，那里是我風華正茂時生活過的地方，那里的人善良、熱情、友好，給困境之中的我很多溫暖。我感謝吳堡人民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表達自己的謝意。從網上看到吳堡的新貌，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吳堡日日強盛，吳堡人天天幸福。

 

我的吳堡生活回憶

李樹民

我生于一九三八年元月一日，陜西三原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我從陜西師范大學數學系畢業后，分配到吳堡任家溝中學任教，一九七二年調回故里三原。在吳堡任教的十余年里，吳堡壯觀的山川，奔騰的黃河水，勤勞樸實的吳堡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自幼生活在一望無際的八百里秦川，富饒的關中平原。一下子進入了這山高溝深的黃土高原，眼前的情景，真使人無法想象。秋天是多雨的季節，這一年更是秋雨連綿。從西安出發下火車到銅川。因下雨，汽車不能開，票難買，一住就是一個星期。那時我們坐的都是卡車，公路是石子鋪的，過大河有橋，過小河得人下來，眾人把車推上坡。一天車行二三百里，天黑了，晚上走到哪里，就歇到那里的小村莊，等第二天上路。我們一行走了半個多月，才到榆林。到了吳堡已經是十月初，總想這下子好了，可到了目的地了，上班工作了。誰知吳堡文教局的一位同志熱情地說：“先休息，任家溝中學還有三十多里，明天再說�！钡诙�天到了中午，有人趕一驢拉小車來接我，翻山穿溝，到了學校，已經是掌燈時候。那天晚上，我一宵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怎么到了這個地方，與我想象的真是千差萬別。中學在一個縣算是高等學府，怎么會辦到離縣城這樣遠的地方。

和我一塊分到吳堡的三人，李建生是佳縣人，先回家了。崔樹彥，禮泉人，還未到。我一人先到了學校。到學校發現大部分教師都是從外地來的，這時我的心情稍有些安靜，還有這些人也和我一樣的命運，到這窮鄉辟壤的山溝。任家溝中學，當時是一所完全中學。初中每年級有五個班。高中只有一、二年級，各一個班。開始校領導讓我代初中一年級的代數，這大概是試驗我的能力吧。才代課不到十天，教導主任張烈找我談話，他要我接高一、高二的數學。從此我就一直給高中代數學課。初出茅廬的我,認真備課、認真講課、認真對待學生輔導，認真批閱學生作業。得到學生的滿意和支持，同時得到學校領導及同志們的肯定和鼓勵。

吳堡縣山高溝深，土地貧瘠，十年九旱。經濟非常落后，群眾生活十分艱苦。到吳堡工作的外地人，首先要過生活這一關。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處于困難時期，干部糧食定量供應。因當地生活水準低，在每月供應的三十斤口糧中，百分之八十是雜糧，小米還算是細糧。因此學校職工食堂，每個星期只能吃兩次半斤的饅頭。飯少鹽缺醋，更談不上蔬菜，每天離不開高粱馇馇飯。記得一位老師將字典上的馇馇飯的解釋念給大家聽后，還挨了批判。寫到這里我想到一件難以忘懷的小事。困難時期教工食堂辦得很差，教師意見很大。教師代表葉奕鑄老師，還把灶上的饃曬干，半斤只稱了不到四兩�？h上領導來學校查賬，發現管理員侯克敏克扣貪污。他被處理后，還給我們每個人發了十多斤糧票了事。學生灶更差，每天就兩飩馇馇飯。

這里生活我很難適應，還得了慢性胃炎。就這樣的艱苦生活條件，一干就是十多年。有的同志將半生甚至一生奉獻給了吳堡的教育事業。我在吳堡工作十多年是和老婆異地生活的。在此期間，老婆一人既要工作又要養育我的三個孩子。就連老婆生小孩，我也未能照顧一天，每想起來心里實在不是滋味，總感到非常內疚。在那熱情燃燒的歲月里，也不是什么罕見的事，至少吳堡任家溝中學的不少外地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就這樣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學校中的外地教師和當地教師一起，堅守工作崗位，雖叫苦而不怕苦，忠于自己事業的態度，默默實干的精神，加上來自吳堡偏遠山溝的學生刻苦鉆研、努力學習的學風，使吳堡任家溝中學從六十年代開始，一躍再躍，從不知名的山溝中學，變成榆林地區的先進中學。連續幾年的高考成績，使人刮目相看，位居榆林之首，在省上也成了知名學校。學校面貌的改變與我們克服困難、努力工作分不開的。

任家溝中學處于四面被山包圍、座北向南的山坡坡上。一條小溪繞過學校的兩面，環山抱水，環境非常幽雅、安靜。優美的環境，適宜學生的學習生活。在無任何干擾的情況下，教師認真教，學生努力學，學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國家困難時期過后，各方面走向正軌的時候。一九六六年春天，教師埋頭提高教學質量，學生迎接即將到來的高考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天早晨，忽然整個學校大字報鋪天蓋地。我的門口也貼出了幾張大字報，說我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教學中販賣封資修黑貨，還宣揚楊獻珍的“合而為一”，反對毛主席的“一分為二”的思想。要揪出來示眾，讓我老實交代問題。當時好多天心情非常沉重，好長時間晚上從睡夢中驚醒，不能入眠。隨后，大字報、大批判把這次運動引向了高潮，縣委還派工作組到學校來所謂領導這次運動，把整教師變成了整學校領導，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意思的是學生造反了，反對工作組，大批判變成了大辯論，各說各有理，由學校鬧到縣里。隨后又開始了學生的大串連，把我們這些揪出的人忘記了。就在工作組執政時把我和崔樹彥找來，分配任務，是去寫學校到縣里路上的“毛主席語錄”。西北風刮著，冒著嚴寒，可心里感到輕松多了，問題不大了，人家還能用咱。一九六六年深冬的學校，冷清無人，我們五個外地人，不能當“紅衛兵”串連，就組織了所謂的“赤衛隊”。在附近的農村做了軍裝，穿上軍裝跟大家一塊串連了。由吳堡經清澗步行到延安，再到西安。接近年關，只好各自回家。形勢平定后，我們回到學校搞斗、批、改。吳堡遍地開花搞縣辦中學，把任家溝中學的教師分到各個公社的所謂中學去任教，結果也沒搞出什么名堂。

一九七二年地、縣批準了我的調動申請，我回到故里三原，開始在西北醫療設備廠子校任教，因為廠里起用人才，我得到提拔，擔任過副校長、校長。任職期間，尊師重教，大膽把開除、下放的我過去的老師朱憲祖、梁居賢、竇云哲等請進學校，恢復公職。在文革剛結束時，作為文化大縣的三原，惟有西北醫療設備廠子校的成績優異。1983年，我被調到南郊中學；1987年，擔任三原縣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1998年退休�；�甲之年的我終于降落在本屬自己的人生坐標上，可以大膽自由地揮毫潑墨，邊書寫著有個人清秀特色的于體書法，邊熱心服務于中老年書畫組織活動，被推舉為于右任書協副會長，作品在全國、省、市書畫大賽中多次獲獎，并收入名家書畫集，被海內外珍藏。我是先苦后甜，晚年的生活安逸、向上、舒坦、幸福。

寫回憶文章時，我在報紙上看到吳堡縣被評為“2010年陜西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爭先進位獎”中進步最快的縣，我很感動。雖然離開吳堡已經四十多年了，但吳堡的山川河流，吳堡勤勞的人民，在我有生之年是永遠不能忘懷的。但愿吳堡能依托能源優勢在發展機遇期更上一層樓。我真想有機會再回吳堡，到我這第二故鄉串一串、看一看。愿吳堡人民的生活徹底擺脫貧困，過上更加美滿幸福的生活。

 

王芳林行醫馬蹄溝

欒世宏

王芳林（1911--1993），河南洛陽人，1936年到西安同他人在案板街北頭設立起陜西唯一的痔瘺�？圃\所。1946年在北院門另設一診所，并設病床15張。1953年在以中醫痔瘺科為主的西安益民聯合診所擔任所長。1955年調到西安市中醫醫院，任痔瘺科主任，1958年晉升為中醫主治醫師，1969年被下放到陜北子洲縣馬蹄溝地段醫院。1977年調回西安市中醫醫院，1979年中華全國肛腸學會成立，被選為副會長。1982年西安市肛腸學會成立，當選為主任委員，1985年陜西省肛腸學會成立，當選為主任委員。1986年晉升為中醫副主任醫師，1991年晉升為中醫主任醫師。曾先后代表陜西參加全國性痔瘺學術會議30余次，有多篇論文在全國性學術交流會上宣讀交流，其中撰寫的 “便秘的辨證論治”、“蔥葉生肌散和滅膿拔毒散在痔瘺科臨床中的應用”、“治療裂口痔112例臨床分析”等先后在全國性醫學雜志上刊登發表。并著有《臨床實用痔瘺學》等書。是西安市政協委員，農工黨黨員。

1969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成了一時最時髦的語言。9月，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王芳林，也被下放到了子洲縣馬蹄溝地段醫院，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從關中平原到黃土高原，從大都市到小集鎮，生活、工作條件的改變，并沒有改變一個人對醫術的迷戀，對事業的熱愛，并沒有改變一個人對救死扶傷的執著追求。作為陜西省痔瘺�？频膭撌既�，面對“十人九痔”的眾多患者，還沒有適應新的環境，就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不過由于當時馬蹄溝醫院只有9孔窯洞，條件的限制，使許多患者無法得到徹底的治療，王芳林心里感到陣陣不安。1970年，馬蹄溝地段醫院從水澆灣前村的舊址搬到了后村的原子洲縣農業中學校址，面對只有空空蕩蕩的幾十孔窯洞和教室的簡陋條件，王芳林一切從頭開始的樂觀精神感染了許多醫務人員，沒有條件自己創，沒有設備能買的買，不能買的自己改，在不長的時間里，王芳林等西安來的大夫同當地醫生一起努力，內科、外科、婦產科、痔瘺、五官、放射科先后成立，雖然條件簡陋，但各種手術還是相繼展開，尤其是痔瘺科，一下就設置了20個床位，吸引了縣內外的許多患者。

痔瘺是發生在人體肛腸部位的常見病、多發病。俗言“十人九痔”就說明痔瘺病的普遍性。不論男女老幼皆可能有此患，不但危害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也影響人們的工作和生活質量。我國歷代醫家對其頗為重視，長期以來，積累了豐富的治療經驗。而王芳林大夫博采眾長，利用祖傳秘方配置了“王氏痔瘺消減丸”、“痔瘡內消丸”、“五黑止血湯”、“提肛湯”、“十味驅蟲散”、“滅膿拔毒散（膏）”、“蔥葉生肌散”、“消腫止疼膏”、“青黛膏”、“肛裂膏”等內服、外用藥物治療內外痔、肛周膿腫、肛裂、肛瘺、肛周濕疹、直腸脫垂、直腸息肉、直腸炎、結腸炎、便秘等疾病，療效十分顯著，并根據病情的不同，采用保守或手術治療，具有創傷小、痛苦小、見效快、費用低、療程短、治療徹底、無并發癥及后遺癥等特點，深受患者的歡迎。

王芳林的醫術精湛，但他并沒有因為自己是專家而高人一等，而是將自己作為一名救死扶傷者，時刻不忘治病救人的宗旨，對富人和平民一視同仁，對干部和農民一樣對待。清水溝農民王大，在治療瘺時，看到王芳林工作十分辛苦，且吃的飯菜也很一般，就感激地說了句，你們醫生也真不容易，要好好注意休息。王芳林就幾次表示感謝，說陜北的老百姓最實在，他們并沒有因為自己是接受再教育而小看慢待，而是把自己當作人。因此也就對王大更加關心，每次查房，總要在王大的床前多站一會，問這問那，讓同室的干部患者都看著眼紅。一次，曹峁村一老鄉來馬蹄溝趕集，返回時突然暈倒在水澆灣溝口，且面色蒼白，大汗淋漓，不省人事，同行的老鄉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王芳林正好從街上回來，看到后趕忙上去號了下脈，隨之掐住病人的虎口穴位，只兩三分鐘，病人就蘇醒了過來，并且一再囑咐趕快到醫院去診斷治療。當時遇見的人都說王大夫是好人，是神醫，王大夫卻笑著說這是一位醫生應盡的義務。

1971年，子洲縣西醫學習中醫提高班從周家鹼遷移到馬蹄溝之后，由馬蹄溝地段醫院代為管理。由于師資力量的缺乏，王芳林等西安來的醫生大多被聘請為代課老師。不久，為了讓西安醫生的技術得以發揚光大，幫助子洲縣培養更多的醫療技術人才，子洲縣將西醫學習中醫提高班改名為子洲縣半工半讀衛生學校，并于1974年開辦了痔瘺、五官、放射三個專業學習班。王芳林大夫接受培訓痔瘺人才的任務之后，每天早起晚睡，在治療病人的同時，認真備課準備資料，他走上講臺，從不浪費學生的一分一秒。由于語音的差異，雖然他講課時一絲不茍積極認真，但有時學生還是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他就三番五次、深入淺出、不厭其煩地進行講解，直到學生聽懂為止。他常說，下課后師生可以成為朋友，但課堂上決不許任何學生交頭接耳。因此如果有誰專門搗蛋，他會毫不客氣地請出教室，嚴謹的教學態度得到了學生一致尊重。

王芳林，一名好的醫生，不僅要及時檢查并治療患者的各種疾病，而且要及時了解病人在疾病狀態下的軀體和情感的需求，不僅要醫術好，還要會說話。王芳林大夫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注重自己的藥物治療的同時，就非常注重對病人的心理安撫。病人來了，他檢查之后，首先安慰說不怎要緊，然后講講病理說很快能好。在治療過程中，不管出現什么情況，他都會在例行檢查中告訴患者，比上次大有好轉，讓患者不要背上思想包袱，開開心心地把病看好。接受過王大夫治療的病人都說，王芳林不僅技術好，而且會說話，語言暗示也十分有效，常常幾句好話，就說的病人眉開眼笑，精神狀態一下就輕松起來，同王大夫在一起，從來沒有任何拘束害怕的感覺。

在馬蹄溝地段醫院的八年多時間中，王芳林不知治愈了多少患者，每當有治愈者提上幾個雞蛋或拿上一點新鮮蔬菜來看望他時，他總是不知要說多少聲謝謝，感激對他的關心和尊重。高超的醫療技術，平易近人的思想理念，使他和許多工人、農民交上了朋友，三十多年過去了，只要你在馬蹄溝提起當年地段醫院胖老王，上了年紀的當地人，總能夠給你說上個喋喋不休。

 

懷念賈子敬老師

張俊誼

我是子洲雙湖峪中學高中六六級學生，曾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過程。

我們在這次運動中夢幻過，狂熱過，追求過，激烈過，上當過，受騙過。走過坎坎坷坷的路，遇過風風雨雨的天，做過云云霧霧的事，見過曲曲折折的人。今天回想起來，或激動，或慚愧，或負疚，或悔恨，或自責，或自省。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做過一些傻事、錯事，我覺得最大的傻事、錯事就是不該批判我們的班主任賈子敬老師。

賈子敬老師1932年生于河南偃師大口鄉高村的一個富裕之家，1952年洛陽師范畢業，當了小學教師，一年后，考入洛陽師范學院，學習歷史，兩年畢業后，來陜北支援老區，1955年9月，來子洲雙湖峪中學任教。他給學生上歷史課和政治課，他知識廣博，好學上進，善于思考，業務嫻熟，課講得有聲有色，很受學生歡迎。他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尤其是給我們當了三年班主任，嚴格管理，循循善誘。但出身不好，每次運動，總是懷疑對象，1957年，幾乎被打成“右派”，所以，言行舉止都謹小慎微。他提倡學生要“慎獨”，在無人監督時也要注重修養。他當我們的班主任時，正是階級斗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時候，政治空氣甚濃，往往緊跟形勢，他是政治教師，對學生的思想工作很重視。他對學生的學習看得很重，每學期總要弄個排行榜，鼓勵大家上進。

他對我是很器重的，因為，在每學期的排行榜上，我總是全班第一。起先，我當伙食干事，一年后，他選拔、推薦我當了學生會宣傳部長，并經常過問我在學生會的工作。1964年下學期，還給我補助了20元錢。別小看這20元，那時候，我們上學，每月6元伙食費，我評乙等助學金，月補助4元，學費、書費等也就是10元左右，這樣，補助20元，我半年的一切費用基本都夠了。因為他是學歷史、講政治的，他對當時的某些提法和做法有自己的看法，他還常愛和我交流這方面的思想。比如，有一次報紙上登載關于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要無限熱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無限忠誠，他征求我的看法——實際上，他對這種提法有看法。他希望獲得我的支持，但我當時只是聽，沒有表達自己的意見。他也支持我在學校辦的幾塊黑板報，并提供內容，更支持我在班內辦學習園地，我在學習園地上刊登了不少新聞、歷史、文學等知識。在學習園地里我們也爭鳴，發表不同看法。賈子敬老師有時也寫點點評，表示支持。就在1966年5月，即將高考時，我選擇報考文科時，他表示了關心，他認為我理科學得好，還有，家庭成分高，報文科不適宜。但我沒有聽賈老師的意見。

論理，我應該感謝賈老師，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卻在文化大革命中參與給賈老師寫大字報。什么原因呢？其一，我們很幼稚，受階級斗爭“左”的教條影響太深；其二，我記得應該和一位副校長調到雙湖峪中學有直接關系。他是延川人，工農干部，綏德速成中學畢業，在雙湖峪中學也教過書，后來在周家鹼中學當領導，我是他的學生，互相認識。1966年上學期，他調入雙湖峪中學當副校長，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時，我和另一個同學曾到他的辦公室，他談到了賈子敬老師，說他1957年幾乎被打為右派，還說此人不可靠云云。無疑地，我們受到了他很大的影響。

1966年5月底，離我們高考僅1個多月時間，學校開始文化大革命，學校貼出不少矛頭指向老師的大字報。先是批判我班的語文教師沈澤宜，他是北大學生，反右時是全國第一張大字報的作者，1957年成了極右分子，雖然1962年被摘掉帽子，但仍被打入另冊，文化大革命理所當然被第一個揪出來批斗。接著批判我們的物理教師吳承溥，他是上海人，1955年反胡風運動時，他是中專學生，因為和某老師有意見，就被批判，并開除了團籍，從此，也成了嫌疑分子，雖然他教課認真，授課條理清楚，很有邏輯，很受學生歡迎，但每次運動都要接受批斗。第三個就輪到批判我們的班主任賈子敬老師。我們高六六一班在團支部的領導下，集體給賈老師張貼大字報。大家你一句，他一句，湊成了不少“罪狀”，其中不少是雞毛蒜皮，也有誤會和無中生有，更多的是顛倒黑白，在大字報上還對班內和賈老師好的幾個同學，不點名地予以批判，我們把一盆臟水潑在賈老師的頭上！雖然這大字報不是我起草的，但我至今靈魂感到不安，我們做了多么大的錯事——用一根黑色的棍子打擊自己的恩師！更有甚者，班上組織幾個人抄了賈老師的家，其實，賈老師沒有家，只有一孔辦公室兼臥室，一個簡單的辦公桌，和一個破皮箱，大家讓賈老師打開辦公桌，里面只有幾個筆記本，又讓他打開皮箱，他不情愿地打開了，里面有幾件衣服，還有一個筆記本，有人翻開看了一下，里面有賈老師的簡歷，其中談到，他的父親，曾在土地改革中逃到甘肅慶陽某地，似乎還有來往。那年頭，這是多么大的“罪惡”啊。大家如獲至寶，把這一信息公布于眾，說賈老師和逃亡地主有來往，劃不清界限。于是，賈子敬老師更成了眾矢之的！

賈老師的大字報貼出后，當時的學校油印刊物《戰斗》也登載了批判賈老師的幾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教師寫的《決不允許賈子敬污蔑我國人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偉大群眾運動》，文章說“毛澤東思想是做人的依據，生命的靈魂，力量的源泉，行動的指南，戰斗的武器，革命的根本。因此，對毛主席的著作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億萬工農兵群眾，把讀毛主席的書，永遠當作推翻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武器，作為改天換地造福于萬代的精神原子彈”，而賈子敬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無中生有”，還說“黃祖示、豐福生學習毛主席著作出名，就是抄得多，寫得多�！薄褒媷�興寫日記的話，要比王杰出名，其所以不出名，是因為他沒寫下日記�！睂嶋H上把賈老師的一些話或無中生有，或捉風捕影，或無限上綱，扣上黑鍋�；蛘呤钦�確的話，也強拉硬扯地予以批判。那年月教師是臭老九，何況他出身不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慶幸的是，我們只是寫了大字報，再沒有什么過火行為。

文化大革命，賈子敬老師受到了批判和斗爭，他的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加之長期兩地分居，他是孤獨的，也是壓抑的。他工資不高，他在子洲教書20年，生活確實清苦、寒苦、艱苦。每年，只有在寒暑假可以探親，和親人有一個短暫的相聚。20年，這要有多么大的毅力呵！有時或因教師集訓，或因其他原因，即是在寒暑假都不能相聚。就這樣，還把他下放到三川口公社的一所山區學校，使他更艱難了，更孤獨了。

1975年他請調回河南老家，一年后，即患絕癥，與世長辭，享年44歲——英年早逝。他是走進榆林的他鄉人中的一頭牛，吃的是草，奉獻的是乳汁和力氣。正當耕耘出力之時，卻力盡身衰，躺倒在犁溝，不幸辭世！

賈老師任勞任怨，堅持教書育人，為子洲教育做出巨大的貢獻，在子洲留下了他的不少佳話。而這樣的老師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郁郁而死，更是多么令人傷感！

我忘不掉敬愛的賈子敬老師，但一想起賈子敬老師，我就感到靈魂不安。我常常想面對賈子敬老師表達我的懺悔，但這是不可能了。1993年，我主編的首部《子洲縣志》，記載了賈子敬老師的芳名。2004年，我修訂《子洲中學校志》，在校志上為賈子敬老師立了傳，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子敬為人正派，剛正不阿，好學上進，知識廣博，善于思考，勤于動腦，嫻熟業務，通達歷史知識，擅長言辭，口齒清晰，教課深入淺出，教學很受學生歡迎。他性溫健談，與人和睦相處，能隨機處事，適應各種環境，不謀官，不為利，不卑不亢，儀態瀟灑自然，可惜英年早逝，令人至今思念！這總算表達了自己的一點心意，彌補了我的過失。

有一年，我到同學馬生海家去，他談到，應該到賈老師墳墓前祭奠一次，我很贊同這個意見，什么時候，我們能到賈老師墳墓前祭拜表達我的哀思呢？敬愛的賈子敬老師，你的學生懷念你！

 

子洲縣婦產科的奠基人

宋必慶

雷素卿，女，漢族，生于1937年1月30日，系陜西省漢中市人，中共黨員。1952年考入漢中市人民醫院護訓班學習，1954年考入陜西省助產學校學習，1956年畢業后，為支援缺醫少藥的陜北革命老區，被分配在子洲縣人民醫院任助產士，1992年退休。在此期間，她先后在省婦保院、西安市第四人民醫院、中心醫院、省婦產院、西安醫學院（附屬一院、二院）、第四軍醫大學、縣西學中班等處進修提高。先后晉升為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擔任過子洲縣醫院醫療科長兼婦產科主任，為子洲縣婦產科創始人。

雷素卿從事醫療工作數十年，為推行農村婦幼衛生工作竭盡全力，她跑遍了子洲縣每個鄉鎮及大部分村莊；她刻苦鉆研醫學，在技術上精益求精。她關心患者勝似關心自己，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任勞任怨。

她通過圖展、幻燈、宣傳資料，宣講新法接生。先后培養新法接生員600余名。編寫“接生員手冊”，印發到各生產大隊。為推廣和普及新法接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大降底了孕產婦產褥感染和嬰兒破傷風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她通過圖畫和模型展出，宣講計劃生育和避孕知識，編寫“避孕知識講座”，印發到各生產大隊。對醫務人員和計劃生育專干，進行計劃生育四術（上環、人流、引產、輸卵管結扎術）培訓，使基層醫院都能開展四項手術，妥善處理節育引起的后遺癥和合并癥，為全縣的計劃生育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她能認真地學習醫療知識，掌握精湛的醫療技術，婦產科方面的許多疑難問題。婦女常見病和多發病，她能用中西醫結合治療，效果比較滿意。對剖腹產、宮外孕、會陰三度裂傷、子宮全切除術、經陰道子宮切除等手術，做的精細、漂亮。對于各種難產和婦女的不孕癥的治療，效果頗佳。

她對患者高度負責，嚴把質量關。注意術前的準備工作、術后的回訪病人。嚴格按照手術步驟進行手術。手術中，一絲不茍，從不亂剪一刀，亂縫一針。1969年以兩千余例手術無事故，受到省衛生廳、省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表彰獎勵。在幾十年的醫療工作中，從未發生過一起醫療糾紛及醫療事故。她對同志們講：當醫生，既要有良好的醫療技術，又要有良好的服務態度，更要有嚴謹、負責的精神。尤其是婦產科，關乎母嬰兩條性命。

她廉潔自律，無私奉獻。數十年中，從未收過病人的一次紅包。對于經濟方面特別困難的患者，她時常為患者墊支錢和糧票，幫助患者解決燃眉之急。除潔身自好之外，對不正之風，堅決抵制。對患者不分貧賤富貴，都一視同仁。她不嫌臟，不怕累，一心為患者。搶救病人時，經�？趯�口做人工呼吸。在1983年計劃生育大結扎運動時，一天做20余臺手術，腿站腫后，晚上熱敷，次日再上手術臺，人手少時她又上門診又管住院部。外出開會回來下車后，不休息就上班。放棄節假日休息，堅持上班，病人隨叫隨到。據不完全統計，雷素卿同志從1956年被分配到子洲縣醫院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36年期間，共接生3萬余例，施行結扎、上環、取環、人流術、引產術、計劃生育手術2萬余例，做婦科、產科各例手術1萬余例，從未出現醫療事故。同時，為子洲縣培養出大批的婦產科專業人才。她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子洲人民，獻給了黨和人民的衛生事業。

雷素卿同志是位優秀的醫務工作者，其聲譽遠播子洲縣四周。臨近子洲縣的子長、清澗、綏德、米脂、橫山等地患者慕名前來求她看病，她都認真治療。不少患者過了許多年，還帶上孩子和農產品登門向她致謝。有的給孩子取名為雷寶、雷栓、雷救、雷接、雷麗……以示紀念。子洲縣雙湖峪街的人，叫她姨姨、老姨、老奶奶者甚多，她到處受人禮遇。在子洲縣的有關鄉土教材中，也寫進了她的優秀事跡。她晚年定居在榆林，前來探視者也很多。

她的事跡曾先后在省廣播電臺播出，在榆林報、陜西衛生報、陜西日報、榆林《塞上柳》雜志上刊登，在宣傳畫廊上展出。在1968年前，被單位、部門和縣上評為學習模范、五好干部、模范黨員等。從1969年起至退休前，地區和縣上年年表彰她，如：“生命的守護神”、“雙學雙比模范”和“白衣天使”等等。她是子洲縣政協一、二、三、四屆委員，中共子洲縣委八、九兩屆委員。1969年、1976年、1979年和1986年四次被評為省先進衛生工作者。1979年、1983年兩次被評為省三八紅旗手，是省婦聯五、六兩屆委員，是中共陜西省六、七屆兩屆黨代表。她的事跡被載入《陜北名醫錄》和《中國名人大辭典》中。

 

大醫精誠    懸壺濟世

尚莉　高峻

1934年，馬淑光出生在西安市李家村一個普通的鐵路工人家庭。姐妹弟兄8個，母親是家庭婦女，父親后來擔任鐵路局的處長。馬淑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47年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西北醫學院醫療系學習，1952年大學畢業后為建設陜北貧困山區自愿來到綏德專署工作，先在專署衛生科報到，后分配到子洲縣醫院工作。

在醫務崗位上，她一干就是60年。她是子洲縣醫療衛生事業的見證人，經歷了縣醫院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她從沒有調動過單位，一直在縣醫院工作；也沒有調整過崗位，自始至終，用她所學專長為子洲人民服務。

五十代初，子洲縣醫療衛生事業一片空白，提名有個縣醫院，但沒有病房，甚至沒有疹斷室，僅有3名醫生。有了病人醫生出診去病人家中看病。也沒有什么交通工具，醫生騎著驢下鄉。馬淑光，一個來自大城市、18歲的大姑娘，騎上毛驢搖搖擺擺，像個被迎娶的新娘，然而卻少了幾分新娘的浪漫�？h醫院從老鄉那里租來3孔窯洞，手術器械一無所有，只有幾個針管，條件極其簡陋！

初到子洲，正趕上全縣麻疹大流行，馬淑光和其他兩名醫生騎著驢、老鄉手拿紅布（當地風俗，祈求病人平安）、牽著韁繩，走在前頭。馬淑光以救死扶傷為己任，憑著堅強的信念和忘我的精神，在艱苦的工作條件下，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走遍了全縣所有的區鄉大部分村莊，使大部分病人得到治愈。

有一次去李孝河鄉一農戶家看病。李孝河是子洲最偏僻的一個山區鄉，距縣城近百里，一半以上是山路。她們從縣城出發整整走了一天，晚上掌燈時分才到，等看完病人開了藥，才在病人家吃了一頓洋芋稀飯。第二天又開始一天的行程，晚上回到縣醫院。馬淑光帶領醫療隊到農村下鄉巡回治療麻疹，跋山涉水、任勞任怨、關心病人勝過關心自己，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受到了廣大患者及人民群眾的普遍贊譽，老百姓為了感謝她先后送來數十面錦旗。由于她的精湛醫術和扎實認真的工作作風，被榆林地區抽調參加了后來的黑熱病防治專門調查隊。她不辭勞苦走遍了全區的12個縣，深入到生產隊第一線。調查結束后，她顯著的工作成績受到省、市、縣的表彰。

三年困難時期，子洲縣張家灣村張某的妻子產后大出血，昏迷不醒。當時正是半夜，男人又不在，村里老鄉將病人抬到縣醫院，經診斷為失血性休克，病人需立即輸血搶救。但半夜三更，醫院沒有血液儲備，也沒有賣血的血友，馬淑光動員同來的老鄉輸血，但沒有一個人啃聲。原來他們擔心病人家境貧寒，事后付不起輸血的錢�？吹缴�命垂危的病人，她心急如焚，于是向大家保證：“如果要不到錢，跟我來要”，這才配了血型給病人輸了血。天亮時，病人終于蘇醒。第二天老張回來聽說此事，感動得痛哭流涕，一聲聲感謝馬大夫的救命之恩。從醫60多年，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她為人謙遜，態度和藹，對待病人從不發火，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她常常為病人墊付醫藥費用，自己掏腰包，為病人解燃眉之急。她醫術精湛、工作嚴謹，從未出現過一次醫療事故，醫術醫德備受稱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陜北地區缺藥少藥，她積極承擔了培訓農村醫生（赤腳醫生）衛生員的責任。編寫了《農村衛生員（赤腳醫生）手冊》，編印成冊，發放至各基層醫院及生產隊衛生員手中，為普及醫療衛生知識，治療常見病、多發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文化革命期間，李某是子洲縣造反派頭目，李的一些行為引起全縣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不滿。當時正是子洲縣流腦疾病大流行時期，李某15歲的女兒因患腦炎住在縣醫院治療�？h醫院的個別大夫護士因其父的行為而對其不予重視，導致李女病情惡化，生命垂危。馬淑光接手病人后，馬上實施緊急搶救，冒著可能被傳染的極大危險為其做人工呼吸，并實施器官切開搶救措施，最終救活了李女。事后，縣醫院召開內科醫護人員緊急會議，以此事件為教訓，要求一定要發揚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不帶個人感情色彩的投入到治病人工作中，以病人為本。李某勞改釋放后看望馬淑光時，失聲痛哭、感恩戴德。

1993年，馬淑光因年齡原因退休。退休后，她仍然不忘為群眾治病，求醫者仍絡繹不絕，有的人是綏德、米脂，甚至延安地區慕名而來。無論大病小病，她都認真治療，分文不取。他的家里每天從早到晚，病人及家屬一撥接著一撥。從遠處來的他還給管飯。他的愛人尚生孝是子洲縣有名的外科大夫，五十年代的陜西省勞動模范，對人不笑不說話，為人天長地久，退休后成了馬大夫的好助手。他除了診治外科病人外還兼做家里的炊事員，既給群眾看病也給免費吃飯。碰上有婦女護送病人的，夫妻倆就叫大家一齊上手做飯，一塊吃飯。里里外外熱熱鬧鬧、紅紅火火，親如一家。某些程度上大大減輕了病人及家屬的思想負擔。在子洲縣，說起他們夫妻倆，凡認識的人無不翹起大拇指稱贊他們：待人和善、醫術高明。

馬淑光幾十年如一日，刻苦鉆研醫療業務，臨床注重中西醫結合，致力于內科常見病及疑難病的診治研究，尤其在以中西醫結合，治療慢性胃炎、胃潰瘍、肝硬化腹水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她撰寫的多篇論文在省級刊物上發表，曾獲二等獎。近10年來，她潛心研究藥物新法治療肝硬化腹水及急性腎功能衰竭，取得了顯著成效。她撰寫了臨床總結及學術論文多篇，曾獲市、縣科學技術論文獎項和子洲縣“醫學學術活動先進個人”。她的先進事跡曾多次在省、市、縣廣播電臺、報刊上播出和刊登，被評為全省衛生系統“五好干部”及“雙學雙比、白衣天使”。在歷年的征兵體檢工作中做出優異成績，獲國防部獎章一枚。她是中華醫學會陜西分會理事、陜西科學技術學會會員、全國中醫研究會陜西分會會員和榆林地區內科學會理事。

馬淑光現在已近八十歲高齡，由于常年行醫看病，一坐就是一天，腰椎長期受壓，積勞成疾，導致腰椎嚴重受損，行走困難，以至生活無法自理。坐在輪椅上的她還不辭遠道而來的病人。她把翻閱醫學書籍作為老年生活最大的樂趣，仍孜孜不倦地研究現代醫學，整理她一生經歷過的典型醫案和研究成果。她在她的有生之年，繼續為豐富祖國醫學寶庫貢獻著力量。

 

寫在編輯之后

王　馨

閱完第281頁，我擱下了手中的鉛筆，伸了伸僵硬的脊背，輕輕地吁了一口氣：《走進榆林的他鄉人》第三卷的編纂任務終于完成了。

2010年，榆林市政協特聘文史員惠世新同志（原市政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與我閑談間說到各地都在編輯出版“走出家鄉的××人”書籍，旨在宣傳本地培養的人才，我們能否考慮出一輯紀念來榆工作的外地人的專輯。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意。我首先想到的是童年時家鄉縣醫院那些外地來的醫生們。我幼時有先天性室間隔缺損，能健康地活到今天，的確是受益于他們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我的主治大夫姓袁名則，雖然成年后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名字。

當然，袁則大夫只是那個時期來榆林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當年，榆林作為貧困地區，吸納了外地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和榆林人民一起，度過了艱難困苦的歲月，開創了榆林文化、教育、衛生、農業、工業、林業、畜牧業、水利、科技等各個領域的新局面，改變了老區的面貌，改善了群眾的生活，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記錄這批人的故事，既能反映榆林建設初期各行各業的發展歷程，又能紀念先輩艱辛創業、無私奉獻的精神，同時，也是一味豐富的心靈雞湯，給今天的人們以啟迪和感動。而且，目前從全國政協到省政協，文史資料征集工作的重點已經由建國前轉移到建國后，我們選定的這一專題，正符合了上級政協的要求。

征集的過程

確定了選題之后，我發現，在榆林人的心里，這批外地人的分量是很重的，幾乎所有人只要談到這個話題，都會回憶起他所熟悉的或者他父輩所熟識的某一個人某一件事，尊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很多人主動給我們提供線索，幫我們約稿，這讓我們更加認識到這件事的意義。

市政協領導充分肯定了這個選題，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機關所有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幾位主席還為專輯選了自己認為比較貼切的書名供我們參考，有的還寫出了自己所熟悉的人名，希望我們能找到當事人并采寫稿件。

這一年從春到夏，我們幾次到12個縣區，到有關部門，召開約稿會、座談會，與基層文史員面談，與熟悉情況的老同志溝通，初步確定了稿件內容和撰稿人。

我們盡量和每一位撰稿人都保持聯系，在征集前對征集意圖做詳細的解釋說明，出版后還有一個贈書和發放征集費和稿費的任務。服務文史工作的科長一年四季都在做聯系、催促、收集等工作，有些手寫稿件還要電話核對，重新謄寫、編排和打印，在政協內部，這份工作是比較辛苦的。

文史工作是一項細致而繁瑣的工作，如果單從功利的角度看，這項工作的報酬和付出是不成比例的。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大部分領導同志都是知識分子出身，能理解并重視這項工作。有的縣區政協為了聯系到已經回原籍居住的當事人，專程派人出差做采訪，有的縣組織老同志座談，回憶當時的情況，甚至政協主席親自出差到老同志家里拜訪約稿。在縣區政協和各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到2010年10月份，我們共征集到稿件100余篇，近50萬字。

2010年底，我們編輯出版了《榆林文史》第十輯、第十一輯，即《走出榆林的他鄉人》第一、第二卷。兩卷共收入稿件82篇，約40萬字。

第一、第二卷出版后，我們聽到了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反響，對我們的文史工作一致予以肯定，很多老同志受到鼓勵和感染，也拿起筆撰寫了自己的經歷，也有一些不相識的同志采寫了自己的親人、老師或同事，他們的熱情和精神感染了我們，時隔一年，我們決定將后來陸續收到的稿件編輯整理，出版《走進榆林的他鄉人》第三卷。

這部分稿件80余篇，約36萬字，有一部分是編第一、二卷時篩選掉的，所以整理修改的任務更重一些。最后選出稿件48篇，在三校時又送來一篇，共49篇，約23萬字。這就是我案頭剛剛閱改完成的這部書稿。

編輯的任務

2010年夏，市政協聘請了4位特邀文史員任文史資料編輯，他們是：惠世新，任德存，高峻，朱合作。他們博學、敬業、團結，還有著令人敬佩的奉獻精神，在基本沒有報酬的情況下，承擔了大部分整理修改工作。

文史資料的整理編輯任務是非常重的，它不同于文學作品的編輯，也不同于行政材料的修改，還不同于史志資料的修編。文史資料要求“親歷、親見、親聞”，屬于口述史，它的撰寫人，除了一小部分是有一定文字能力的文史愛好者，其他大部分是掌握資料但平時不動筆的人。因此，資料的文字質量差別非常大，有的只是原始資料，要變成正式出版的文章尚要進行全面的整理修改。但文史資料的真實性和資料性又要求必須盡量保持資料的內容完整、原汁原味，很多內容需要查閱史志、檔案資料來核對訂正，一些時間、地點、數字、人名和生僻的專業術語需要和當事人或撰稿人反復核對。

我們首先對稿件進行初選，剔除題材、體裁不符合要求的稿件，對內容單薄的，請撰稿人考慮重寫。

稿件選定以后，4位文史編輯先進行初改，這部分工作是最辛苦的，工作量也最大。我把打印好的稿件一式4份分送到每一位編輯的手中，并跟他們約定交稿日期。有的編輯手頭工作很多，有的正在病中，但從沒有人延誤時間。在約定的交稿日期，大家開個碰頭會，一起聚一聚，談談改稿的體會，探討一下發現的問題，集中一下不同的意見。這種工作氛圍，常常讓我聯想到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

碰頭之后，由惠世新同志進行通稿，他是一位非常耐心非常認真具有高度責任心的老同志，他常常是在案頭攤開12縣區的縣志，攤開辭海等工具書，逐字逐句進行核對推敲。經他通稿之后，稿件就基本定型了。

稿件回到我手里的時候，一般已經是排好版面的樣稿了，一式兩份，我和陳明副主任分頭閱改一份。我跟資歷比我老、還是我的學長的陳明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既然到了文史委，誰都逃不過，至少也得看一遍�！标惷鞫�話不說，便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連著幾天頭也不抬地在那兒校改。

我在學生時期辦過校報，在府谷宣傳部期間辦過縣報，后來駐機關寫材料、編文史資料，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習慣，最后一遍一定是自己坐在印刷廠的電腦前，跟排版員一起工作，確定版式和封面的設計，這樣可以減少很多錯誤、省去很多環節，效率很高，一般一遍就可以通過。

從2007年春天調入學習文史委至今，我負責征編出版了6輯共7卷文史資料。每一卷、每一篇、每一字，都經我親手閱改，雖然其中必有錯誤和紕漏，但我自覺是干一行認一行的人，對工作，我有遺憾，但無愧疚。

我們的文史資料，每一輯的目錄和封面都經過了主席的親自把關，有時會提出修改增減意見，直至最后審核通過。

2012年8月份，陜西省政協在寶雞召開全省文史工作會議，在全省近年來出版的260多套文史書籍中，《走進榆林的他鄉人》第一、第二卷被評為“全省政協優秀文史資料圖書”一等獎，排名第一。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獲，是榆林政協文史工作歷史上的第一次。

我們為此感到欣慰。我是最了解整個過程的人，也最清楚大家在其中的付出，這份榮譽，應該屬于所有為這套書費過心出過力的人。

令人高興的是，榆林市政協被評為“全省政協文史工作先進集體”，這是省政協多年來第一次為市級政協頒發工作獎。

多年來，市政協領導和政協機關所有同事對文史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始終是我們工作的基礎和動力，平平淡淡的文史工作常常讓我覺得愧對大家的關心和幫助。省政協頒發了這個獎項，讓我多少覺得對機關有所交代，心里頗感安慰。

其中的故事

2010年的年末，《走進榆林的他鄉人》第一卷付印，第二卷的第三遍打印稿已經交到我的手里，正在進行最后一次校改。

有一天，我接到榆林學院郭冰廬老師的電話，說曾在榆林中學任教18年、現已回原籍鳳翔縣定居的鄭文博老師目前病危，他希望能夠親眼看到自己的文章編印出版。

鄭文博老師的稿件已經被編錄在第二卷里，即便我不眠不休完成校改，按正常的流程，印刷裝訂成書至少還要20天的時間，我們榆林的印書速度是比較慢的。

郭老師說，鄭文博肯定等不到那個時候。

我即刻與榆林中學負責征集工作的劉世平老師取得聯系，得知鄭老師的情況很不好，隨時都有可能離開，家屬多次打電話問我們的資料何時能出版。

第一第二卷是按收集先后來編排的，如果早知道這個情況，我們是可以做調整的。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連夜校改完成，明天即送印刷廠，先制作一本樣書出來，直接托人送到鳳翔。

我與印刷廠廠長聯系，跟他說明了情況，讓他提前安排工人準備加班（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定要制作出一本與成品書差別不大的精致的樣書。

然后，我鋪開了陣勢，開始校書。

我住的小區是自己供暖，因管道問題，家家戶戶都因暖氣不足而受凍。我靠著床頭，圍著被子，從下午3點一直校到第二天凌晨2點。到最后，密密麻麻的字跡逐漸變成了一團云霧，有些近視的眼睛已經開始發疼。我計算了一下，按這個進度，明天上午再看四五個小時，應該就完成了。

第二天6點醒來，馬上進入工作狀態，到11點準時完成任務。我直接去印刷廠，坐在電腦前跟打字員一起修改。好在版面是已經排好的，封面也早就確定。樣書在最短時間里制作完成了。

榆林中學的劉世平老師已經如約等候，我把樣書交給他的時候，他非常高興。我很擔心地問他怎么樣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書送到鄭老師的手里，他說他早已經聯系好了，現在就去長途客站把書托運到西安，在西安有一位同樣原在榆林中學任教的老師會去車站取書，并負責把書送到鳳翔，交給鄭老師。

幾天后，我接到了鄭老師妹妹的電話，告訴我鄭老師已經看到了書，他轉告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作為一名普通教師，已經離開榆林多年，還能以這樣的形式被銘記。他感謝政協，也感謝榆林人。

我說，榆林人也感謝他。

這樣的話，在一般的場合，可能就是一句官話。但在這個時刻，我無比真誠。

因為書還沒有正式出版，稿費還沒有領到，我們的科長先墊付了錢，把800元稿費打入鄭老師的銀行卡。

《走進榆林的他鄉人》第一、第二卷印好不久，鄭老師去世了。

文史資料的作者有一定的特殊性，還有很多作者，都讓人無法忘記。

2011年的春天，有兩位中年人攙扶著一位老人來到了我的辦公室。老人顫巍巍地拿出一沓稿紙，我翻閱了一下，寫的是曾在榆師工作過的六七位老師，內容雖然簡單，但文字樸實真誠。

老人解釋說，這些人都已經過世了，子女也大多回了原籍，“我要不寫，怕沒人再為他們寫了�！�

這位老人就是已退休的原榆師校長李茂源。

這之后，李校長多次打電話詢問情況，說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再到政協走一趟，我告知他有需要我們會聯系他。這一年我們出了一輯普通內容的選集，李校長的稿件被暫時存檔了，這本來很正常，但我的心里還是有一絲的內疚。

今年準備出第三卷時，我首先想到了李校長，考慮到李校長的身體狀況，不能再讓他承擔修改擴充的任務，我們決定把幾篇短文收集在一起，以一組文章的形式錄入第三卷。

第二卷付印之后，我在整理被篩選掉、作為資料保存的稿件中，發現了一份厚厚的手寫稿，上面還有很多修改的痕跡，作者是一個熟悉的名字：于海河。

他是我的老師，給我們教過一年的地理課，他可以隨時隨手在黑板上畫任何國家的地形、氣候、物產、交通等地圖，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稿件因為字跡不好辨認，文中又有大段的地理專業知識，所以在初選時就被篩掉了。

于老師已經86歲了，我們決定登門拜訪，跟他核對辨識不清的文字。我們在電話中告訴老師在方便的時候，會去他的家里討論稿件。于老師聽力不如從前了，他以為我們已經動身，馬上說：我現在就去大門外等你們。然后就掛斷了電話。我放下電話趕緊動身，準備了禮品急急忙忙趕到他家。老人已經打發了外孫在半路迎接，自己也早已穿戴整齊地守候在門口了。

告別時，行走已不是很方便的于老師一直把我們送出了深深的巷子。汽車已經走開了，幾次回頭都看到他還站在那里給我們招手。

在車里，我又一次翻開于老師的文章，一個86歲的老人的字跡，真是要多工整就有多工整了。

我們的遺憾

我們有很多遺憾。

有一位畢業于北京醫學院、先后在佳縣通鎮醫院、縣醫院工作了十多年的王興醫生，為當地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在佳縣口碑很好，離開佳縣后，在口腔醫學領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現在是中華口腔醫學會會長。這個人選是榆林市政協主席劉漢利提議的，他多次催促我們想辦法約稿。我便打電話給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她叫劉亞蓮，擅長寫作，人很熱心。一聽我的意圖她就笑了，說佳縣的主席也找她了，也是托她去采寫王興。劉亞蓮為此跑了幾趟，終于見到了王興，他看到佳縣來人非常高興，但卻因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坐下來詳談，以后又時常出國在外，終于沒能約到稿件。

對我個人而言，最遺憾的是沒能約到袁則大夫的稿件。

我曾經多次跟時任清澗縣政協主席張文忠談到袁則大夫，希望能夠跟他取得聯系，我也曾試著用別人找到的號碼聯系過，但沒有任何結果。后來，張文忠主席派清澗政協文史委主任曹華東專程去西安拜訪了袁則大夫。袁大夫還在醫院上班，工作很忙，他說不愿意做任何形式的自我宣傳。雖然曹主任也做了解釋，說文史資料的征集與宣傳不同，但最終沒能說服這位嚴謹認真的好大夫。

這樣的人和事還有很多。

由于時間緊，人力有限，有很多我們熟知的前輩沒有被收錄。為了彌補這種遺憾，我們附錄了一個名單。這份名單由各縣區政協和各有關部門提供，這些單位的工作人員盡心盡力，從成千上萬份檔案中，為我們抄錄出一份份名錄，但由于年代久遠，單位撤并、變更，以及檔案不全等原因，這份名單仍然不夠全面。這又是一種缺憾。

閱完了三卷65萬字的稿件，我有很多感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有的出身名門，讀過名校，有的是農家子弟，學歷不高，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們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用理想、熱情、堅韌和聰明才智，肩負起了開創者的責任。我不是一個輕易落淚的人，在校改這三卷書的時候，卻常常會熱淚盈眶。我相信凡是認真閱讀了這些資料的人，沒有人能夠無動于衷。

《各界導報》一位記者在讀了這套資料之后，專程跟我聯系，非常感慨地說，這些前輩的經歷和精神深深打動了他，他從書中也讀到了榆林人的精神，看到了榆林人的良心。省政協文史委主任梁和平在對《走進榆林的他鄉人》做評價時，也使用了同樣的語言。

我至今沒有寫過一篇文史資料，大概是工作沖淡了興趣的緣故。但我希望能寫出這套書的成書經過，算是對這項工作的一個總結。

我曾經想，應該讓今天的孩子們讀到這些故事，讓他們知道理想，知道事業，知道奉獻，知道曾經有這么一個年代，有這么一些人，和這么一些事。

遺憾的是，文史資料雖有一些比較固定的讀者和收藏者，但畢竟是內部交流資料，受眾面不是很寬。

但我相信這份工作的意義，它終將為后來者留下一些真實的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我也相信，這些鮮活的生動的歷史的敘說，會以它獨特的形式打動未來的人們。

 

2012年10月24日晚于秋在室    

 

附錄：

說　　明

《走進榆林的他鄉人》專輯至本卷出版后就告一段落了。由于三卷書容量有限，僅僅記錄了不到二百人的事跡，而據不完全統計，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前30年的時間里，支援陜北建設，來榆林工作的外籍知識分子達2000多位。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收集了曾在榆林市直和市屬各縣（區）工作過的他鄉知識分子名單，附錄在此。因為年代久遠，人員散失，資料不全，遺漏和差錯在所難免。

在征編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各級領導和社會各界的鼎力相助，特別是第一、第二卷在2012年陜西省政協優秀文史資料圖書評選活動中，榮獲一等獎。這既是對我們榆林文史編委會全體人員和所有供稿人工作的肯定和表彰，也是對那些走進榆林的他鄉人事跡和精神的認同和表彰。這說明，榆林人民乃至全省人民都將永遠銘記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永遠銘記那些燃燒激情的人們。他們的行止，他們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走進榆林的他鄉人》專輯編印工作雖已結束，但我們的文史征集工作仍將繼續，歡迎各地文史工作者繼續賜稿，歡迎我們榆林當地各行各業的人士撰寫自己親歷、親聞、親見的文史稿件給我們，我們將在今后《榆林文史》選輯的編輯中擇優采用，繼續發揮政協文史資料存史資政、團結育人的作用，為榆林文化、經濟建設做出貢獻。

《榆林文史》編委會

201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