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文史》編委會

 

主　任： 劉漢利

 

副主任： 張自明　王世英　李　瑞　高　嶇

 

張北平　麻寶玉　劉　洪　張萬英

 

委　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

 

馬生光　馬錦毅　王玉樸　王振華

 

王　馨　馮　成　白云國　白雪梅

 

劉光忠   劉培祿　紀生榮　李志宏

 

李俊芳　吳亞雄　張玉萍　張　嵐

 

張宏智　趙曉亮　賀子明　賀啟鵬

 

高光耀　柴自軍　符永昊　薛利民

 

 

 

主　編： 麻寶玉

 

副主編： 王　馨　陳　明

 

編　輯： 惠世新　任德存　高　峻　朱合作

 

賀亞峰　岳　靜

 

目　　錄

 

迎接新生命的天使朱合作　賀亞峰（1）

 

記曾在榆師任教的幾位老師李茂源　申世昌（7）

 

我在榆中十二年張仁杰（18）

 

彭克敬和他的種子事業彭　高（24）

 

為人師表　是我畢生的光榮于海河（33）

 

志在農村勤耕耘薛校娥（38）

 

情系山河披錦繡孫禎元（47）

 

獻身榆林農業科技四十年龔德友（54）

 

我在榆林的科教生涯張金輝（57）

 

綠色生命的播種者李莉霞（66）

 

從湖南邵東到陜北神木楊紅梅（70）

 

堅實的足跡李　軍　塞　北（75）

 

堂堂正正做人　認認真真做事李克復（83）

 

深深的腳印溫國慶（89）

 

憶王慧民老師韓寬厚（93）

 

德高望重的好醫生張彥王黨耀　整理（98）

 

珠聯璧合育桃李　學冠儒林奉獻多付凱順（102）

 

梅花香自苦寒來寇治才（107）

 

老牛自知夕陽晚　不用揚鞭自奮蹄劉牧春（112）

 

相伴農機四十年朱　杰（116）

 

丹心獻林業　汗水染綠洲孫萬仁（121）

 

扎根靖邊五十年　實實在在為群眾鮑登發（126）

 

肝膽相照　難忘故人郭延齡（131）

 

我與胡凡常交往的回憶姚勤鎮（134）

 

畢生精力　奉獻靖邊鄭明生（139）

 

橫山幾十年　無悔作奉獻方振業（148）

 

扎根橫山五十年張憲文（153）

 

獻身科技展宏圖雷　聲（160）

 

情系陜北   扎根黃土李宏世（165）

 

我在綏德工作的十六年周解圍（170）

 

畜牧戰線的楷模楊世成楊世成供稿　田慶珍整理（175）

 

我的“水利人生”梁新民（181）

 

藍田美玉米脂情李　波（185）

 

扎根陜北李樹亭（190）

 

永不熄滅的蠟燭杜飛科（195）

 

永不離佳的園丁王煥立（200）

 

佳縣人民的好園丁王煥立（205）

 

父母支邊紀事岳　靜（209）

 

把生命和公路與橋梁連在一起的人楊春鳴（221）

 

承載夢想　成就人生呼　旦（225）

 

石嘴驛中學——我魂牽夢繞的地方吳妽妽（229）

 

我的陜北情結王中義/口述　李茂軍/整理（235）

 

我的吳堡歲月馬全瑞（245）

 

一段難忘的經歷李　旺（252）

 

我的吳堡生活回憶李樹民（261）

 

王芳林行醫馬蹄溝欒世宏（266）

 

懷念賈子敬老師張俊誼（270）

 

子洲縣婦產科的奠基人宋必慶（275）

 

大醫精誠　懸壺濟世尚　莉　高　峻（278）

 

 

 

寫在編輯之后王　馨（282）

 

 

 

附　錄（292）

 

 

 

迎接新生命的天使

 

朱合作   賀亞峰

 

張克妙的事跡，其實就是一部建國以后，榆林城鄉婦產科醫療事業發展壯大的縮影。

 

這篇文章，分為上下兩半部分，其原因是因為，1986年，當時的榆林縣委，要出版一本反映全縣先進人物的書籍，我們寫出了它的上半部分。2010年，市里又要編輯一本反映外地知識分子在本市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專輯，我們又續寫了它的下半部分。

 

（上）

 

張克妙說：1950年，我從西安城里的西北職業助產學校畢業，分配到了榆林。那時候，我才十八歲，個兒也不高，才是個大娃娃。說實話，在此之前，我還不知道有個榆林城。后來一打聽，才曉得榆林城在陜西省的北邊，靠著萬里長城。人家向我介紹說，那地方肉多。我心里想，今后大概頓頓都有肉吃了。

 

我們從西安坐火車到太原，然后就坐汽車。那個汽車，燒的不是汽油也不是柴油，而是木炭。后來，就又騎毛驢。最后終于走進了大沙漠，就騎駱駝。就這樣來到的榆林城，足足走了半個月。

 

來的時候，省上讓我們和來（西安）開會的榆林專員一起走。專員把我們帶到榆林后，對專署管伙食的人員說：“這些娃娃年齡小，又是第一批分來的外地人，就讓娃娃們在小灶上吃飯�！睂�員對我們真夠照顧的，我們也感到組織上對我們很重視。雖然榆林當時還很落后，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好，但大家熱情都很高，誰也沒有想離開。

 

后來，我又被分在了榆林縣，就正式在榆林縣醫院當上了助產士。

 

那時候，榆林的女人生孩子，都是在炕上弄一堆沙子，坐在沙堆上往下生。原先，我只聽說榆林地方是“沙土打墻墻不倒”，可女人坐在沙上生孩子，我卻沒聽過，這多么容易出危險！我一看這情況，急忙就想推廣新接生法�？扇罕姼�本不聽我的。人家說，“你這娃娃，連個婚也沒結過，哪會懂孩子的事！”

 

看來，首先要解決認識問題。于是，我們就弄了些宣傳新接生法的圖片，正遇上城里開騾馬大會，我就在會上大講新接生法的好處。婦女們一聽生孩子有更好的辦法，就都來看稀奇。遇到城外的青云山有廟會，我就步行上十幾里路去宣傳。反正，只要能開展工作，我也不管自己是宣傳員，還是助產士。

 

宣傳歸宣傳，可總得找一個具體對象真正的接生一回呀。那時候，我是個團員，因為醫院里的團員少，所以組織生活就在縣政府過。一天，我去縣政府，看見一個馬上就要臨盆的大肚子女人。再一打聽，是縣工商科科長的婆姨。我想，好，就從這婆姨身上開頭，你干部家屬總得帶個頭吧！那科長也好，很快就做通了他家屬的工作。到了臨產那一天，那女人來我們醫院生孩子，效果出奇的好。這事情很快就在許多人中間傳開了。

 

接著，我又做通了幾個人的工作，實施了新法接生。再后來，就不是我們去找大肚婆姨了，而是大肚婆姨們主動來醫院找我們。有時候，一夜之間就會接出四五個、甚至五六個小生命，累的我真是腰酸又背痛。

 

我第一批接生的孩子，現在也都二十大幾了。有時候走在街上，我認不得他（她）們，可那些做母親的還往往記著這些事，老是說，“我這娃娃，那時候還是你給接的�！蔽衣犃�，心里當然很高興。

 

我頭一回來榆林，主要就搞了個新法接生。

 

我來榆林城工作，還有一個第二回。

 

1954年，蘭州醫學院招生，領導上讓我考，我就考上了。于是，就去蘭州讀了四年書。畢業后，組織上重新分配，把我分在了三原縣�？捎芰值脑洪L來信說，這幾年，縣醫院雖然也來了些大學生，可都有些不安心。所以，醫院希望我能回來。就這樣，我就又回到了榆林。

 

這回再來，我成了正兒八經的大夫，自己覺得業務上提高了，于是就接二連三地開展了一系列的手術。比如宮外孕，剖腹產，子宮腫瘤等等。竟然有一回，從內蒙來了個患者，身上長了個47斤重的大瘤子，也鬼使神差地讓我給摘除了。這一個瘤子，就我知道，在榆林地區婦產科的手術史上，是最大的。那時婦產科大夫還很少，所以有了問題，也沒辦法找人商量，就只好一邊看書一邊自個兒思考。當然，這中間還少不了領導和病人家屬的支持。

 

還有一回，來了個患者，是膀胱陰道瘺。當時，那女人已被病患折磨的不成樣子了。她丈夫一見我上班，“撲通”一聲就跪下了，還直磕頭，說是“求求你，給她把手術做了�！蔽乙幌戮突帕耍�趕緊把那男人扶起來，說，你快別這樣，我們盡量努力吧！結果，也把手術做了，很成功。

 

還有那些計劃生育手術，榆林縣醫院也是我先開頭做的。1960年，我就給人做過扎管手術。

 

還是老辦法，先搞宣傳。逢三八節召開婦女大會，我就先上臺去講。還對著黑壓壓的人群，表演了一段相聲，是自編自演。你別看我這人平時膽子也不大，但一遇上和開展業務有關的事，就來信心了。1960 年搞計劃生育，組織上還沒有什么具體的措施，全靠群眾自覺自愿。我又是先搞了個榜樣，給城關第一街道辦事處的一個女的做了手術，效果很好。就又在群眾中傳開了。由于我是第一批來榆林開展婦產科工作的，所以，干的都是稀奇事。自從我第一回來榆林當助產士起，在當地婦女中間，就成了“知名人士”，許多我不認識的人，人家都認得我哩。甚至，有一些內蒙方面的患者，也多次專門來榆林就診。

 

究竟看過多少病人？我也說不準，總有一萬多人次吧！手術也總有兩千多例吧！醫學論文？一篇也沒有寫過。一天忙得團團轉，下了班也都有人找上門來，心也靜不下來。我現在是主治醫生，婦產科主任。其實，從大學畢業到現在，我一直在醫院的婦產科負責，先是副主任，后來就當主任。

 

從1984年以來，我一般也不做手術了。干什么呢？主要是培養人才。這中間也有個小插曲。有一回，我上衛生間去了，突然聽到樓道里有人喊：“張克妙，快來!”我知道又是有了緊急病人，趕緊跑，誰知就摔了一跤，把第五腰椎骨摔得掉了下來。整整在西安住了半年院。這是1983年的事。由于文化革命后，有不少人調走了，加上我又住院了，弄得婦產科竟亂了套，把縣委書記都驚動了。我一回來，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我注意培養幾個業務尖子。

 

現在，我一般情況下是星期二、星期五上門診，一三四六在住院部。工作強度比往年有所減輕，主要是和大家研究些問題，也做點稍大的手術。我們婦產科現在一共有9個人上班，大家都很團結，已經有四五個人能做較大的手術了�，F在我們科的這些骨干，大多是本地人。我對領導說，你們叫我培養人，就給我“永久牌”的，別給我“飛鴿牌”的。外地人一般不安心。

 

你說我為啥不離開榆林？你看，我從18歲來到榆林，現在已經55歲了；實際上，我已經是榆林人了。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我在榆林住的時間最長呀。我在榆林已經習慣了。如果我真想要回西安，我想我也能回去。1979年，我到省上開醫學會，好多老同學都見了。有好幾個同學的丈夫都在組織部門工作，都要給我幫忙。我說：“我在西安已經住不慣了。西安太熱，太吵了。”老同學們一想，也對呀，這個張克妙，現在連口音也不像西安人了。

 

以我看，榆林還是有發展，光是我來這30多年里，變化就是驚人的。再說，現在又發現了神府大煤田，將來火車路一通，這地方就一點也不會比別處差。你看榆林的大米，就比西安的好。

 

總之，我是哪也不去了，就在榆林扎根呀！

 

（下）

 

從1986年到現在，在20多年的時間里，正像當年縣醫院婦產科的張主任預言過的那樣，如今的榆林市和榆林城，早已變成了一個好地方，不光火車(路)開通了，飛機（場）新修了，高速公路也是一條接一條。就連城市本身，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神府煤田的大開發，也早已由當年那個13里城墻圍起來的小小的榆林城，和當時屈指可數的七八萬人口，“嘩”一下子擴展成了一個擁有四五十萬人口，和四五十平方公里城區面積的現代化中型城市。如今的榆林城，就是在關中人眼里，也早已成了個富地方，甚至比關中更富裕。

 

那么，當年的張克妙，后來的情況又怎么樣呢?

 

我們在榆林市第二醫院膚施路家屬院的一號樓1202房間，找到了張克妙。

 

張克妙老人今年已近80歲。

 

她說：我一直也沒有離開過榆林縣醫院。不過，那一年，榆林不是地（區）改市了嗎？這樣，原來的榆林縣，就變成了榆陽區；原來的榆林縣醫院，也劃歸市上管理了——變成了榆林市第二醫院。我在榆林市第二醫院上班，一直上到2005年，才不上班了。不是2005年退的休，退休是在1993年。退休以后我還在醫院干了十幾年，因為，好多患者有呼聲，醫院工作需要我。

 

咱們那一年見面，是在1986年；以后，我仍然還在醫院里上班。我一輩子都在同一個醫院里上班，一共上了55年左右吧。在同一個單位工作超過55年的人，在榆林城里大概也不是很多吧？從這一點上說，我大概算是創造了一個奇跡。從1950年到2005年，你算算有多少年？

 

從1986年以后，我又工作了20年。工作還是那樣子，哪里需要哪里去，需要干啥就干啥。比如那一年計劃生育手術吧，芹河鄉成了倒數第一名；群眾點名要我去。我一去，婦女們就愿意來做手術，工作很快就趕在前面了。不是有竅門，是大家全都信任我。我在這里工作了一輩子，了解這里的群眾。榆林人就像個暖水瓶，外頭涼，心里熱。婦女們嘴上不說啥，但心里頭曉得哪個醫生是好醫生，是為她們服務的。我的工作態度好，手術一直不出啥問題，取得了周圍群眾的信任。沒有啥竅門，就是老老實實的干工作。

 

1986年以后，各行各業評職稱，我先是評上了副主任醫師，后來又評上了主任醫師。是我們醫院婦產科第一個評上主任醫師的。1993年退休了以后，醫院又把我返聘回去了，這樣就干到了2005年。也沒干出啥驚天動地的事跡，就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唄。年齡大了，有好多事情我現在也都忘記了。我只記得退了休以后，我還得過一次省上的獎勵，是我一輩子獲得的最高級別的獎勵，表揚我在返聘期間工作干得好。

 

以上兩個部分，就是張克妙一生行醫的情況，同時也就是榆林地方婦產醫療事業建設的簡史。

 

 

 

 

 

 

 

 

 

記曾在榆師任教的幾位老師

 

李茂源　申世昌

 

梁金奎老師

 

梁金奎老師是河北邢臺人，生于1923年。1952年由西北大學歷史系畢業，攜妻帶子騎著毛驢，迢迢千里，不辭勞苦來到榆林。先在榆林師范執教，1959年調到綏德師范執教，1962年學校停辦后調到榆林縣一中執教，1972年榆林師范恢復招生，又回到該校執教，直至1992年退休。先后在榆林執教整整四十年，沒有離開過三尺講臺，為榆林的教育事業孜孜不倦、默默奉獻。

 

梁老師是共產黨員、副教授，陜西省第四、第五屆政協委員。1982年獲陜西省勞動模范、1983年獲省“為人師表”和省先進教育工作者等榮譽稱號。

 

1991年部分學生為他祝賀68歲生日時，當學生代表讀完祝壽辭后，先生以激動情懷答謝學生，在答謝辭中說，他經歷了新舊兩個社會，以他自己的歷史知識和社會閱歷，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三個選擇：在政治上選擇了共產黨，認為他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把中國從黑暗中拯救出來，走向光明。在職業上選擇了教師，這是教書育人的崇高職業，這一崇高職業表現在為人師表，己不正何以教人，己不知何以知人？在工作地域上選擇了陜北，這里雖然貧窮落后，但人們很純樸、很需要文化教育的滋養。先生今年已經八十歲了，今天回首審視他的經歷，他的這三個選擇是多么富有人生價值和歷史意義的！

 

先生在他數十年的工作生活實踐中，真正踐行了他的正確選擇。他是一個純潔的合格的共產黨員，堅信歷史唯物主義，對黨的事業忠貞不渝。他在教書育人中啟迪學生思維，傳導人生真諦�？嗫谄判�，啟迪心扉，教學嚴謹，因材施教。學生們在他的教育下，既學到了豐富的歷史知識，更懂得了如何做人的道理。他六十年中沒有離開過榆林，而且他的賢妻和三個子女及幾個孫子也大都在榆林工作生活（有一個小兒子在中央辦公廳保密局工作），其可謂為了榆林奉獻終生，又奉獻子孫。

 

先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還擔任學校教導主任，工作中他十分重視教導處班子團結，鼓勵年輕教師認真工作。他善解人意，發覺問題總是耐心細致地進行疏導，使學校處于和諧的氛圍中。對教學管理深入細致，井然有序，為教育好學生打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他的為人、品格和淵博的知識，受到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1995年春，五四班學生在畢業四十年之際舉行聚會，邀請先生參加，在對梁老師的感謝辭中寫到：一代宗師德高望重、知識淵博、運用掌中、學高身正、潤物無聲、體貼學生、視生如親。

 

先生在他退休前和退休后，以其豐富的歷史知識，寫了好些作品，主要有：1982年與何志剛合寫的《偉大實踐、光輝歷程—黨中央毛主席轉戰陜北活動紀要》獲得陜西省黨史學會二等獎；1988年所撰寫的《永樂大戰始末》被收入《陜西省文史資料》；與宋耀祥合寫的《陜西軍區史（榆林部分）》由陜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同治年間回民起義軍進軍陜北史實述評》收入《榆陽文史》，獲陜西省史學界一等獎；還有《榆林歷代長城建設置考》、《宋永樂城考辯》、《以史為鑒繪宏圖》、《陜北革命史話》、《毛澤東的足跡》等文章，獲得了社會好評。與學校其他幾位同志合編了《榆林師范校史》等。這些作品中有的是很有價值的地方史料。先生已是八十八歲的耄耋老人，因年事已高動筆有困難，但每日還在不斷閱讀書籍和報刊，依然關心國家大事，也關心學校的發展，十分喜歡和同事以及老學生們交談，保持著一位老者對人生的情懷。

 

李悅興老師

 

李悅興，陜西長安人，生于1932年。1957年由西安師范學院（陜師大前身）數學系畢業分配來榆林，1972年離去。在榆林十六個春秋，一直在榆林師范任教。

 

（一）戴著右派帽子來榆林

 

李悅興為人直率，性格活躍，見人見事易于言表。1957年在整風反右中講了些意見，觸及了時弊而被定為右派分子。分配到榆林后，幾所學校負責人不愿接收，唯有榆林師范副校長賀象祖（主持榆師校務）不避邪，毫無顧忌地接收了他，并安排他擔任函授老師。當時榆林師范函授部在北六縣開展函授教育，他負責神木、府谷片。當函授教師是很辛苦的，每學期都要按計劃到站點上去講課，檢查批改學員的作業。那時到縣上可以乘車，到農村函授點就只能步行。不論春夏秋冬，不管天氣好壞，都得到站點上去工作，與學員們同吃同住。1960年在經濟困難時期，函授教育停辦了，他在校內開始任教。他講課的特點是語言精練，幽默風趣，有聲有色，富有藝術性。教學效果良好，很受學生歡迎。

 

他很具吃苦精神，雖然是關中人，同大家一起吃玉米饃、酸白菜從不叫苦。在寒冷的冬天，趕上驢拉車去數十里外的農村拉草、運煤。在炎熱的夏天扛上鋤頭在校辦農場勞動。因飯量大，又不帶家屬，學校照顧他每頓飯多吃一碗菜（那時飯菜都是定量的），但仍然是在半饑半飽中苦度時日。

 

（二）文藝特長　大顯身手

 

李悅興在大學是學數學的，可他十分喜愛文藝。在西安師院上學時，就是文藝方面的活躍分子，還擔任過該校秦腔劇團的負責人。來到榆林師范，他一邊認真教書，一邊積極組織開展文藝活動，經常給教工，學生排練節目和秧歌，在校內外演出。1963年榆林師范排演了兩部大型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和《年輕的一代》，在榆林中山堂演出二十多場，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交口稱贊。他是這兩部話劇的導演，又是主要演員。這兩部話劇的排練和演出引起了時任中共榆林地委宣傳部曹廷玉、郭錫伍兩位部長和時任校長張鳳翔同志的關注，多次在排練場和劇場指導觀看，鼓勵大家把話劇演好。他的板胡拉得很出色，曾組織師生排練“秦腔曲牌”聯奏，在校內外表演。由于他的積極努力，使榆林師范的文藝活動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截，不但增加了學生對文藝的興趣，而且培養了一批具有一定文藝特長的學生。不僅活躍了學校生活，增加了校園生動活潑的氛圍，還為榆林城鄉群眾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健康有益的色彩。

 

（三）被迫無奈　離開榆林

 

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1972年，極左路線又在“加碼”，在全國范圍內清理階級隊伍。榆林搞得更為“左”，把機關、學校、工廠、商店里凡出身不好或本身有點政治問題的人統統攆出榆林城。李悅興是1962年被摘帽的右派，自然也是清掃對象，上級有關部門責令他離開榆林師范到農村去。本來他在榆林師范已經工作了十多年，與同志們關系相處甚好，而上級的強硬指令，非要他離開榆林師范到農村去不可，這使他處在十分苦惱的境地。幸好得到時任學校負責人耿廣文同志和一些學生的關照，經各方疏通，于當年調回西安，在長安韋曲中學任教。以后又被調在西安市教學研究室工作。曾在該室擔任職業教育處處長，評為中學高級教師職稱。退休后在家閑居，安度晚年。2009年部分老同志在榆林聚會，他十分想來榆林與老同志、老學生們見面，看看榆林的巨大變化，然而因為年近八旬，又有血壓高、心臟狀況不好，未能如愿，十分遺憾。

 

 

 

 

 

 

 

劉光裕老師

 

劉光裕老師是山西靜樂縣人，生于1922年，小時家境貧寒，上當地教會學校。少年時在賀龍的120師戰斗劇社學習文藝參加宣傳。后隨基督教會來到榆林，一邊給教會牧羊，一邊讀書自學。1943年在榆師中師班學習，1946年畢業后在榆師附屬小學任教。1949年榆林解放后，選調到榆林文藝班(地區文工團前身)搞文藝宣傳。1953年調到榆師擔任音樂教師，直到1983年退休，三十年中未曾離開榆師，也一直擔任音樂教師。

 

光裕老師雖然沒有上過高等藝術院校，但他少年時代在120師戰斗劇社己經打下了扎實的文藝基礎，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堅持自學，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藝理論作品，涉及面非常廣泛，在音樂修養方面具有較高水平。他的樂理、聲樂、鍵盤、管弦樂以及打擊樂等諸方面都具有較高造詣。彈鋼琴、拉手風琴指法嫻熟、珠走玉盤;拉二胡、板胡、大提琴聲音悅耳、高亢動聽;吹笙、吹圓號、吹小號婉轉悠揚，令人叫絕;扮角色，演人物，幽默恢諧。在長期的執教中，除認真教好音樂課外，還在全校范圍廣泛開展文藝活動，培養出許多文藝特長的學生，活躍了學校的課外生活。尤其是每學期在校內舉辦幾次文藝晚會，每年春節演出的秧歌，在學校內外享有盛譽。榆林城在過去沒有管樂隊，光裕老師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在校內開展管樂訓練，無論炎熱的夏天還是嚴寒的冬天，他每天早上在學生起床后即組織學生進行訓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后期，榆師的管樂隊便在榆林城登臺亮相了，為榆林文藝舞臺添補了空白。每逢節日或社會上的重要喜慶活動，榆師的管樂隊必然在榆林街頭演出，成為一道獨特亮麗的風景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共榆林地委有幾位領導喜愛在周末跳交誼舞，便邀請光裕老師帶領榆師管樂隊前去伴奏，為榆林的各種文娛活動增光添彩。

 

光裕老師工作十分認真，他擔任教研組長期間，熱情關愛培養年輕教師，使他們在工作實踐中鍛煉提高。他愛校如家，所管理的各種樂器、服裝從不損壞和丟失。若是外單位來借用的，都要經過學校領導的批準。他還親自動手修理風琴等樂器。上世紀七十年代為了培養中小學十分短缺的音樂教師，榆師開辦了幾期音美班，當時音樂教師只有他一人，他盡心盡力地工作，培養出了一批好的音樂教師，如:郭偉、馬威、趙興國、張暢森等。

 

光裕老師為人誠實、慈善、正直豪爽、不貪名利、清貧樂道。1983年離休以后，直到2008年4月去世，在他的家里沒有一件象樣的家俱。在十多年的離休生活中，仍堅持讀書看報，經常和別人討論國家大事，分析國際形勢。1995年榆師春五四班同學，舉行畢業四十年聚會時邀請他參加，同學對劉老師的贊頌辭是:“工于音律，擅長曲韻;吹拉彈唱，無所不通;歌舞戲曲，集于一身;文藝學識，博大精深”。光裕老師感動之余寫下詩一般的話語:“我們今天回憶起美好的四十年前，有一段火熱的經歷，有一種誠摯無邪的友誼，把大家緊緊團結在一起。盡管人生坎坷，每個人的道路不同，我們珍重的不是榮譽地位，更不是金錢與權貴，而是真正的師生間的真情友誼和此時的聚會，在學校會議室里共敘情懷，在招待所餐廳內留下相聚的歡樂。雖然我們都己兩鬃斑白，但我們童心不死，夕陽照樣展現絢麗的光彩。讓我們呼喚師生間的真情永遠長存，讓我們在靈魂深處洗滌一切虛偽勢利和低級庸俗的塵埃，深深地埋下人間純真的友愛!”從中我們完全可以了解光裕老師和他對學生們的真摯感情以及他高尚而純潔的精神境界。

 

趙正之老師

 

趙正之老師是陜西南鄭人，生于1919年，1948年由西北大學化學系畢業，1952年由國家分配來到榆林師范任教。1955年擔任學校教導主任，直至1981年退休，在榆林師范辛勤工作三十年。他是一位非黨人士，但敬業精神特強，最為突出的是:

 

認真教書育人的好老師

 

他所代的化學課，無論備課、講課、做實驗、批改作業，都十分認真，一絲不茍。講課能聯系實際，語言精練、板書清晰，上實驗課時他都親自在實驗室提前作好準備，然后才讓學生動手做，使實驗既順利又安全。在批改作業時對完成好的作業加個“好”，特好的加兩個“好”字或“很好”，以此鼓勵學生學好此門課程。幾十年他沒有缺誤一節課，擔任了教導主任工作后，雖然教學管理頭緒多，他依然上講臺講課。為了管理好教學，使學校有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他每天或早或晚都要從校園的山上、山下至少走一遍，使學校長期保持著井然有序的教學狀態。

 

嚴格遵守紀律的好典范

 

在遵守紀律方面，他的確是一位值得大家學習的典范。初來榆林師范工作時，他每兩年回一次家，以后每年寒假回一次家。他的家距榆林兩千多華里。每次回家都是準時來去，從來沒有早走遲來的現象�？偸墙裉旆偶倜魈熳�，明天開學今天到。一次在返校途中遇到了下雪天，車不能行，要遲到一天，他很快給學校領導打電話說明情況。他的這種嚴格遵守紀律的精神，曾經受到時任榆林專署副專員霍仲年的表揚。三十年他未曾帶家屬來過榆林。在最困難時期，他沒有托任何人買過一件計劃供應以外的東西。他是清正廉潔遵守紀律的好典范。

 

“窮則獨善其身”的好榜樣

 

他生活十分儉樸，不吸煙不喝酒，一年四季只是那么幾套樸素而整潔的衣服。從不在街上進食堂下館子，因為他飯量比較大，又不帶家屬，在困難時期學校讓他每頓飯多報一碗菜。即便如此到晚上還是因饑餓不能入睡。于是他在街上買回不受供應限制的海帶，用剪刀剪成細條，盛在一個搪瓷缸子里，加上水，放在火上煮，在晚上臨睡前把這缸水煮海帶連同水一并下肚。在最困難的1960年，寒假他沒有回家，帶領大家做“人造肉精”，雖然沒有多大營養價值，可在精神上使人們獲得一定安慰。每年暑假他不回家，便背上鋪蓋住在距城十華里的校辦農場。1981年他退休回家，被褥衣服和書籍總共只裝了一個小木箱。以后幾次搞校慶和老同志們聚會，邀請他回榆，因他妻子半身不遂，需要他照料而未能來榆。1994年我帶了幾位學校的同志，前去南鄭縣農村他的家鄉看望他，他很激動，關心學校和同志們，一個勁問長問短。我們看到三間平房里只有一臺12寸的黑白電視機，其余家俱全是舊的，分手時他流下了深情的眼淚。

 

趙正之老師在榆林師范工作了三十年，他和學校以及學生們結下了真誠的感情。他是多么想再來榆林看看。然而因為需要照料老伴，加上年事已高，一直未能如愿。2008年他與世長辭，享年89歲。

 

劉國炎、陳樹華老師

 

劉國炎、陳樹華是在榆林師范任教二十年的一對恩愛夫妻。劉國炎，江蘇省蘇州市人，生于1936年。1957年畢業于蘇州師范學院政教系，由國家分配來到榆林師范任教。其妻陳樹華系江蘇省南通市人，生于1937年，于1958年畢業于蘇州師范學院政教系，當年也由國家分配到榆林任教。劉國炎幼年時父親就去世了，家中只有母親一人，他身為共產黨員不為家庭特殊情況而要求照顧，堅決服從國家需要，毅然由號稱人間天堂的江南蘇州，先期來到榆林。在榆林師范工作一年后，又將其未婚妻陳樹華也通過組織分配來到榆林師范任教。

 

他倆在榆林師范工作20年向，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課講的好，很受學生歡迎。他倆代政治課，劉國炎還愛好美術，不久除代政治課外還代了美術課。講課語言流暢、生動，敘理深刻透徹，雖然是南方人，由于主觀努力，并無語音障礙，使學生受益匪淺。

 

二、都具有文藝特長。劉國炎雖然是學政治的，可他酷愛美術，尤以素描、水彩和宣傳畫為其所長，他除代美術課外，還在課外培訓了一大批美術愛好者，有的成為榆林地區美術方面突出的人才，如：袁成義、高朗宇、郭勝利等。他經常為學校舉行的文藝晚會和春節鬧秧歌制作布景、道具，有時還參與舞蹈等文藝演出。陳樹華也多次參加話劇和詩歌朗頌等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帶動了學生，他夫妻倆不僅是教書育人的好老師，而且是學校文娛活動方面的活躍人物。

 

三、減輕家務保證工作。他倆結婚不久有了孩子，為了保證不影響工作，從蘇州老家將老母親接來榆林承擔家務。陳樹華多次當班主任，與學生們相處特別好，許多女同學經常主動為他們料理家務，關愛老人和孩子，使他倆大大減輕了家務負擔，愉快而安心的在學校工作。

 

四、入鄉隨俗，吃苦耐勞。他倆是由江南來的一對英男俊女，外表上看是一對柔弱的書生，大家都擔心他倆能不能在這偏僻又貧窮的榆林呆下去。而他們的實際表現，回答了人們的擔心是多余的。生活上和大家一起吃玉米饃、小米飯、酸白菜。穿上一身舊衣服和學生一起拉車送糞，在離城十華里的校辦農場勞動，或在離城二十里外的煤礦拉煤。他倆在榆師工作二十年，是榆林最困難最動蕩的二十年。在這種環境中，他們辛勤工作，為榆林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學生。

 

1978年正當國家局勢將要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候，他倆因為老母親年事已高，三個年幼的孩子和老人都在蘇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老人和孩子們都已回到老家。便提出返回老家工作，便于照料老小。領導上考慮他們的情況特殊，批準他倆調回蘇州�；氐教K州以后劉國炎在蘇州師范任教，陳樹華在蘇州市教育局任教育工會主席、蘇州市教育學會秘書長。

 

不幸的是這兩位同志今已不在人世了。劉國炎于1993年農歷正月突發腦溢血去世，當我知道后在電話中詢問情況，陳樹華悲痛得泣不成聲，我代表榆師和老同志們給以深切安慰。事后陳樹華來信告訴我，她決定把國炎母親養老至終，信中說國炎母親遭受了人生三大不幸——少年喪母、中年喪夫、老年喪子。我回信告訴她應該這樣。1998年學校邀請陳樹華來榆林聚會，她懷著沉重而喜悅的復雜心情，在離榆二十年之后，又一次來到她的第二個故鄉，她見到老同志和學生們激動不已，多次懷念其夫劉國炎而痛哭流涕。她告訴大家國炎母親已經辭世，她的親姐不久也已去世了，為順應兩家孩子們的心意，她已與她姐夫續弦了。2008年她曾當班主任的榆林師范六七屆學生聚會，邀請她來榆林參加，方才得知她于當年患病去世了，得知這個消息，大家的心中十分悲傷。

 

 

 

 

 

 

 

我在榆中十二年

 

張仁杰

 

我于1939年4月出生在陜西省臨潼縣。1959年7月畢業于陜西師范學院生物系（陜西師大前身）。同年8月，我校共40多位同學分配到榆林地區，經過十多天的等待，我自己被分配到榆林中學。

 

到榆林以后，我們被安排在榆林招待所下榻。一天，我給同班同學高崇明說：“你爸說他和專員王生源是老同事，今天下午咱們去見見可以吧?”到專署以后，接待的同志讓我們在專員辦公室等侯，看到辦公室那么大，四周擺放著沙發，辦公桌又黑又亮又長，頓覺這不是一般的辦公室。王來后和我們五個同學一一握手，給我們端上了各種水果，并親切的問大家有什么要求。我們都表示：“愿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我們的地方去，服從組織分配�！蓖鯇�員露出了滿意的笑容。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才知道了專員比縣長的官大，出了一身冷汗，好在大家今天都很規矩，沒有不規范言行！

 

八月下旬的一天，由教導處宗秀槐主任帶領數名同學，將我的行李扛到了榆中。學校門口還有數十名同學夾道歡迎，聽到學生中有人說：“娃娃老師！”我心中泛起由衷的喜悅。

 

在全體教師會上，葉應榮副校長把我給大家介紹后，便分配了工作。高一兩個班的生物課，初二四個班的動物課，初三四個班生理衛生課，每周共20課時。初任教師，教材生疏，加之課頭多備課任務繁重，我常常備課到深夜。一次晚上去廁所不慎摔倒，把手表也摔壞了。

 

我歸屬于理化生教研組。組內有宋致遠、郝增偉、李修平、賈興杰、張俊茂、徐秉勵、薛峰、張秉英等多名老教師，以后又調來了黃振國同志。我們相處的非常好，集體備課，以老帶新，互幫互學。宗主任經常深入課堂聽課，他對教師的教學情況了如指掌。宗主任在校的威信極高，我們一群年輕人常常結伙去聽他的課，他語言精練，風趣幽默，引人入勝，受到學生好評，使我們受益匪淺。在大家的指導和幫助下，我的教學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宗主任在全體教師會上，要求大家向我的初中課教學學習，這給了我極大的鼓舞！

 

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每人每個月24斤糧，連續了一年零八個月。盡管生活艱苦，但是我們沒有被困難嚇倒。我為能在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名�！�—榆中工作而感到驕傲和自豪。這段時間我曾經擔任過校團委的“少先隊委員”，組織大家開展向雷鋒學習活動，并在榆林縣團委介紹過我校開展活動的經驗，受到了好評。在榆中的十二年里，我曾擔任過初六四級三班、初六八級三班及七一級班主任。1964年高考前夕，我給數十名農醫類考生復習生物備考，自己動手刻印了復習資料，發給大家人手一冊。在考試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同學們圍坐在操場上，邊復習邊放松大家的緊張情緒。考試結束以后，同學們高興地說：“試題全是復習內容”，并約我到“紅石峽”去玩。這一年高寰、柴兆雄等多名同學被西安醫學院錄取。

 

1971年，我戀戀不舍地離開了榆中，回到了老家臨潼縣。

 

榆中的十二年，是我魂牽夢繞的十二年，有多次夢中回到了榆林。2003年百年校慶之際，我有幸被邀回到了闊別32年的母校。看到了榆中巨大的變化及新校址的宏偉規劃，倍感親切和欣慰。老同志的款待及學生的熱情招待使我終生難忘。榆中教會了我怎樣做人，如何工作，把我培養成了一名合格的中學教師，我無怨無悔地把青春貢獻給榆林人民，是非常值得的。

 

由榆林回到臨潼縣后，我在武屯高中工作了14年。1984年，因家屬的農轉非我遷到銅川。1988年恢復職稱評定以后，我第一批被評為中學高級教師，此時我由教生物課改為教化學課。多年來一直擔任高三年級及理補班的課程，曾編有“高中化學精析”一書，“物質結構、元素周期律”一章的復習等數篇論文在省級刊物發表和交流，在銅川市“賽講活動”中獲一等獎。1993年由銅川市政府頒發了“銅川市優秀教師”證書，1988年被聘為“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化學會”會員，1999年在銅川市二中退休。以上這些成績的獲得，離不開榆中同志們的關懷和培養，在這里，我再一次說聲“謝謝榆中”，“謝謝榆林人民”！

 

回家路上

 

榆林的冬天，氣溫在零下十五六度。1962年的冬天更冷。每月24斤口糧，每天吃兩頓稀飯，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饑腸轆轆，餓得心慌。一些人浮腫了，住院了�？墒且惶崞鸱藕�假回家，對我們這些常年在外地的單身漢來說，高興極了。過了元旦，大伙都商量著回家的事。今年學校給大家代買了汽車票。出發那天，天不亮就起床，校工老米用架子車拉著我們的行李，葉應榮副校長親自送大家到汽車站。在車站有說有笑的時候，發車時間到了。透過微弱的燈光一看，傻眼了，怎么不是轎車，是一輛卡車�？ㄜ囈擦T，歸心似箭，坐吧！大家紛紛上車，坐在拉鹽的袋子上�？ㄜ嚊]有篷布，出了南門，汽車一路呼嘯。車上沒了說話聲，更沒有笑聲，個個都耷拉著頭，頭對頭卷縮在一起。陣陣寒風襲來，人掉進了冰窟窿，像用幾十盆冷水不斷往背上澆。到了魚河堡，天還沒有亮，司機讓大家下來“放水”。幾分鐘過去了，沒有一個人下車。我不知道自己的腳在那里，用手順著大腿摸到了它，可是無論如何也站不起來，揉搓了幾分鐘，勉強站起來，腿腳還是不聽使喚，遲遲跨不上車幫。這時聽到車上有人哭泣，原來是陳老師的夫人乘車回四川。四川哪有這么冷，零下30多度誰受得了！大伙勸她下車活動，然后讓她坐在前邊避風處。突然有人發現車輪附近有一塊帆布，經大家一再要求，司機才同意拉出帆布，罩在了車上。到了鎮川天蒙蒙亮，只見留在帽子外邊的頭發顯出一根根銀絲，眉毛結了白霜，口罩只有鼻子和口那塊是軟的，周圍全都凍硬了。經過整整三天的顛簸，終于到了銅川。當坐上火車時，我長長地嘆了口氣，“又活著回來了”！

 

返    校

 

每年返校必經銅川，在銅川要買到去榆林的汽車票，可真難呀！距離開學還有三、四天我就提前離家到銅川登記車票。往往是等待三、四天車票還沒有著落。已經開學了，心急如焚，趕快給學校發電報請假。有一年我離家返榆林，父親說：“我的學生在銅川三運司當經理，去榆林不成問題�！钡搅算~川以后，我找到了他，他說：“我們三運司是馬車隊，沒有汽車�！鳖D時我涼了半截。他又說：“你在我這里住下，我和郵電局的雷局長很熟悉，看能不能坐郵車上去。”真的，第三天我乘郵車到了延安，在延安又待了兩天才回到榆林，這一次算是順利的了。

 

為了能盡快返回學校，不耽誤學生上課。1962年我們學校四、五個同志事先約好返校時在銅川見面。這一年下著小雪，我們在銅川相遇了。由于住宿特別緊張，“旅客介紹所”把我們介紹到銅川文化宮。當時的文化宮才開始籌建，根本不是什么旅館。只是一個簡易棚。地上鋪著帆布，三個人發一條被子。棚里有一煙煤火爐，火爐冒著濃煙，棚內四面通風。看管的老頭晚上不停地喊：“這里有男有女，大家睡覺都規矩些！”冷風嗖嗖，那里能睡得著。烤火的，打撲克的，拉閑話，來回走路的……。在這里我們住了三個晚上。就在這個時候，我校的梁老師從廣西返回榆林來到了銅川，他離開老家已十多天了，糧票沒有了，在西安用手表換了10斤糧票才來到這里。在我們無計可施，苦苦等待的時候，我校的朱老師從陜南到了銅川。他的表哥在洋縣公安局工作，給他開了一張公安人員出公差的介紹信，大家如獲至寶，我們用這張介紹信才登記上了車票。又過了兩天，陸續拿到了車票。在返回榆林的途中，車行至茶坊硬是不走了。我們只好找旅館住下。旅館的同志很熱情，“這房子長時間沒住人，后院有蘆葦，抱些蘆葦把炕燒一下，驅驅寒。”點著蘆葦，我們急急忙忙找食堂去吃飯。回到旅館，打開房門一看，屋里全是煙，一股燒焦的氣味讓人窒息。原來土炕上有個洞，把朱老師從老家帶來的新棉被燒著了。幸好發現及時，沒有釀成更大的火災。

 

又是一年的返校。在離校前，有位姓齊的學生家長給我說：“你在銅川見到6字號當頭的汽車，都是榆林的車，只要你一提我，他就會讓你坐車哩！”我半信半疑。到銅川以后的第二天，就去汽車站轉悠，果然有一輛卡車是6字號當頭，師傅正在檢查車輛，我隔著玻璃窗看見路單上寫著馬XX。于是我很客氣地稱：“馬師傅忙著呢！”他詫異地看了我一眼�！褒R師傅讓我坐你的車回榆林！”他頭也不抬地問我“哪個齊師傅？”“榆林大修廠的齊師傅�！边@時他停下了手中的活，接住了我給他的一支煙，抽著煙說：“你跟我到調度室去一下，”調度室的同志讓我交6元錢，給了我一張去延安的車票。謝過以后，馬師傅說：“你在外邊等著，一會車就走�！边@時已是下午三點多了，直到五點多鐘我才上了車。車上拉著一個裝箱的機器，我就在機器和車幫的夾縫里站著。汽車行至宜君梁上時，天黑了下來。北風呼呼叫，下午又沒來得及吃飯，又餓又冷。汽車突然停了下來，馬師傅說：“車拋錨了，等后邊來車照著亮，我換個輪胎再走�！蔽以谲嚿舷胱�也坐不下去。一路上除了餓和冷，還怕車下坡時，機器滑動，把我夾在這兒可咋辦呢？車停了，我從包里拿出了家里帶來的燒餅，順便給了馬師傅好幾個，他連聲謝謝地問我：“你在榆林什么地方工作？”“榆中，”“我給榆林毛織廠拉的機器，你把票買到什么地方？”我說“延安，”“好辦，在延安補張票，咱們一塊回榆林�！边^了個把小時，車修好了。就這樣，在車上一直站著渡過了漫長的黑夜，第二天下午2時到了延安。

 

在延安吃了碗炸醬面，補了票，又上路了。想起昨晚漫長的、難熬的夜晚，今天晚上再這樣下去，真要命呀！想著想著到了永坪鎮，馬師傅說：“鋼床壞了，下來住這兒�！蔽议L長地出了口氣，太好了，今晚能睡個好覺！在永坪整整等了兩天，從榆林下來的車捎來了“鋼床”，才把我們從永坪“解放”了！汽車行至清澗縣岔口又停了下來，司機說下來吃飯，我不知道吃什么好，發現一家燒餅店，這里賣洋芋烙餅，一元錢一個，不要糧票，烙餅有巴掌大小，一銅錢厚，買了兩個饑不擇食地狼吞虎咽。今天算是節省下了糧票！

 

汽車經過綏德沒有進汽車站直上榆林，我喜出望外，心想今天摸黑就到榆林了。誰知到了米脂縣，司機不走了，原來師傅的家在米脂。在這兒又要住一宿了。當我回到榆林時，已經開學好幾天了，我耽誤了學生課程。雖然領導沒有批評我，但是我心里很不安。感謝領導的理解和關懷。

 

 

 

 

 

 

 

彭克敬和他的種子事業

 

彭　高

 

彭克敬，原是榆林地區種子公司經理，高級農藝師，又是陜西省優秀專家和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他1米72的個頭，長的粗壯結實，加之幾十年在陜北黃土高原充足的陽光下勞作奔波，臉上那層黑色已洗不去退不掉，又加上一貫不修邊幅，衣著樸素，誰初見，都會把他看作是個北方農民漢子。

 

1939年9月6日（農歷7月24日），他出生在蒲城縣蘇坊鄉北姚村一個農民家里。1951年，克敬完小畢業，考入富平二中，因為這所中學離家較近，只有10公里。當時的中學生，分為兩類，一類是上灶生，一類是“背饃生”。因當時家里比較困難，嫌上灶花錢多，就每個禮拜回一次家，背一些玉米面和白面一起蒸的兩面饃。每到開飯時，打一碗開水，調進一點鹽，邊吃兩面饃，邊喝下這碗鹽水。整整三年初中，他都是這樣度過的。

 

1955年初中畢業后，他報考了儀祉農業學校。在這兒的三年，他學到了扎實的專業技術知識，學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考試名次均在前三名之內，多次被評為模范生，三好生……

 

1958年畢業分配時，學校征求他的意見，想讓他留校工作。留校工作，是許多同學求之難得的好事。這是學校的看重，對往后在專業上繼續提高和有所出展大有好處�？墒�，他的心里卻翻騰著另一種激情，他向往的是另一種天地。經過一番認真思考，還是做出了另一種選擇——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把學到的知識用到祖國建設最急需的地方去！

 

陜北榆林地區，在較為富庶的關中人心目中，是塊遍地黃沙的不毛之地，貧窮，落后，荒涼，那里的人生活非常艱苦�？墒撬�想，既然那里有幾百萬人世世代代生活著，那就肯定不是地獄般可怕，至于貧窮落后，是可以改變的，而用自己一份力量幫助它改變，這不正是一個有志青年光榮的職責和使命嗎？

 

和他一起分配來榆林的共18個同學。他們先坐火車，到太原，再坐卡車到離石，到軍渡，過了黃河，再坐卡車從吳堡到綏德，再經米脂到榆林，連續行程五六天。其他同學，大部分分在各縣，克敬被分在榆林專區農業局。

 

當時，種子工作在全國全省許多地方都剛剛起步。為了摸清本地區原有種子情況，局里派他去神木縣下鄉，要求他去實地調查并爭取盡快寫出一份神木縣的種子志來。那時干部下鄉，既沒汽車，也沒自行車，每走一地一律要步行，并要自己背著鋪蓋卷。盡管遇到許多想不到的困難，可他始終一心想著如何完成好這第一次任務，如何在實際工作中鍛煉好自己。他每天走一段路，串一兩個村，連續轉游了三四個鄉的數十個村，終于調查清了這個縣所有作物的種子情況。并將各樣種子標本收集齊全，分別裝入大大小小的種子袋。趕回縣城時，鋪蓋加標本，行李重不下七八十斤。本來，雇個牲口馱送一下，完全可以報銷。可他這個“老實疙瘩”，卻絲毫沒想到這個辦法，而是幾十里路程，走一陣兒，歇一會兒，硬是汗流浹背地將那么重的行李一步步背回縣城，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下鄉任務。

 

他開始全身心地投入他的種子工作，并將這一工作視為解決千百萬人吃飯的“偉大事業”。而這樣的事業當然任何時候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自然都被他放在次要位置了。

 

1973年，為了推廣“兩雜”（雜交玉米和雜交高梁）育種技術，他選擇了米脂縣一個先進隊周家溝村去蹲點。4月，正當他選好地塊、備好肥料、培訓好人員，即將開始播種時，蒲城老家連續發來3封電報，說父親病危，要他火速回去。怎么辦？他知道，自己家鄉關中一帶，十分講究個“孝”字。在他自己心中，也將“孝”字看作一種重要人品，不孝之人大逆不道。尤其想起父親對他從小百般疼愛和許多教悔，感到老人家真正恩重如山，在這樣的時刻，自己若不回去，實在太對不住老人家，也會在自己心頭留下永久的愧疚�？裳巯�，正是就要入種的關鍵時間，倘若自己回去了，這個重要環節稍有失誤，就可能造成育種失敗！……他流著眼淚，左思右想，真不知咋辦是好。最后，他還是狠狠心作出決定，不回去了。

 

他沒有回去。一直等到入種結束后，才匆匆趕回去�？蛇@時，父親已經去世，并已埋葬了。他三個弟妹見他這會兒才回來，都對他很有意見，很生氣。他們流著淚向他敘說，父親臨終一直等他回來，想最后看他一眼，可終于沒等得上，臨咽氣前，還眼里滾出兩顆淚珠，說：“我，我等不上你們大哥了！……”克敬難忍心頭悲痛，跑到父親墳頭大哭一場……

 

與他終生結伴的妻子崔愛英也是同一類型人，事業心極強，往往為了工作，家里和個人天大的事也擱在一旁。當初，1962年，兩人結婚時，彼此就都好像把這終生大事也只當作次要的或無足輕重的事情，只經別人作了介紹，互相見兩三次面，簡單地談了談，都覺得對方不錯，前后共一禮拜，便“拍板定案”結了婚。

 

1974年的一天，唯一的孩子飛飛（3歲）患了感冒發燒，妻子因廠里工作正忙，安頓要他帶孩子到醫院看看，而他也因重要公事去出差（也總以為孩子病不重），當天忙忙亂亂只顧做出差準備，第二天趕早就乘車出發了。只因為兩人窮忙，未能及時治療，他走后，孩子病情加重，發展成持續高燒和嚴重抽風。雖經妻子送醫院搶救治療，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但因大腦受損，一個十分聰明可愛的孩子變樣了。趕他出差回來一看，簡直傻眼了。他怎么也不相信和不愿接受這個事實。可是，不管他怎么試著逗孩子，孩子總是癡癡呆呆的！

 

后來，雖然他們多方求醫，設法治療，有一定效果，但孩子的智商終未得到完全恢復，終未改變弱智狀態。過兩年——1976年，妻子因病做了子宮切除手術，他們想另生一個也不可能了……

 

人活一世，其生命價值的最終體現，還是看他到底為社會做出多大貢獻，貢獻愈大，其生命價值則愈高。經幾十年不懈的努力，他終于為社會和人民做出了一些貢獻，基本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目標。

 

他一直從事種子工作，對這個在有人看來十分“平凡”的工作，他卻愛得熱烈、深沉以至癡情，并頗為自豪地稱之謂“吃飯的偉大事業”。是的，拿全球來說，人口在逐年增加，土地在逐年減少，能否有效提高農作物產量，關系整個人類的生存。拿中國來說，占全球不到1/15的土地，卻養活著占人類1/5以上的人口，“吃飯事業”自然更顯得重要而“偉大”。拿他所在的這個地區來說，多年來農業相當落后，到上世紀60年代初，全區平均畝產只有50來公斤，至70年代，仍有許多人過著“糠菜半年糧”的生活。當然，提高糧食產量，需要多種因素，可種子的優劣，十分重要。國際資料表明，全世界每次大的農業突破，無不從種子開始，國際專家們測定，幾十年來全世界農業的增產，30%是憑了良種。

 

種子，種子，種子！30多年來，始終是彭克敬心目中和生活中真正的“頭等大事”，為了它，他可以忍受一切，舍棄一切，付出一切。就在“文革”十年間，他也不顧“業務掛帥”、“純技術觀點”，“唯生產力論”等等謬論的威脅和嚇唬，只管一門心思地鉆研、試驗、宣傳、推廣各種優良品種。

 

早在1964年，他就發現新疆等地試育出的雜交玉米和雜交高粱是很有增產潛力的好品種。1965年，他設法弄到的一些種子，搞了小塊試驗，果然增產20—30%。再好的種子，使用久了就會退化。為了保持良種優勢，必須自己掌握育種技術。所以，1966年9月，正當“文革”風暴掀起之時，他帶了幾個人前往海南島去育種。在那兒，他們住了半年多，趕第二年4月終于獲得成功，帶著一批親手育成的“兩雜”新種返回榆林。

 

一切先進科研成果，離不開推廣應用，而推廣應用，尤其像農業良種的推廣應用，絕非易事。一種良種引進來了，也繁育成了，可農民不了解，不認識，不愿種，怎么辦？你只能小塊示范，用事實教育和引導。而小塊示范，影響面是很有限的，又怎么辦？為了讓更大范圍的人了解它，相信它，這就需要各種形式的宣傳。彭克敬在好多年中，幾乎每年從春到秋，“拴”在各個示范點上，到了冬季，頂風冒雪到處去宣傳，全區200多個鄉鎮留下了他的足跡。

 

1984年，為幫助甘肅、寧夏幾個貧困地區改變面貌，國務院專門成立了“三西”（定西、河西、西海固）領導小組，投資2億元，指定好幾個省給予具體幫助，其中要求陜西省派一些優秀專家組成農業科技咨詢組，以3年時間，幫助寧夏西海固地區改進農業耕作技術。陜西派出10名農業專家，指定彭克敬任副組長（實際是主要負責人），帶隊前往西海固。

 

彭克敬把這當作一項重大而光榮的使命，他帶領一行10位同志，到了那里，深入固原地區6個縣、銀南地區2個縣的許多農村實地考察�？疾熘�，看到那里農業落后和農民的貧困狀況，心里十分不安。同時，他們也發現，那一帶的山形地貌和雨量、氣溫等與陜北一帶比較相近，于是便開始思索著如何將陜北一些有效的經驗用到那兒去。

 

經過咨詢組全體同志反復研究討論，又充分聽取當地黨政領導和科技人員的意見并征得贊同后，他們決定：將陜北一些地方試驗有效的“兩法種田”——即水平溝種植法和壟溝種植法，作為首要項目加以推廣。實施步驟是，一年示范，二年推廣，三年普及。

 

“咨詢組”，這名稱的含義和職責誰都知道，主要是出點子，當參謀和指點、指導的意思�？膳砜司春退�的咨詢組，出于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大大突破了“咨詢”的含義，大大超越了“參謀”的職責，他們生怕計劃的實施出現任何疏漏和虛假，生怕具體效益不能達到預想的指標，一年四季，時時刻刻處于緊張忙碌狀態。他們每個人，不是蹲在示范點上，親自舞镢揮锨，給農民們具體傳授有關技術，就是東奔西走，在各個農村到處巡回指導檢查。三年之中，他們的足跡遍布這8個縣的山山水水，他們的汗滴撒遍了這8個縣的溝溝梁梁。

 

辛勤扎實的工作，終于取得可喜的成績。三年下來，“兩法種田”果然得到了普及并取得顯著的效益。普遍產量增長20—30%，其中，小麥由原來畝產50來公斤提高到75公斤，洋芋由原來畝產400公斤提高到1000公斤。

 

于是，西海固名聲四揚了，咨詢組也受到了多方表揚和嘉獎。寧夏自治區專為“兩法種田”拍攝了科教影片，中央電視臺幾次作了專題報道�！秾幭娜請蟆泛汀度嗣袢請蟆肪�多次加以宣傳。自治區黨委和有關部門除對咨詢組多次表彰外，還于1986年將他們這個項目評為科技進步二等獎！

 

彭克敬從寧夏回到榆林后，繼續擔任地區種子公司經理。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城鄉對植物油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大量種植油料作物，既能滿足這種需要又可增加農民經濟收入。所以，早幾年他就下很大功夫，引進了“先進工作者”油葵加以推廣，趕1984年全地區種植面積達30多萬畝�？刹幌�，他外出三年回來一了解，油葵面積不但沒增加，相反降到只有10來萬畝。

 

這是怎回事？他為此很覺疑惑、震驚和痛心。他很快跑到過去油葵種植較多的地方去搞調查。調查中，他弄清了，主要原因是這種油葵近年發生了銹病，造成了減產，因此農民覺得算不過賬，所以不愿再種植。

 

從鄉下回來，他就立即著手搜集有關資料和信息。隨即，具體著手引進試驗。經過兩年多時間精心育種，篩選，終于從國內外20多個新品種中，選出美國G101油葵這個最優品種。它抗菌、抗旱、耐澇、耐鹽堿，含油量高達49%，每百斤軋油率可達43斤。山地種植每畝產量可達100—150公斤，水地可達150—200公斤，可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全優”品種！

 

這樣好的品種，自然不怕農民不愿種�？司聪冗x擇了榆林縣馬合鄉和靖邊縣新橋鄉作為兩個示范基地。這次G101一試種，兩相比較，產量大幅度增加，出油率又那么高，農民們家家喜笑顏開，人人拍手叫好。

 

過去推廣一個新品種可真難。而上世紀80年代末的農民，已普遍與過去大不相同。多年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良種的重要，好多人都有了“信息”觀念，經常主動打問哪兒又有什么新的好品種。所以兩個基地上的“G101”信息，真叫不翼而飛，一傳十，十傳百，很快使遠遠近近許許多多人知道了。加之，彭克敬又通過報紙作了介紹和宣傳，人們從口頭傳聞和報紙新聞兩個渠道證實了這“信息”的可靠，于是，全區各地農民像爭“財神”般，爭著購買籽種，爭著擴大種植面積！……截至1991年，僅這個品種的種植面積全地區已達10多萬畝。每到夏季，從三邊高原到榆溪河沿岸以及南部一些丘陵地帶，到處是成片成片金黃的油葵花，每到冬季，清徹香醇而營養價值又很高的101葵花油，從一家家油坊成批運往各地！

 

G101油葵的名聲，越過縣界區界和省界，遠播各地。近年，本省的延安、關中等地，和鄰近的內蒙、山西、寧夏等省區，也都爭相引進種植，大力推廣。一個類似上世紀70年代“沙雜熱”那樣的新的“101”熱，正在這一帶開始形成！

 

彭克敬和他的同事們，30多年來，先后對10多種作物的100多個品種作了成功的更新更換，全部取得可觀的增產效益。其中，增產最顯著的有雜交玉米，雜交高粱、沙雜15號洋芋、榆春3號小麥、京引39號水稻、寧亞10號胡麻、四倍體蕎麥、新紅寶西瓜、榆包1號和榆白2號白菜、美國G101油葵等等。一般的增產幅度為20—30%，有的達到50%以至翻一番。榆林地區，這個歷史上長期農業落后糧食低產的地方，在二十世紀50年代末，全區總產只有3億公斤，70年代末，上升到5億公斤左右，80年代末迅速上升到7.5億公斤，基本解決了長期困擾人們的溫飽問題。當然，這種巨大的發展變化，與“水、肥、土”等條件的改變和耕作管理技術的改進等都有關系，而良種的作用，可謂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據有關部門估算，他們引進推廣的100多個新品種，就按20—30%的增產效益計算，所創造的經濟價值也達數十億元。

 

對國家和人民做出突出貢獻的人，人民和國家是不會忘記的。彭克敬，多年來一直受到這里廣大干部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民的稱贊和尊敬。1978年，光榮地出席了全省科學大會，近10年來，先后獲得國家農牧漁業部和有關�。▍^）的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二等獎1項，地（市）級科技成果獎5項；1988年，被批準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89年被評為陜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1991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被評為全省優秀黨員專家。

 

人生最大的快慰，莫過于在苦心經營的事業上做出成績，并得到社會承認。彭克敬，這個一貫講真實不做假的人，十分坦誠地表示，做為一個原來只有中專文化程度的農民兒子，走到今日這一步，他既覺無愧無悔，又感到一種生命的慰藉。他還說：“看來，確實越是落后貧窮的地方，越能夠做出成績來。可惜當初一起來的18個同學，有15個先后離開了。我是永遠不愿意離開這里的。要說我該感謝誰的話，我首先感謝這里的人民，感謝這塊土地！”

 

2006年6月，就在他的事業處在鼎盛時期時，病魔卻降臨到這位好人身上，奪走了他寶貴的生命，這年他才67歲。雖然他已經永遠的走了，但是榆林的人民卻永遠地記住了這位偉大而平凡的科技工作者，他的事跡，他的精神將永遠地留在榆林的大地上。

 

 

（本文作者彭高系彭克敬侄子）

 

 

 

 

 

為人師表  是我畢生的光榮

 

于海河

 

 

 

我叫于海河，1926年出生在河南省西平縣蘆廟鄉合莊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先后就讀于出山小學、出山中學。1946年中學畢業，考入新創辦的許昌師范。這個學校管理嚴格，學校的學習氣氛非常濃厚。第二學年，許昌解放了，學校遷到開封。不久，開封也解放了，我跟隨學校，經徐州、南京、上海遷到浙江省蘭溪縣離城三里地的大村莊。學校設在一個私人祠堂里，沒課桌，沒凳子，條件十分艱苦。杭州解放后，我和最好的朋友潘明祥商量，咱還是回河南老家吧。于是從蘭溪坐木船，順流而下，到達杭州，從杭州坐汽車到南京，再坐火車經徐州，回到了久別的故鄉。1950年，我到出山完小當老師，時任校長是謝遂法。由于我熱愛教師工作，熱愛勞動，表現突出，1952年春，謝遂法校長派我到開封師專進修。暑假時我們這個班合并到河南大學。河南大學師資力量強，設備齊全，學習條件好，我在課堂上聚精會神地聽講，下課后借閱參考書，午自習、晚自習時鉆在能坐幾百人的閱覽室，拼命地學習。因為已經有了工作經歷，所以深深體會到“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兩年，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1954年暑假，河南大學臨時改為河南開封師范學院，我從學院地理專修科畢業。當時，大家都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被分到陜北榆林中學當地理教師。

 

榆林中學解放前是陜西省立第六中學，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上世紀60年代被定為全省十所重點中學之一。這里很多教師來自全國各地。

 

1954年秋季，我到榆中的第二天，學校教導主任張宗瑞給我談工作問題，他說：“學�？紤]好了，你代榆中高五七級（即當時的高一）一個班中國經濟地理，每周兩節；高中五五級（即當時的高三）世界經濟地理課，每周兩節。另外你還要給榆林師范每周代八節課（即中師五六級一個班，中師五七級一個班、春五四級一個班，教師輪訓班一個班）。因為這些班地理課都停著，等著你上課了”。榆中史地教研組組長叫莊允恭，是陜南漢中人，榆師史地教研組組長是梁金奎，河北省人。當他們兩人把我介紹給同學們時，教室里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這使我十分感動。因為當時學校沒有上課掛圖，我就請學校買來新聞紙和水彩顏料，每天晚上先寫教案，接著就畫課堂掛圖。先用方格放大法，把課本上的小圖放大，再染上顏色，待干了把字都填上，一幅精美的地圖就制成了。就這樣我堅持干了兩學期，把中國經濟地理圖、世界經濟地理圖全畫完了。當時照明是小發電機送電，只供到晚上10點。停電后，我只能把自己辦公室的小清油燈拿到大會議室來畫圖。我上課和批改作業都非常認真，每天晚上都在12點以后才睡覺，學生們都深受影響，中師五六級、五七級兩個班的同學幾乎都買了水彩，都填染暗射地圖。每批改一次作業，我都當堂表揚作業好的同學。

 

莊允恭組長常在晚上12點時來敲門，說：“于老師能休息啦”。他常說你這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要注意身體。和我住隔壁的是比我早來一年的陜南鎮安縣的黃治隆老師，他教語文，黃老師也常在12點來叫我休息，我常說，你先回去我馬上就回。榆師梁金奎老師對我說：“你是用什么辦法，使中師五六級、五七級的同學們，都迷上了你的地理課？堂上愛聽你的課，課后其他作業完成后，還是愛看地理書，填暗射地圖，一個比一個認真�！碑敃r有一個叫馬香如的學生最突出。同學們刻苦頑強、自覺學習的精神，領導和同志們對我的關懷，使我更加熱愛黨的教育事業，更加熱愛榆林的山山水水。

 

我初到榆林，在榆中代的是高五七級、五八級，后來這兩個班涌現出大批黨政、新聞、教育界的領導人物。如高五七班學生吳秀峰（曾任榆林行署副專員）、劉克深（曾任西北大學物理系主任）、李愛英（曾任榆中的副校長）等；高五八級學生李正祖（曾任延安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宗光耀（曾任國務院駐澳門副主任）、徐玉華（北大地球化學系畢業，以后是江蘇省地質研究所院士）等。接著我擔任了初五九級甲班班主任。這時的榆中勤工儉學蔚然成風，高中同學大煉鋼鐵，初中同學脫坯、燒磚、撿石灰石、燒石灰。同學們的精神十分可貴，如當時班長楊俊芳、支部書記王彩霞，還有陳桂英，勞動干事喬保華、王宏才、高登云等每次帶頭踩泥和泥。我也深受感動，和同學們一塊踩泥、脫坯、燒磚、裝窯、出窯，雖然很苦，但樂在其中。

 

“學然后而知不足，教然后而困”，“書到用時方恨少”。榆中老校長宗秀槐（后為榆林地區教育局長）常對老師們說：“要給學生一杯水，老師必須要有一桶水。”世界地理地名難記，我就給同學們講故事，如講當年演員陳強正在匈牙利演出，家里打來電報說他的大孩子出生了，讓他給取名字，為了紀念這次訪問演出，陳強給孩子取名布達，后給二子取名佩斯。多瑙河從匈牙利首都中間穿過，西岸是古都布達，東岸是新興工業園佩斯，同學們馬上記住了匈牙利首都是布達佩斯。

 

前期我用掛圖，后期我對教授內容越加熟悉，就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筆邊講邊畫。講中國畫中國，講世界畫世界，我在黑板上畫，要求學生用隨堂筆記本跟著我畫。常言道：眼過千遍不如手過一遍。

 

同學們對我在課堂上使用對比方法講課印象深刻，經常有同學跟我提起我講的中美地形情況的對比。中美兩國都在北溫帶，西高東低，然而因為山脈走向不同，導致氣候不同。我國有東北走向的山脈三條，可以阻止北方寒潮。美國山脈呈南北走向，西部是落基山，東北低山阿巴拉契亞山。中間是五大湖平原，密西西比河流域平原，春季莊稼苗剛出來，北方寒潮來了，全國性莊稼苗凍死，秋天眼看莊稼快熟了，寒潮來了，全國性莊稼減產。可我們中國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陰山阻擋一下，秦嶺又阻擋了一下。秦嶺淮河以南，冬季不冷，夏季炎熱多雨，是亞熱帶溫潤的季風氣候，屬于常綠闊葉林區，農作物一年三熟制，早稻，晚稻，冬季放了水種油菜。所以我國稻米產量、油菜籽產量都是世界第一位。中國夏季東南太平洋有熱帶氣旋叫臺風，武夷山一擋，沿海受災面積很小，而美國東南大西洋上熱帶氣旋叫颶風，因平原連一塊，全國性受影響。中國和美國地形都是西高東低，美國是緩坡，中國有明顯的三個階梯，河流落差大，水能資源有6.8億千瓦，蘊藏量居世界絕對第一位。

 

清澗籍同學薛占祥，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他多次給我來信說：“于老師聽你的地理課，最深的感受，你是一個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八五屆同學王馨對我說，每次去府谷時，看到沿途的山脈呈明顯的橫斷山地貌，都會對同行的人講：“這就是典型的橫斷山，我們老師在地理課上講過的。”

 

我是1991年退休的，回憶在榆林中學這四十多年的教學經歷，我仍然非常熱愛教師這個職業。教書的目的，是為了育人，看到一代一代的年輕人成長起來，成為各條戰線上的棟梁之材，我感到為人師表的光榮，同時也更感到教師的責任重大。我常愛說一句話：能和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在一起，說說笑笑，就好象自己也年輕了。

 

我在幾十年的工作中，幾乎年年都當班主任，常搞學生家庭訪問，為了和家長配合，共同教育好學生，我每年幾乎要到每一個學生家庭訪問一兩次。教育學告訴我，教師的最高藝術就是要善于發現學生身上的閃光點。多多表揚，因材施教，實踐證明，批評十次，不如表揚一次效果好。如有個學生叫葉磊，去家庭訪問時，我給他媽媽說，“葉磊地理學得好，葉磊很懂事，很有禮貌�！彼麐寢屨f，葉磊學地理好象入迷了，到家里一有空就是看地理書、畫地圖。葉磊高考時地理考了99分。還有一個學生叫張保新，他的女兒結婚時請我參加了，當時張保新的侄兒張鳴過來給我敬酒，他說“你是我們家三代人的老師，我叔叔張保新是初七0級5班的學生，我是高八0級5班學生，你又給我的兒子張也馳輔導地理課。”

 

在榆中我當過班主任、教研組長、工會主席、政教處主任、省地理學會理事、榆林地區地理學會理事長等職。學校成立黨委之后，我擔任文科黨支部書記。曾多次獲得模范教師、先進工作者、模范黨員等表彰獎勵，得的獎狀不計其數，1985年被評為中學高級教師，后又評為全國優秀教師。能做一名讓學生銘記的老師，是我最大的光榮。

 

 

 

 

 

志在農村勤耕耘

 

薛校娥

 

“把你撂在炭圪嶗，也分不清是炭還是你”！這是我常形象比喻老伴的一句話。每到春夏季節，從農村回來，臉曬得焦黑，雙手似黑煤塊，灰頭灰腦，全身油漬。這就是一輩子做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常年和農民打交道，至今仍在農村滾爬的我的老伴——康莊。

 

一路風塵到榆林

 

我和老伴康莊退休前同在榆林市農業技術服務中心工作。我是榆林城里人，老三屆高中畢業生，插過隊，招工參加工作，后經人介紹與康莊成家�？登f于1945年12月出生在山東濟南市郊章丘明水鎮一個商農兼營的大家庭。1950年他和母親趕赴江蘇和已隨解放大軍南下在連云港市人民銀行工作的父親團圓，在那里度過了童年的小學生活。1959年他獨身到達西安，投奔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成都、西安做實業的祖父，在西安初中畢業。1963年考入當時的陜西省武功農校植物保護專業。因面臨畢業時“文革”開始，直至1967年秋才分配工作，到達榆林。如今，老伴常常說起他第一次來榆林難忘的一路風塵。從西安家中出發，背一卷鋪蓋、衣服，帶一包書本和一雙碗筷，肩挎一個印有“紅軍不怕遠征難”的軍綠挎包。先坐硬座火車，慢慢悠悠四、五個小時到達銅川。當時的銅川汽車站車少、站小、票難買，無直通榆林的汽車。排了半天隊無車票，又等了兩天，車站通知有一趟加班的解放牌貨車有票。一塊分配到榆林的幾位同學商量說不能再等了，在銅川住了兩天半后，終于登上了走走停停的載人貨車。汽車在塵土飛揚的沙石路上奔波了一整天才到達延安。從延安坐汽車到榆林，路上更是慘烈，爬坡上坬，彎彎曲曲、坑坑凹凹、磕磕碰碰。等天黑到榆林后，整個成了一個土人，全身疼痛象散了架�？梢韵胂�，這對于一個生于聞名全國的泉城（明水鎮系地處泉城濟南遠郊的一個處處涌泉的衛星鎮），長于風景秀麗的海濱城市連云港，求學于富饒的關中平原大城市西安的二十歲外鄉人是何等的艱難。老伴說：當時是懷著雄心壯志到榆林工作的。當然，也存在著“文革”極左思潮的驅動，想離開社會關系復雜的大家庭越遠越好的因素在內。因為他的祖父在上世紀40年代曾接待和資助過眾多的山東進步青年學生，他們是由家鄉途徑西安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文革期間，祖父因此受到了這批人所在機關造反派外調時的威逼，所幸的是因為祖父的正直和威望，沒有被遣送回山東老家。老伴的父親也因所謂的社會關系復雜受了不公正的牽連。因此，到畢業分配時，他決心遠離繁華的家鄉，千里迢迢一路風塵到了偏遠的榆林。

 

艱苦歲月受考驗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榆林經濟落后，地面荒涼。榆林城區，從南門到北門散步只需半個小時的功夫。東城外是黃沙山包，西城外是在連綿的沙丘下點綴著一條狹窄農田，南門外一條通向省城的沙石公路，北門外遠眺沙土飛揚。北部風沙灘區“蛤蟆尿尿水汪灘”，南部丘陵“黃土圪垯泡滿山”。老伴說他第一次回老家探親，把榆林的現狀向母親述說，母親嘆了口氣說“這是出嫁閨女到了苦婆婆家了”。然而，對他更大的考驗是農村基層工作和生活條件的不適應。剛到榆林幾天后就到鎮川的一個山區村蹲點，一把鐵锨修梯田干了三個多月，臘月二十三才回機關。我和他結婚后，他和榆林縣委組織部朱部長到當時的劉官寨公社西溝大隊蹲點。那個時期的下鄉是講究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秋收時，天不亮黑漆一片時起床，和群眾上山背莊稼；春耕時，與群眾一起下稻地插秧；冬季，滴水成冰，同大隊農田基建隊修梯田。打壩、引水拉沙和整理渠道樣樣學著干。打場揚谷、積肥漚糞，他把所有農活干遍，大部分農活是他在農校上學時沒有接觸到的，對一個從小生長在城市的人實不容易。西溝大隊是榆林地區學大寨十面紅旗之一，隊里政治氣氛濃，給國家上交公糧力度大，在當時是遠近有名的勒緊腰帶多貢獻的生產大隊。除白天高強度的勞動，晚上還要熬夜參加大隊黨支部會、黨員大會、隊委會、社員大會、基干民兵會、、貧協會、婦女會、團員會、斗私批修會等十多個名堂的政治學習會，加之吃酸菜、鋼絲面，甚至稻糠窩窩，以致于發展到大便干燥拉不下，胃疼發作。那時我已被招工到畜牧局的一個養殖場工作，離西溝大隊不遠。有天晚上十點多鐘，正準備休息，忽聽到場部院里有大拖拉機響聲，還以為送來飼料，誰知有人敲門，喊叫“快來，你男人病了，隊上打發拖拉機送人來了�！碑敃r養殖場無醫生，我們又連夜進城。在城里醫院，醫生緊急處置，給藥灌腸，仍效果不佳，只得用手一點一點地硬摳出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榆林農村基層工作，吃的是百家飯、干的是出力活，大多數都是如此，至今記憶猶新。在榆林縣董家灣、魚河公社承擔高粱、玉米制種時，他一個人曾負責幾百畝的雜交玉米、雜交高粱制種任務。這些制種田分散在四、五個生產大隊，方圓幾十里的范圍。他常常每天早飯在農民家里吃頓酸菜洋芋和菜飯，便急忙從一個大隊前往另一個大隊，在冷風瑟瑟的山溝里，走著走著肚里開始上下翻騰，然后吐酸水。再走走，肚子開始疼痛難忍，只得停下，蹲在路邊，等肚里的和菜飯吐出來，方才好受些。那年月，長期的飲食粗糙，饑一頓飽一頓吃百家飯又缺乏營養，造成了對腸胃的損害，如今上了年紀還是胃病經常發作。老伴常常提起當年在榆林北草灘農村下鄉蹲點，住在常不住人的大隊部。春季一夜沙塵暴，第二天早上起來沙擁房門，兩個人手掏腳刨半天才能出門。住在農戶家里蓋的是黑油被子，冰涼冰涼，而且虱子滿炕，咬的人渾身疙瘩，受不了時用手抓得一條一塊的血痕。有次下鄉回來給我說對付虱子他和同事有了新發明，就是晚上睡覺脫光衣服，高掛在墻壁上，第二天早上穿衣服前用掃帚把光身子掃凈，然后才穿衣服。就是這樣每次下農村回到城里，首要任務是脫下衣服用滾開水燙一遍。在山區生產隊蹲點，他一個人住在舊廟的大隊部，住一盤大土炕，寬大的可以當舞臺。生產隊的社員、隊干部們常常開玩笑地對他說，這個廟窯可有說法的。我問他怕不怕，他說，每天累得要命，倒下就睡，沒有時間害怕。老伴常說那時在農村基層工作生活條件和現在是沒法比的。

 

到偏遠榆林農村工作，老伴不僅僅要渡過艱苦生活關，也倍感精神上的壓力。他父親上世紀七十年代去世在連云港的郊區農場。是在十年文革即將結束的前一年，那時老人還在等待平反昭雪，不料夏收季節，農場收麥，龍口奪食，一場急降的暴風雨擊倒了父親。農場的赤腳醫生，給了幾片藥，終因挽救不及時去世，等后事辦完家里才來電報告知。那時，老伴還在從內蒙豐鎮向山西介休調運洋芋種子的路上，他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已是半月以后了。他母親去世在十年前的正月里，老伴還沒有退休。過春節時，我們電話給遠在江蘇的母親拜年，老人家還精神挺好，一再說你們離家遠不要掛念。正月十五，弟妹來電話說母親身體狀況有變，幾天后又報來病危的消息。當時榆林尚未通火車，交通不便，單位專門派車將老康送往西安，等他轉車到達連云港家中，母親已經去世。自古忠孝難全，這是老伴常提起的事。遠在千里之外的父母雙親病危時都沒有在身旁盡力盡孝，也是他永遠的憾事。我們大女兒降生時，我還在農村插隊，生活艱苦，懷孩子時頓頓是雜交高粱米飯，還要下地勞動，快到生產時才能請假回城，一路牛車。大女兒得先天性脊柱膜膨出癥，七十年代榆林醫療條件差，無法醫治。孩子得病時我還在農村插隊，家里經濟緊張，老康工作忙沒有時間，三拖兩拖拖過了最佳治療期。到了以后條件稍好，我們帶上孩子去外地治療為時已晚，造成孩子終身雙腿癱瘓。老伴有兩次機會調離榆林，一次是剛到榆林尚未結婚，經在天津大港油田工作的姑姑聯系往天津調，一次是改革開放后，他已聯系好連云港市農業局下屬的蔬菜辦公室。當時榆林縣主管部門因文革后萬事待興，特別是科技人才缺乏不放人，不出商調函，也沒有調成。艱苦的生活和常年累月的農村基層工作考驗了他，工作、事業、家庭留住了他，榆林已成為他離不開的家鄉。

 

志在農村勤耕耘

 

農業技術推廣工作是面向農村基層，為農民群眾服務的行業。以前社會上流行的一句順口溜“一工商、二財貿，最好不要搞文教，離開農業最為妙”。農業系統工作人員常年在農村和農民打交道，生活和工作條件差，和其他野外作業的地質、水文、交通電力工程等野外作業行業相比福利待遇低，造成社會上都以“跳出農門為榮”。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行業的排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但因農業是弱質產業，生產周期長，效益低，農技推廣服務的是規模小、效益不高的一家一戶農民群眾，所以農口系統的社會地位一直排后。老伴20歲到榆林工作，從榆林縣農技站，到榆林地區植保站，到榆林市農技中心，他學的是農業專業，一輩子干的是農業事業。

 

農業學大寨時期，榆林大面積推廣種植兩雜兩薯，即雜交高粱、雜交玉米、沙雜馬鈴薯和紅薯。當時，老伴所在榆林縣農技站承擔著雜交玉米、雜交高粱制種任務。他曾在老一輩農技人員的帶領下到海南制種，和同事一起擔任上千畝的制種任務。其中，1969年至1974年六年期間獨立承擔兩雜制種2200多畝，指導生產優質雜交良種70多萬斤。1975年開始負責全縣病蟲草害測報網建設、植物檢疫執法、大田防治技術指導，年均大田防治面積達56萬畝次，挽回糧食損失2507萬公斤。每年的防治季節，他都身背噴務器在農村做除草劑試驗示范，連續十多天大田防治粘蟲，渾身農藥味。1985年調至榆林地區植保站主持全區植保業務技術工作，首次組建全國重大病蟲害測報網榆林區域站。為把好陜西省植物檢疫北大門，在全省率先提出加強調運檢疫執法，嚴防危險性檢疫對象進出境的動議，并作為先進經驗，推廣到全省植保系統。1997年調至榆林地區農技服務中心，分管技術業務工作。每年除負責機關內的業務技術工作計劃、布置安排、中期檢查、年終總結和技術職稱評定、管理等工作外，還承擔向日葵銹病、馬鈴薯28星瓢蟲、旱作農業綜合技術推廣等多項科技項目的立項、實施。擔任過地區糧油果技術、神木大保當鄉旱地地膜綠豆、佳縣王家砭鄉扶貧等工作隊的隊（組）長，長期深入農村基層蹲點，搞樣板，多次受到上級部門的肯定。

 

老康曾先后任榆林縣農技站植保組負責人，榆林地區植保站副站長、站長兼站黨支部書記，榆林市農技服務中心副主任。同時，還擔任過市農業技術中級職稱評委，市科技進步獎評審委員會、農業組委員、主任委員，市農技推廣獎評審委員專項主任委員，省昆蟲學會和省植物病理學會理事、地區農學會理事、地區植保學會理事長等職務。他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成為市植物保護學科骨干和帶頭人。

 

勤耕耘就有富收獲。按老康自己的話說：“在農村下了四十多年的鄉，為榆林的農技推廣、植物保護事業盡了力，也得到了上級部門和農民群眾的肯定，作為一個外鄉人也知足了。”前幾年退休時，他把幾十年的獎證、榮譽證書搬回家整理，我隨手幫忙翻了翻發現，他在榆林縣農技站工作期間幾乎年年都獲得過縣委、縣政府，縣農業局、縣農技站的表彰，其中包括1973年中共榆林縣委發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獎狀、1977年中共榆林縣委、縣革委會發的模范工作者獎狀等。1980年12月，康莊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85年調至地區單位后，曾于1997年7月1日被中共榆林地委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并多次被評為省植保工作先進個人、先進站長和“八五”期間全省植保系統優秀植保站站長等榮譽稱號。他從1984年起擔任榆林縣政協委員、榆陽區政協委員共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還獲得過10多次政協工作突出成績者和先進政協委員榮譽稱號。在技術業務方面，他主持和參與過“榆林市百萬畝旱作節水農業綜合技術推廣”等近二十項科技進步、農業技術推廣項目。其中，主持的“旱作節水技術”于2005年度獲陜西省人民政府農業技術推廣二等獎，參與的“榆林地區玉米噸糧田綜合配套技術推廣”、“新農藥標準化應用”、“技術研究與推廣”、“農田滅鼠技術推廣”、“粘蟲發生防治技術”、“粘蟲異地預測預報”等分別獲得省部級科技進步、農技推廣一、二等獎。他主筆撰寫的《榆林地區有害生物消長與農業生態環境演替的變性分析》等多篇學術論文，被評為省植保學會、榆林市自然科技論文優秀獎，還曾獨立編著《農業科技實用培訓教材》一冊。參與撰寫《陜西植保史料》一書，《榆林地區向日葵主要病蟲害發生規律及綜合防治》、《苜蓿廣肩小蜂熏蒸技術》、《內蒙古東部沙源地區沙塵物質能量的獲取及湍流特征分析》等10多篇論文分別在全國、省、市級科技刊物上發表。

 

發揮余熱盡力氣

 

康莊在2006年2月正式退休，退休的第二年便被中國科學院大連物化所杜教授推薦到北京萬富春森林資源發展公司工作，該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林業部龍頭民營企業。他被聘任為總公司研發部技術主管，負責公司有關農業種植業技術方面，主持公司“生物質能源菊芋開發項目”。在此期間曾為公司選育出“菊能1號”、“菊能2號”兩個菊芋新品種，均被陜西省農作物審定委員會審定通過，并為公司引進了多種優質雜糧品種，在公司的北京、河北、山西等多處生產基地的宜林宜農地上種植。公司程總經理多次在會議上表揚說“今后公司要多吸納象老康這樣有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又能吃苦肯干的人才”。雖然老康說公司老總和同事們都很照顧他，但遠在北京，我和孩子們常擔心他，畢竟上了年紀，硬勸他把干了四年的工作辭掉。2011年他回榆林后和幾位農口同事投資承包400多畝優質馬鈴薯商品薯種植基地。2012年初，又倡議發起成立民間科研單位“榆林隆鑫植保研究所”。研究所已經過榆林市科學技術局批準，在榆林市民政局注冊登記。老伴退休幾年后又拾起他的老本行，防治病蟲害。他說“我現在還能跑得動，再跑幾年吧”。他現在還擔任市農技中心離退休黨支部副書記，至今仍盡力地為黨的事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情系山河披錦繡

 

孫禎元

 

我叫孫禎元，1936年10月5日生于河北省深澤縣（現屬石家莊市）彭趙莊一個普通家庭，父母都是農民，我們兄弟姊妹六個。我小學畢業想考中學，因家中沒力量，只得報考不收學費的河北定縣農校。1955年又考入全部免費的河北黃村林校，1958年9月被保送到北京林學院（現為北京林業大學）林業系水土保持專業學習, 靠助學金完成學業，1962年12月畢業。我是農民的兒子，是黨和國家把我培養成一名大學生，我懷有一顆報效國家之心，自愿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從北京來到大西北，把我分到榆林地區林業局從事技術工作, 就這樣我由一個北京人，變成一個在榆林安家落戶的陜北人。

 

1963年春季造林結束后，林業局領導組織技術干部座談討論如何提高防風固沙技術。大家暢所欲言，我大膽提出“用林帶圍殲沙漠”的設想。沒想到我的意見得到與會同志們的贊同和支持，經過大家補充完善，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東西，即用三條林帶包圍沙漠：沿古長城營造長城林帶，阻止沙漠前進；沿陜蒙、陜寧省界營造北緣和西緣林帶。此意見經局務會通過形成決議后，當年就在冬季召開的國營林場工作會議上，給有關林場下達任務、落實了責任，三條林帶于1964年春季正式啟動，經過20多年的連年施工，現已完成三條總長1000多公里的林帶，將沙漠團團包圍在綠色長城之中，基本阻止了風沙南侵，切斷了內蒙、寧夏風沙入陜。形成一套獨具“榆林特色”的宏偉治沙戰略，成為扭轉榆林“沙進人退”的關鍵舉措。1985年我將榆林這套宏偉治沙戰略撰寫成《榆林沙地開發利用及效益研究》一文，參加了聯合國沙漠委員會召開的“世界沙漠開發大會”，并在大會上宣讀, 論文編入大會論文集, 在美國出版發行。這是我市打入聯合國的第一篇治沙論文,對榆林治沙技術走向世界, 使世界了解榆林起到積極作用。

 

1964年3月，林業局領導派我到綏德縣滿堂川公社業務蹲點，搞人多地少地區退耕還林還草樣板公社。那時，農村嚴重缺糧，有不少家戶揭不開鍋，群眾沒糧吃，再搞退耕還林還草，其難度可想而知，經過與隊干部和群眾反復談心做工作，在公社黨委領導下，我駐大白家溝大隊，帶動高家崖、三十里鋪等五個大隊。首先實施將綏德至宋家川公路兩側山地退耕還林，以此帶動全社的林草工作。經過兩年多的艱苦工作，終于在全社實現了萬畝林、萬畝草，還在山坡修水平階，育樟子松、油松、刺槐等苗木獲得成功。幾十年來，該鄉（公社）仍是綏德縣退耕還林還草的先進典型，并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以大白家溝為例，上世紀八十年代，所造林木成林成材，除本村使用外，給附近大隊供電桿8000多根，有力支援了農村電網的架設，僅此一項收入現金20多萬元，戶均2000多元，這對當時窮的連燈油都買不起的農村來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在搞林草樣板的同時，對大白家溝和趙家鋪兩隊陡坡上的野生酸棗全部嫁接成大棗，還創造了嫩梢嫁接新方法，大大提高了成活率，延長了嫁接時間，至今此技術還是較先進的嫁接方法。有一次我在山上檢查成活率，一步踏空從四五十米高的陡坡滑滾到溝底，險些喪生，造成椎間盤突出。

 

我熱愛治沙科研工作，1978年經要求我由林業局調到了治沙所從事治沙科研工作，主持《榆林沙荒大面積植樹造林擴大試驗》項目中的《選擇喬木固沙樹種》課題。選出樟子松這一榆林沙地極有希望的樹種，在紅石峽、榆林東沙、佳縣打火店等林場(站) 營造樟子松實驗林一萬多畝�，F在都已郁閉成林, 平均樹高7.5米, 平均胸徑20厘米, 已成為榆林參觀、旅游、休閑的一大景點。

 

2002年3月，江澤民總書記來榆林視察工作, 中央和省市主要領導近百人，深入沙漠視察東沙樟子松實驗林, 總書記對這一工作的充分肯定, 是給我們的最高獎賞和榮譽, 是極難得的殊榮。

 

為了使樟子松能在榆林沙漠安家落戶,我深入大興安嶺天然林區, 和林區工人在帳篷同吃同住，調查樟子松的生物生態學特性，采集土壤樣品和樹干解析圓盤近百斤。我和助手背著這些樣品, 在渺無人煙的原始森林中, 步行20多公里,來到郵電所郵寄這些樣品時，郵電所的職工們以為我們是“瘋傻”之人。

 

為解決樟子松育苗造林中的難題，除自己親手實驗外，我和助手走遍東北、華北、西北11個省（區）行程兩萬多公里，到引種過樟子松的各地調查，經過對調查資料的綜合分析，終于找到榆林制約樟子松生長的關鍵因素，解決了育苗造林中的關鍵難題。我撰寫的《榆林沙地樟子松造林技術》一書，成為沙地造林和城市綠化的重要指導文獻，為在榆林廣泛普及樟子松育苗造林技術起到重要作用。目前，不僅實驗林郁閉成林，推廣的20萬畝也陸續郁閉成林。在“十二五”期間，榆林又推廣新造幼林100萬畝。在樟子松引入榆林的關鍵時期，我放棄多次調離榆林的機會：西北林學院要我當教師不用試講直接上講臺；河北省林研所和省農業現代化研究所兩個單位由我挑；我在甘肅省治沙所考察時，該所領導給我做工作要我留下；榆林高專要我去教學。我都一一謝絕�，F在成功了，蒼松覆蓋大地，無論從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規模，都前所未有。我為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榆林、獻給榆林的樟子松引種事業而感到無尚光榮和幸福自豪。

 

榆林是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神木大柳塔是能源開發最早的礦區，僅開挖礦井和露天采煤坑及配套一期工程（1987—1992）外排棄土、棄石、棄渣3444.2萬噸，其中60%直接排入黃河支流—烏蘭木倫河，將河床淤積提高4米，成為可怕的“懸河”。在一期工程期間，年均向黃河輸送泥沙3103.8萬噸，嚴重的水土流失驚動了國務院，國務院向黃委會下達指示，要盡快解決水土流失問題，黃委會一方面要當地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濫開亂挖，一方面給省水保所下達科研任務，從技術上研究解決水土流失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我受省水保所聘請主持“礦區防風固沙及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的研究”。從1989年到1993年，邊研究、邊規劃、邊設計、邊施工，進行山水林全面綜合設計，綠化美化香化相結合，徹底改變了礦區因能源開發造成的嚴重風蝕及水土流失，一躍成為全國能源開發和生態建設同步進行的先進典型。我撰寫的《神府礦區水土保持林草治理措施研究報告》成為該礦區綠化美化實施治理措施的樣本，也成為其它礦區治理水土流失的重要參考文獻。根據該礦區水土流失和治理效益，我撰寫了論文《能源開發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與對策》, 1995年10月參加了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三屆國際沙漠學術會，并在大會發言, 會后編入大會論文集, 并刊入日本向世界發行的學術刊物《沙漠研究》, 為榆林治沙事業贏得榮譽。

 

1996年應長慶油田聘請，我對分布在沙漠腹地中的30多口天然氣井和集氣站進行防風固沙措施的治理設計。在天然氣井鉆探過程中，沙地植被遭受嚴重破壞，而鉆探結束后，如何保護氣井不受風沙湮沒，是長慶油田的一件頭疼事。為確保不受風沙危害，油田職工用樓板密封井口，認為這樣可萬無一失，其結果適得其反，不僅代價大，反而遭到更嚴重的風蝕沙埋。因此，聘請我們進行治理設計，經過我們設計，給油田指揮部匯報交卷時，指揮部對此非常重視，中層以上在家領導成員全部參加會議，聽我的匯報，我匯報完后，與會人員沒有一人提出不同或反對意見�？傊笓]主持會議表示非常滿意，要盡快照設計實施，解除風沙危害，確保安全生產，并提前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輸送天然氣。以此寫的論文《陜甘寧氣田開發對沙地植被的影響與對策》，在澳大利亞國際沙漠學術會議大會交流后也被選入日本1997年《沙漠研究》刊物向世界發行。由于多次參加國際沙漠學術會議和在世界沙漠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多篇，引起國際同行的關注，曾收到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泰國等國家邀請參加在該國舉辦的學術會議或參加有關科學考察的信函。

 

2007年5月，我根據榆林嚴重缺水和地下水嚴重下降對城市建設帶來嚴重影響的實際情況，為使綠地澆灌不與工業和居民生活爭水，向市長李金柱提出《對榆林開發區綠地改用窖儲雨水澆灌的建議》，李市長高度重視，給城建局批示研究實施，城建局不僅在編制城市規劃中將此內容納入，還對市內各主要街道綠地下降30厘米，可使街道雨水自然流入綠地，僅此一項就可節省不少自來水和人力。

 

2010年9月，國家林業局給榆林市下達營造樟子松100萬畝任務，我是從事樟子松引種及造林實驗幾十年的人，深知樟子松存在的嚴重問題，于是及時撰寫了《樟子松林的利弊剖析》一文，由市老科技協會，單送李金柱、胡志強及榆、橫、定、靖、神、府等六縣領導，供在安排大規模營造樟子松林中參考，以便防患于未然。

 

2011年1月，我收到國際沙漠學術會籌備組來函，通知我在2011年5月24日，參加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國際沙漠學術會議，于是我為會議撰寫論文《榆林征服沙漠的艱辛歷程暨效益》一文的英文稿，寄給籌委會，經審稿順利通過，準備屆時參加會議，可惜這次會議，因日本3月份的大地震而取消。

 

幾十年來我承擔課題和自選課題30多項，撰寫論文、研究報告100多篇，在國內外發表論文20多篇。參加編寫《陜西主要樹種造林技術》一書的陜北部分。受省水土保持局聘請參加編寫《陜西省水土保持志》和黃委會編寫的《黃河志》的治沙部分。1992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2007年獲海峽兩岸林業敬業獎勵基金，此基金是為知名度較高、在國外有一定影響的老專家、老教授而設，我獲此殊榮十分榮幸。

 

 

 

 

 

 

 

 

 

 

 

獻身榆林農業科技四十年

 

龔德友

 

我是湖北省武漢市蔡甸區人，1936年1月26日生于一個城市貧民家庭。父親是海員工人，1938年抗日戰爭武漢大會戰前（淪陷前），全家隨父親工作的輪船逃難撤退，由漢口沿江而行，經藕池口入洞庭湖，沿湘西的沅水流域到常德、沅陵等地。待常德保衛戰結束后，才從沅陵返回常德，讀了兩年半小學。抗日戰爭勝利后，于1946年春回到漢口蔡甸，繼續讀小學。1949年5月武漢解放，年底在蔡甸完小畢業。1950年春至1955年夏，在蔡甸、馬口和孝感三地完成中學學業。1955年秋至1959年夏在西北農林大學農學系農學專業本科畢業。同年9月分配到榆林市農業科學研究院，從事農業技術（如“兩雜兩薯”）、旱作農業、栽培技術、植物保護、新品種等技術推廣和引進，同時專門負責谷子新品種選育與其農家品種資源整理等工作，直到1997年通知退休，1998年正式離崗。

 

整整四十年來，本人從一個“口上無毛”的農業技術員開始，在同志們的大力幫助和光陰的磨練下，二十二年后的1981年被評為助理研究員，1987年評為副研究員，1995年被評為研究員；由一般普通技術干部，在黨的教育和領導的關懷下，經十多年的考驗，于1976年被批準為中共正式黨員，到70年代末被提升為研究室主任、科研科科長，1987年提升為主管業務工作的副所長。曾擔任過省作物學會理事、省科協第四屆委員會委員，農業部“中國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第二屆委員等社會工作。選出的“榆谷一號”谷子新品種在1979年榆林地區科技大會上獲得大會獎勵，1985年在陜西省科學技術大會被授予“有重大貢獻科技工作者”二等獎。此外，還獲得過地區、省、農業部科技進步獎多項，在農科雜志和有關編著發表論文二十余篇，在榆林報撰寫農技科普文章四十余篇。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被地區授予了“榆林地區第二屆勞動模范”、“拔尖人才”、“發揚延安精神開發建設榆林”十面紅旗之一和優秀黨員、黨員標兵，以及省、地農業部門的先進科技工作者稱號，并于1987年以先進集體代表身份出席了“陜西省勞動模范和先進集體代表大會”，我所在的“作物第一研究室”被授予“陜西省先進集體”稱號。1992年被國務院批準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作為黨員代表曾光榮地出席過1993年中共陜西省第八次代表大會。

 

在“吃食堂”、“實行三同”的年月里，想農民所想、急農民所需，深入村社總結生產經驗，積極搞田間農技試驗和推廣工作，堅持了十年。其中靖邊縣橋桂灣一年；神木縣麻家塔二年；米脂縣高渠、城郊各一年；綏德縣五里灣二年；子洲縣西莊二年、駝耳巷一年。創造了麻家塔千斤的豐產紀錄，出席了1966年西北地區農業學大寨會議，我撰寫的農民豐產經驗和陜北榆林旱地谷子豐產栽培技術探討論文及科普文章九篇，分別發表于《陜西農業科學》等期刊上。研究結果——《榆林旱地谷子豐產栽培技術規范》獲地區科技進步二等獎和省科技進步三等獎。

 

在谷子品種選育方面，通過地方農家品種鑒定、比較和引種工作，先后推廣了石炮谷等六個品種和二紅糜等二個品種。1970年開始谷子雜交育種，選育出榆谷一號——7023、秦谷1號——7403、秦谷5號——7427號、榆谷二號等。其中“榆谷一號”獲1979年榆林科學技術大會獎，“秦谷5號”獲地區科學進步二等獎、省科技進步三等獎。榆谷二號紅谷子為榆林出口創匯提供了新品種。寫出了秦谷5號和榆谷二號的品種介紹，以及“陜北榆林地區谷子抗逆性育種及其對策”三篇文章刊于《粟類作物》等雜志。

 

在谷子發育生態研究研究方面，我在從事谷子育種工作中結合進行了谷子發育生態研究五年，寫出了“谷子穗分化與拔節期的觀察”、“谷子生育進程與光溫的關系”等5篇論文，刊發在《陜西農業科學》、《粟類作物》等雜志，為谷子育種、栽培和種植區劃提供了科學依據。參與的“中國谷子生產區劃”研究，獲得農業部區劃三等獎。

 

在谷子品種資源整理方面，經六年觀察和長期工作經驗積累，先后參與了《中國谷子品種目錄》和《中國谷子品種志》的編寫工作。兩書均獲農業部技術進步一等獎。參與編寫的《榆林地區種植業區劃》獲省區劃辦二等獎、農業部區劃三等獎。

 

此外，經七個年度的觀測，寫出了《陜北長城沿淺水沙區春小麥千粒與收獲期的關系》的文章，為春小麥豐產豐收提供了依據，論文刊登在《陜西農業科學》。

 

退休后，從2001年起到2011年，我對地球自轉運動進行監測（沒花國家一分錢），目前正在整理資料過程中，2012年論文能夠完成，得出榆林不同季節日出、日入及晝長與對應時間的量化指標，為人們工作、學習和鍛煉身體，實現部分低碳生活提供了科學依據；其次，為人們了解地球自轉運動提供了資料。

 

退休以后，我時常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生活安定幸福。我能有今天，是黨給的。感謝黨、感謝政府，感謝生我養我的——偉大可愛的祖國。

 

 

 

 

 

 

 

 

 

我在榆林的科教生涯

 

張金輝

 

（一）

 

我的老家在陜西驪山腳下，渭水之濱。1933年農歷7月，我出生在臨潼八堡安屯村。我的父母親都是勤勞忠厚的普通農民，我從小就與泥土為伴，幫助父母擔水、喂牛、耕地、耘草、收割、打場，樣樣都干，這讓自己充滿鄉土情結。正是這點體驗，促成了我參加工作后，在下鄉蹲點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中很容易地找到了共同語言。

 

1940年，我開始就讀于本村國民小學，老師從認字片、讀三字經教起，到高年級還講誦五經四書。我雖然一知半解于當初，但卻受益匪淺于日后。1946年我到距家三四公里的交口鎮第一中心小學上學。1948年夏高小畢業后升入臨潼縣第一初中，后改稱臨潼縣涇惠中學。1951年夏畢業回家，任本村小學臨時教員。不久考入武功西北農學院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1953年合并到附近的陜西省農林學校，1954年夏畢業后，考入西北農學院林學系經營專業學習。1958年，臨近畢業時自己填報的分配志愿未獲準許，就毅然服從了學校的指導志愿去榆林。然后帶著鋪蓋卷和半箱子筆記、書籍昂然北上“長征”了。從武功出發，坐了半小時火車到銅川，換乘了顛顛簸簸好幾天的汽車，經過黃陵、洛川、延安、綏德等地，終于高大灰色的磚城墻映入眼簾，我的工作地點榆林城總算到了。

 

初到榆林我被安排到普濟寺上巷、老防沙造林局院內的專署五辦（主管農口）。沒有具體工作，就相約同學，走馬觀光，熟悉環境。在未正式分配前，我們新分來的同學參加了機關大煉鋼鐵。而后我被派到米脂縣印斗鄉，觀摩打壩修梯田，但見“山上山下，風展紅旗如畫”，“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的壯舉場面，令人深感群眾力量的無窮。這是梁峁交錯，溝壑縱橫的地貌，原是侏羅紀綠色砂頁巖上覆蓋的黃土，被水土流失不斷強烈侵蝕切割而形成的，農民兄弟為截流蓄水保墑創造了打壩、修坡式或水平式梯田，是務實科學的。隨后我又被派到榆林縣城關鎮黃莊、沙河口生產隊搞社教。我們同群眾一樣都在公共食堂打飯，飯是小米、土豆、黃蘿卜一鍋煮，蒸的糠窩窩，一吃就便秘，生活夠窮苦了。

 

到1962年，單位讓我帶幾個新分來的大學生，到定邊縣磚井公社辦機關農場。住著民房，睡行軍床，每次睡前都得把被褥上的沙土抖掉。農場與生產隊換工翻耕荒地，種上了400畝糜子、蕎麥，既不澆水，也不施肥，廣種薄收。

 

1972年元旦，我到榆林縣上鹽灣公社林家溝大隊蹲點上“綱要”，后納入路線教育運動，在家戶輪流派飯吃，一天付1.2斤糧票，4角錢。大隊東面是清泉公社，前后面是孫山、林山兩個大隊。當年12月又調我到黃土高山上的的高家灣大隊，抓積肥和生活救助。

 

翌年元月返林家溝大隊，為其繪制了土地利用和林業發展規劃。登在地委路線教育�？�上。開春后，我從單位給大隊無償運送來營造護田林用的大批種苗。這些樹苗后來都長大成材，發揮了防護效益。

 

（二）

 

1958年冬，我被分配到剛成立的專區農科所工作。目標明確為研究治山治沙，為改變脆弱的自然生態環境長期奮斗�！奥仿�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將成為我的座右銘。以后又調到陜西省治沙所、牛家梁林業試驗站、地區林業局科研組、地區治沙研究所，而任務依然是治山治沙。榆林風沙處在毛烏素（蒙語意“不好的水”）沙漠南緣長城沿線，是風沙危害主要來源。治沙必先防害。為此，榆林地區林業局在1958年7月進行了我國第一批利用飛機在流沙上播種造林的嘗試。我初來乍到，第一個研究項目就是飛播。

 

1959年3月風季前，我們就深入播區對一年生沙蒿苗調查，根據調查資料，我撰寫了我國首篇《流沙上飛機播種調查報告》。5、6月風季中、后期又與中科院榆林治沙站協作，進行了兩次調查，合作寫出《榆林飛機試播沙蒿成效觀察》一文。1960年擬定了新飛播計劃，并在4月初對1958年飛播再調查，寫出《榆林飛播沙蒿調查簡報》。5月底與榆林治沙站協作又進行綜合調查，合作完成了《榆林飛播沙蒿兩年生苗調查報告》。1961年10月參編《陜北固沙造林》一書（上冊）的《植物固沙中的飛機播種》。1962年8月與治沙站協作調查1960年飛播試驗區，合作寫出《飛播第三年成效小結》。1964年、1965年又在1960年播區和1958年播區首次飛播了花棒試驗，經調查寫出《榆林飛播花棒初步觀察》。這些成果摸索出若干經驗與教訓。這些調查，都是深入荒漠、頂著烈日、踩著熱沙、迎著沙塵、翻嶺越梁、沿調查路線直行。固然“沙翻痕似浪，風急響疑雷”，也不能想停就停的。到中午吃飯休息時，想投個農家也找不到，真是“一陣風來一陣沙，有人行處無人家”。只好躲到沙丘間低地的沙柳小林內，用脫下的上衣蒙住頭，啃著自帶的干糧饅頭，喝點行軍壺中的水，有時不到吃飯時水就喝完了。此外，1961年還對靖邊縣東坑大面積沙柳林發生嚴重柳天蛾蟲害飛機防治試驗，并深入林區調查防效。

 

關于造林樹種研究比較廣泛。1959年在牛家梁農場新平沙地育苗造林試驗，寫出了《楊樹苗木的季節生長特點》和《楊樹速生豐產林培育小結》。1960年在靖邊縣柳桂灣栽植楊柳樹進行豐產培育試驗，寫出了《旱柳、箭干楊速生豐產林培育技術報告》。1959年在榆林城附近和橫山縣對河北楊雌雄株與母樹結實作調研，并召開全區有關場圃現場會，寫出《河北楊母樹觀察初報》。1960年7月依觀測資料合作編寫出《河北楊繁殖》一冊。此后繼續試驗，于1992年合作完成了《河北楊有性繁殖技術研究》一文。1961年到靖邊縣柳桂灣林場林中沙地栽植油松苗試驗。記得在國慶節當日為幼苗培土時，竟然風吼雪飄，堆集盈寸。時值農歷8月22日，令人憶起“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的詩句。1963—1964年在榆林縣牛家梁東沙搭設沙篙活障蔽并栽植沙生植物固沙試驗，總結出《沙地植物固沙效果報告》。1966年赴佳縣打火店、米脂城關等調研，寫出了《合作楊生長性狀選育報告》。1971—1974年在定邊長城林場和神木縣窩兔采當大隊蹲點分別栽植楊樹品種，定期觀測，寫出《楊樹品種區域栽培篩選報告》。1974年在榆林城周黃土蓋沙地和紅石峽沙地調查樟子松生長發育、抗性狀況，寫出《榆林沙區樟子松生育特點報告》。1974年在神木縣窩兔采當大隊設置試驗地，對小老頭楊樹在不同撫育措施下生長指標改變情況作定期觀測，完成《楊樹小老頭撫育改造報告》。

 

農田防護林是直接為農業服務的。1959—1961年到靖邊縣梁鎮設置試驗點，對1958年平薦后長起的旱柳、小葉楊護田林帶，作定位同時段觀測。1960年底寫出《護田林防護效益初步觀察報告》；1961年寫出《護田林帶試驗觀測報告》。1961—1963年對榆林西部和寧夏鹽池沙地的護田林進行了三次調查和訪問，1963年寫出《榆林沙區西部護田林調查報告》。1964年對以前護田林觀測和調查，分析總結撰寫了《陜北風沙區護田林研究報告》一文，刊載于《陜西林業科技資料匯編》（1965年第五期）上。1969——1970年幫助靖邊縣設計和實施了南部環山基干防護林帶，對靖邊縣宋渠、小橋畔、毛家窯則大隊和定邊縣小灘子大隊，繪制了土地利用規劃，并分別編寫了《防護林帶設計說明書》。

 

在學術交流與編著上廣泛涉獵。1961年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參加了中科院治沙隊召開的治沙學術會議，作了榆林治沙小組交流。1973年9月參加中科院在新疆石河子召開的北方六省防沙護田林科技協作會議，作了大會交流。1975年8月參加了在新疆喀什召開的北方八省防沙護田林科技協作會與新疆綠化造林現場會，作了《陜北風沙區防護林營造與成效》的大會發言。1961年10月參編了《陜北固沙造林》一書上冊，1963年完成了下冊。1975年合作主編出版了《榆林地區林業科技資料匯編》第一輯和第二輯。1975——1977年參編并由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了適用于全國的《中國主要樹種造林技術》一書。1979——1984年參編并由陜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具有森林志與森林學特點的《陜西森林》一書。1984年撰寫了《森林生態灌叢——沙柳、檸條、臭柏》三篇論文。以上調查、試驗、觀測、報告、論文、編著，對當地林業生產、科研、教學起到促進作用，或具有理論探討意義或學術價值。

 

（三）

 

1976年我被通知放下未竟的研究課題，調往榆林林業大學。榆林林大是地委決定成立的。當時西北農學院擁有80名計劃招生指標，也決定在榆林設立林業教學基地。于是經協商合二為一，實行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統一領導，一起開辦社來社往的林業大學。地址在尤家峁即1974年由榆林縣組建的西沙林場。開學典禮時，地委領導班子成員都光臨了。會上給每位師生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個修枝剪、一把鐵鍬。1977年7月我為學校擬寫了《發展規劃報告》。由于林大是在流動沙漠上一個集體單位基礎上開辦的高等學府，其難度可想而知。無論自然環境、工作條件、教學設施、水、電、交通、通訊都極其差。孤獨的兩座教室是在明沙上修建的，學生一部分擠在小土房，一部分借住在群眾家，有的與羊為鄰。教輔人員沒一個，教師只有三兩桿“槍”，基本要靠西北農學院講師、副教授支教，分批來回飛機接送，來后短期集中授課。我負責全面教學，又帶了一門主課，擔任一個(有時兩個)班主任，又招呼教師，向相關單位求告借請教師。有熟人見面叫我“張教授”，我說：“我的確越教越受了”。記得一次建�；顒�，為蓋座儀器、閱覽室，我在房上義務勞動時，頭部還受了輕傷。另一次雨后在校園內滑到，右手腕骨折綁上石膏，仍按原計劃到西安購置儀器。為節省經費，就自己背儀器回旅店，返程把經緯儀放在腿上、摟在懷中，生怕震壞了。再如1978年3月，我正開校務會議，一位教師與我同住的宿舍突然起火，兩間木結構屋頂全塌，我數十年積攢的財物、書籍資料全部被焚。盡管很痛心，可我照常講課。

 

1979年秋，林大改辦中專，仍招高中畢業生。8月與12月份我為學校擬文上報《編制規劃》與《教學計劃》。當時還沒教輔人員，教師只增到12人，可要開19門課。除了外聘，只能對內挖潛，鼓勵一肩雙挑。我帶頭講兩門課，第一學年講測樹學，第二學年講森林生態學。教工們硬是知難而上，憑著勵志彌堅，趕學生畢業時實際開課數由19門增為21門，理論教學課時超出計劃65課時，還到黃陵縣店頭林區完成了教學生產實習�；�本達到教育部培養目標，學生被政府順利分配到各縣工作崗位。此后辦學漸趨正軌，從1980到1987年還為寧夏、陜西關中部分縣和榆林各縣基層林業部門200多名職工開辦了五批短期或長期培訓班、職工林廣班。1984年我撰寫了《關于教學改革之設計》一文，提出建設14個專業實驗室，年底已配起5個。為提高教師隊伍建設，還建議由學校選派了9門課11名�？飘厴I青年教師到高校進修。選送了8門課9名教師教輔參加了林業部舉辦的學科研討班活動。1982年我赴山東泰安林校參加全國森林經營學研討班。1984年赴沈陽參加全國森林生態學研討，到長白山作科考。1986年赴南京參加為期一個月教育學理論的研討。1984年和1988年分別出席地區教育學會年會和陜西省林業職業教育研究會年會，以《科技發展與教育跟進芻議》一文參與交流。1988年總結寫出《科學學習方法談》一文。1992年隨團赴世界森林面積比重最大國家之一的朝鮮科技考察，看到這個多山國家被占國土73%的森林所裝點。林業規劃也科學：“樹林上山，農田下川，住房蓋在山畔畔”。當年，還帶學生到秦嶺林區教學實習。1993年完成《森林生態學講義》編著。1994年我從講臺上退休了。退下來的2008年我還撰寫了《人為資源與西部開發的思考》一篇論文。

 

我懷念林校，懷念親手培育的超千名學生，他們都成長為各條戰線的骨干，不少人已身居科局級、縣處級重要崗位，也有人在市級領導崗位上發揮重要作用。2011年10月適逢79級學生畢業三十周年聚會回訪母校，暢述32年來學習工作的豐碩成果，令人慨嘆不已，浮想聯翩。

 

（四）

 

1951年我開始研習林學，至今已六十余年。來榆為治沙科研、林業教育的奉獻是微不足道的，但卻得到同仁支持、人民認可、組織鼓勵。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擔任技術員，八十年代任助理工程師、講師、高級講師。1983年5月在陜西省為人師表大會上獲得按地區勞模對待的省級優秀教師稱號。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擔任榆林林大、榆林林校首任教務主任、教研室主任、職改辦主任、職評會主任、校史編寫組副組長、責任編輯；地區林業志副主編、地區工程系列資格評審會委員、林學會理事。系中國林學會會員、沙漠學會會員、省林業職教研究會成員、地區教育學會成員。參編出版的《中國主要樹種造林技術》一書，獲得1978年度全國林業科技成果一等獎和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參編出版的《陜西森林》一書，獲得1984年省林業科技成果一等獎、1991年省政府科技進步二等獎。協作試驗的《河北楊有性繁殖技術研究》課題，獲得1992年榆林行署科技進步一等獎。撰寫的《森林生態灌叢——沙柳、檸條、臭柏》三篇論文，獲得1984年地區首屆優秀科技論文一等獎和二等獎。1984年3月獲得中國林學會“勁松獎”。1986年4月獲得省綠委會榮譽證獎。1986年4月獲得地區行署榮譽證獎。1987年7月獲得地直工委優秀共產黨員獎。1988年3月獲得地區林業局授予先進工作者獎。1991年榮登黑龍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林學家大辭典》第一卷。1993年再登華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高級科技人才系列詞典》和《中國治沙名人錄》。

 

十五年前的1998年，榆林行署馬鐵山專員到醫院病房看望我時說：“你來榆林四十多年，為榆林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兒孫�！庇芰质俏业牡诙�故鄉，榆林人民是我的良師益友。我永遠熱愛榆林和榆林人民。

 

 

 

 

 

 

 

 

 

 

 

綠色生命的播種者

 

李莉霞

 

一個響亮的名字曾在榆陽大地到處傳頌，他就是我的父親—中共黨員、榆陽區政協委員、林業高級工程師、榆陽區林業工作站原站長李作舟。

 

父親李作舟，陜西眉縣人，1936年12月16日出生于農民家庭，1957年8月畢業于陜西省林校造林專業，同年離開富饒的關中平原，只身來到地處沙漠的塞上榆林，先后在神木縣公草灣林場、河灣林場、爾林兔農場、榆林地區林業局歸德堡中心苗圃、榆林縣（榆陽區）小紀汗林場、城郊林管站、林業工作站擔任技術員、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及林業工作站站長等職務。1998年退休。2005年2月29日因病去世。幾十年來，榆陽的大地上到處留下了他的奮斗足跡，留下了他播種的綠色生命，被群眾譽為綠色生命的播種人。

 

扎根沙漠　無私奉獻

 

1970年，父親在小紀汗林場搞技術工作，這個林場的苗圃地處鹽堿灘，四周荒沙，立地條件非常差。他在林場領導的支持鼓勵下，積極參加改良土壤，大力開挖水壕、拉沙改堿和拉土改沙工作。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經過幾年的奮斗，共開挖水壕20條，全長40華里，改良土壤100畝，苗圃地由原來的150畝發展到500畝，引種培育良種30種。又選育適生品種大力推廣，育苗面積由原來不足100畝發展到300畝，除滿足自用外還供應了鄰近鄉鎮的用苗，促進了灘區林網化的發展。同時營造林帶48條，全長9華里，栽種喬木9萬多株、灌木10萬多株穴，使貧窮落后的小紀汗林場變成了田成方、林成行、渠成網、條條道路通四方的欣欣向榮的林場。

 

1980年，父親調到榆林縣林業站主管業務技術工作。這年，三北局下達了“靈（武）榆（林）防沙林帶”工程方案，他承擔了這一工程的主要業務技術工作，從規劃設計、施工作業到檢查驗收，樣樣親力親為，經過5年苦干，圓滿完成了任務。紅石橋鄉韓家峁荒沙滾滾，植被稀少，地下水位低，在這樣的1.2萬畝格狀沙丘上造林談何容易？他通過實地調查，發現了幾株孤獨挺拔的楊樹，可推廣魚河林場落沙坡栽種法。方案得到上級批準，經過4年努力，栽種楊樹24萬株，畝均保存20株，使這片荒沙形成了星羅棋布，縱橫交錯的沙丘林網，使緩坡栽種的紫穗槐郁郁蔥蔥，固定了沙丘，且有可觀的效益。榆陽鎮劉官寨西溝的流沙區，過去多次造林治理，因方法不當而失敗。1983年父親與其他同志深入調查，承擔了這項工作，在總結了魚河林場草繩搭沙障，古城灘林場沙柳條、麥桔搭沙障經驗的基礎上，采用了“一封二障三栽種”的措施，發動群眾連續奮戰3年，封禁沙1萬畝，造林7000畝，搭草繩沙障，把固沙與造林緊密地結合起來，治沙造林推向新的階段，使這里成為上級推廣治沙造林的樣板。

 

1980年，地縣決定在風沙灘地區的馬合鎮搞旱柳基地建設。在北至打拉石南至馬合灘，長達30華里的下濕鹽堿地上，父親與鄉村干部一起搞調查規劃，打樁定線，采取開壕排水、壕兩側栽植的辦法，連續奮斗4年，終于使馬合灘形成了片網相連、條塊相間的楊柳基地。尤其是最偏遠、最落后、最貧窮的打拉石灘，根據當地具體土壤條件，采用秋季開溝、冬春覆沙、夏初在覆沙的溝中栽植，成活率達90%以上，經過幾年的努力，打拉石灘又形成了2萬多畝集中連片的旱柳林海，群眾生活逐漸改善，使這個村成為灘區農村興林致富的典型。

 

1984年，地縣決定在榆林北部流動沙丘上搞飛播造林種草，在主管部門的領導下，父親與其他同志承擔了飛播地塊選擇、規劃設計、施工作業和成效調查等一系列業務技術。又與技術人員和鄉村干部一起，先后在6個鄉鎮2個國營林場的流動沙丘地上設置27個播區，飛播面積18萬畝。據調查，3年面積保存率為50%左右，每平方料有苗2.72—3.39株。1987年10月，經國內有關專家評議認為“榆林沙丘飛播造林技術又有新的突破，在同類地區居于國內領先地位”。

 

同一期間，父親還參與了古塔鄉羅鹼原山水田林路配套規劃設計工作；榆陽鎮西南沙綜合治理工作；榆林縣風沙區造林立地條件類型劃分和適地適樹調查研究工作以及該項課題的推廣工作。1989年下半年又承擔了“榆林地區毛烏素沙地生態經濟型防護林體系示范區工程建設”的規劃工作。他不但要下鄉做調查研究，還要學習新的科學技術，而且要管理機關行政事業工作。但他的生活規律是工作、學習、調查、寫作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白天跑、晚上寫。他寫下的各類工程建設規劃方案和調查報告近千萬字。

 

播種綠色    碩果累累

 

父親一生熱愛林業事業，他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治沙造林。40多年來，為了控制全縣（區）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的嚴重局面，他不斷學習，銳意進取，經常深入農村和廣大干部群眾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與林業戰線上的同志制定了一系列科學的治理規劃和措施，并創造條件付諸實施。1957年至1965年參加神木縣河灣林場和爾林兔農場建設規劃設計；1966年參加并主持了榆林中心苗圃新品種楊樹的引種、繁育及推廣；小紀汗林場沙、水、田、路總體規劃及新品種楊樹繁育推廣；馬合鎮萬畝草原防護林規劃設計；靈（武）榆（林）防沙林帶規劃設計施工及驗收等工作。主持制定的《榆林地區毛烏素沙地生態經濟型防護林體系示范區工程建設規劃方案》獲榆林市首屆自然科學優秀論文一等獎。1991年榮獲國家林業部“綠色長城獎”。1992年獲國家林業部授予三北防護林二期工程建設先進工作者稱號。撰寫的《林網造林技術》、《草繩沙障固沙效益及設置技術》、《淺論一封二障三栽種綜合治沙》分別在國家林業部和省林業學術研究會上交流，《依據風沙運動規律，搭設不同沙障，提高防擴效益》論文，1992年在榆林召開的“沙地開發利用國際研討會”上交流，被選入《荒漠奇跡》科技成果篇。1998年10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飛播治沙》，他為主要編著者之一。他還多次榮獲省、市、區優秀政協委員稱號等。

 

夕陽無限    退而不休

 

1998年3月父親退休，但他并沒有忘記自已是一個共產黨員，是一個老林業科技工作者，經常關心，過問和從事力所能及的林業工作。2001年我國第一條沙漠高速公路榆（林）靖（邊）高速公路開工建設后，他被聘為公路運輸綠化監理。在擔任監理期間的4年中，他積極探索、大膽創新，試驗研究出了一套在國內具有領先水平的新的沙漠治理模式，榮獲國家交通部科技進步獎和工程建設生產先進個人，為我國第一條沙漠高速公路的綠化美化工作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2005年農歷2月29日凌晨父親因患肝癌，醫治無效，離開了人世，離開了我們。他的名字像松柏一樣永世長青，業績在榆陽人民群眾中傳頌。父親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永遠激勵著我們前進。

 

 

 

 

 

從湖南邵東到陜北神木

 

楊紅梅

 

徐美英，1941年10月出生于湖南邵東縣板橋鄉三塘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剛結婚那年，她便隨丈夫來到了偏僻貧困的陜北神木，先后在神木縣上石拉溝小學、城關小學，南關小學從事教學工作。30多年來，她在三尺講臺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獻，傾盡心血換得桃李滿枝。她多次被評為縣級“模范教師”、“優秀輔導員”；1985年5月被共青團陜西省委、省教育廳授予“優秀少先隊輔導員”稱號；1985年10月被榆林行署評為“山區模范教師”；1989年9月又被國家教委、人事部、中國教育工會聯評為“全國優秀教師”，并授予金質獎章。1990年9月，神木縣政協邀請徐美英參加模范人物報告團巡回演講；1991年9月《教師報》派記者來神木采訪，把徐美英同志的感人事跡和帶病為學生輔導功課的照片刊登在該報9月29日的頭版位置上；1992年《陜西教育》雜志第5期以《默默耕耘在黃土高原上的老黃�！窞闃祟}刊載了徐美英的事跡；1993年被榆林地區城鎮“巾幗建功”活動領導小組評為全區“競賽女能手”……

 

新中國成立后，徐美英上了小學。1957年，徐美英考入邵陽躍進中學讀初中。1959年，邵東縣退伍軍人楊容川為支援陜北建設轉業到神木縣委工作。同年，經親戚牽線，楊容川回到了邵東同尚在中學讀書的徐美英結婚�；楹螅�徐美英跟隨丈夫一起到了陜北神木縣，轉入神木中學繼續讀書。1960年8月，徐美英考入榆林師范學校。1963年8月師范畢業后，徐美英被分配到神木縣永興公社上石拉溝小學任教。

 

上石拉溝小學離城60多里，條件極為艱苦，分配來的老師呆上一兩年就想方設法調回城里去了，所以，這里的孩子一直得不到系統的正規教育。1963年，徐美英同志來校后，被孩子們那一雙雙充滿稚氣和渴望的眼睛打動了，也被老鄉們殷切的希望和溫暖的關懷打動了。她暗暗下決心，不在這黃土山溝溝里教出幾茬好苗子，決不回城！當時有一位孩子問她：徐老師，您也會很快回城里去嗎？她親昵地摸了摸孩子的頭說：不，我要把你們送出這山外，讓你們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徐美英同志扎根山區后，全身心投入在教學中。她是湖南人，為了讓孩子們能夠聽懂她的話，下午放學后，早早吃完飯就來到學校旁邊的黃土崖下，面對著西沉的夕陽，天天練普通話，經過努力，她的課堂語言越來越標準親切了。為備好課，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節衣縮食省下錢買資料、訂報刊。她有時為了備好一節課，要花上十幾個小時，有的課文已經教過好多遍，甚至到了滾瓜爛熟的程度，但她還是要先溫習幾遍，細細致致做準備，力求講出新意，使孩子們能夠獲得更多。兩年后，上石拉溝小學的教學質量就趕到了全縣前列，在縣里出了名。徐美英同志也初露鋒芒，成為了一名優秀的山村教師。

 

1965年，徐美英的兒子出生了，為了不影響教學工作，徐美英在城里給孩子找了個奶媽，自己全身心地教書育人。1967年，女兒也出生了，徐美英把女兒帶到學校哺育。有一天下午放學后，徐美英乘女兒熟睡之際走訪學生家長，挽留一名面臨輟學的學生。等她回到宿舍，見半歲大的女兒已經從炕上跌到地下。不得已，她回城給女兒也找了個奶媽。當時徐美英每月工資38元，支付完兩個奶媽的工錢，就剩下十幾元了。

 

那時候的陜北農村很窮困，有很多孩子交不起學費。有些家長也不想讓孩子多念書，剛讀兩年認識幾個字，他們就讓孩子退學，給家里種地當幫手。看著孩子們渴望上學的眼神，徐美英心情十分沉重，她走村串戶，勸說家長，并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資來扶助那些因貧困而面臨輟學的學生。多年來，她共資助20多名貧困生完成學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成為這些孩子終生不忘的恩師。

 

1969年秋，中央號召教師回原籍工作，徐美英帶著兩個孩子回到湖南省邵東縣，當時她有機會轉行到邵東縣供銷社工作，但她摯愛教師這一行，愛那些天真的孩子，堅持仍然當教師，被分配到邵東縣蔣河小學任教。蔣河小學離徐美英的老家很遠，鄉上看她帶著兩個小孩困難很大，就讓她轉行搞婦女工作，徐美英不忍心離開她所熱愛的教學工作，再次放棄了輕松的工作環境，堅持在條件艱苦的小學任教，多次被學校評為先進教師。

 

1973年，由于丈夫長期不能調回湖南原籍工作，經組織同意，徐美英再次調回到她的第二故鄉神木縣。丈夫看她帶著兩個孩子很辛苦且身體又不好，為她聯系了工作輕松的商業部門，但她不愿改行，傾心向往的仍然是那方三尺講臺，魂牽夢繞的仍是那些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于是，她被安排到神木縣城關小學任教。她帶病堅持工作，一年四季總是一推飯碗就跑到了學校，加班加點研究教學，備課批改作業。她當天改不完的作業就帶回家去，經常批改到深夜。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徐美英堅持業務學習，堅持教學研究，堅持教學改革，不斷改進學習方法，優化課堂結構，因材施教，分類輔導。她善于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她的課堂氣氛總是十分活躍，學生喜歡聽她講課，并且教學效果顯著。她堅持對學習差的學生給單獨補課，有時讓這些學生去她家中補課，并在她家吃飯；此外，還經常把自己孩子的衣服拿給那些家庭經濟困難的孩子穿。為了騰出時間備課、改作業、走訪家長，徐美英讓自己的兩個孩子常年上灶，對他們的學業也很少過問，以至讓她的兒女感到母親愛她的學生勝過愛自己，一度心生埋怨。可徐美英的愛是一種大愛，大愛無疆！

 

1975年，徐美英長期帶病堅持工作。這年夏天，她在學校突然昏倒，同事們慌忙把她抬到縣醫院搶救，六小時后才蘇醒。在醫院的病床上，她為那些跑到醫院來探望她的小學生純潔的感情所感動，她的心里惦記著她們，怕耽誤孩子們的學業，不等病痊愈，就不顧醫生勸阻出了院，投入了緊張的教學中。但沒過多久，身體極度虛弱的徐美英又多次腹部疼痛拖了幾天直到不能堅持才去醫院，醫院診斷為闌尾炎穿孔。手術后，不等痊愈，徐美英又提前走上講臺，導致刀口發炎化膿。她用紗布裹著化膿的刀口，堅持上課，直到體力不支，才被送往綏德二康醫院治療。這一次，她又一次提前出院回到學校走上講臺，造成了刀口長期發炎腫痛。1976年，徐美英第三次被送上了手術臺。

 

1981年，徐美英被調到南關小學工作，除代課當班主任外還兼任少隊輔導員。徐美英同志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知識傳授者，也是一位高尚的品德締造者。她在傾盡心血給學生傳授知識的同時，更注重對學生思想品德的培養，引導學生做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她親自帶班上的學生給烈士軍屬、五保戶擔水掃院，給老山前線的解放軍寫慰問信。她把自己和學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和他們交流談心，做知己朋友。有的學生家庭困難，她就拿出自己的工資，給他們買紙買筆，鼓勵他們好好學習。有的學生學習差，且家在離城很遠的農村，每逢節假日她就把他們請到自己的家里給他們補課、吃飯。在徐美英的辦公室里經常備有針線、布頭、常用藥品等。學生衣服破了她給補，紐扣掉了她給釘，小傷小病她給治。她善于做“雙差生”的轉化工作，注意發現他們的“閃光點”，不斷培養他們的自信心，用母親般的心腸和熾熱的愛，溫暖和感化孩子們的幼小心靈。不管多調皮的學生，只要進了她的班，就會漸漸變成好學生。她帶的班多次被學校、縣、市評為“先進班集體”。

 

精心的耕耘，換來了滿園的碩果。1987年縣教育局組織城內小學五年級語數競賽，每校參加10人，她的班就有8名學生代表學校參賽，并獲得語數總分第1名的好成績。她帶的畢業班，升學率、合格率均遠遠超出了全縣的平均成績。1989年，上級打算提拔她擔任南關小學副校長，她嫌作領導行政事務纏身，影響她研究教學，堅辭不就。1990年秋，學�？紤]她身體條件差，況已年近半百，想安排她搞點輕松的工作，她執意不肯，帶了全校紀律最差的一個班。3個月后，這個班班風好了，學習成績提高了，可她卻又昏倒在講臺上，經診斷為腦血栓，半身癱瘓，經治療剛能下床，她就出院回家，以頑強的毅力練習走路、寫字，為早日重返講臺做準備。一年后，她瘸著一條右腿又跨進了校門，再次走上講臺。

 

徐美英同志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常年都是滿額出勤，一年四季都是早到學校遲回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書育人的事業中。由于教學和班務工作繁重，她積勞成疾，身體狀況一天比一天差。2002年12月21日，徐美英同志不幸在家中病逝，享年62歲。徐美英同志的先進事跡被她的母�！�—榆林師范學校寫進了校史。三尺講臺寫人生，傾盡心血育桃李。徐美英同志用平凡的奉獻，用真誠的愛心和高尚的情感，寫就了自己壯麗的人生！

 

 

 

 

 

 

 

 

 

堅實的足跡

 

李軍　塞北

 

一、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耕耘了36個年頭

 

他叫張申有，原任神木縣農業銀行審計股股長。

 

他今年72歲，個頭中等偏高，體質略顯瘦弱。長期的伏案勞作，使他的背有點佝僂。他平時言語不多，見人總是笑笑的，說起話來也是和風細雨，明顯有著老知識分子的那種優良傳統。當選縣政協委員以來，曾連續幾次牽頭提出提案，對全縣金融管理，活躍金融市場，加強財會隊伍建設方面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見和建議。

 

18歲那年，他告別了富饒的關中平原，來到這偏遠而貧瘠的陜北神木，從此，便一頭沉入金融這個領域，默默耕耘，走出了一串串堅實的足跡。

 

他曾30多次獲得省地縣各級表彰和獎勵，榮譽輝煌。1993年，他又以非凡的業績榮獲全國金融系統勞動模范的光榮稱號。

 

“我不夠格，真的，我什么也沒做”。

 

他一再解釋，態度坦誠而無半點虛假。

 

二、他覺得自己很平凡

 

1939年6月，張申有出生在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淳化縣大店鄉。父親在他半歲時便辭別了人世，他就在母親嗡嗡的紡線聲中漸漸長大，讀完了小學、初中。1957年8月，他畢業于眉縣林業中學。

 

分配時，18歲的張申有和其他熱血青年一樣，堅決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貢獻青春。

 

8月的一天，他和其他11名小青年，乘坐大卡車告別了關中平原，熱血沸騰地向陜北神木挺進。整整5天的顛簸，越走越能體會大陜北的貧瘠和蒼涼。第6天．他們又從神木縣城出發，向著工作單位瑤鎮鄉公草灣林場行進。沒有車，幾個人只能徒步趕路。90里的山路，他們走了兩天。及至工作了一段日子，同行的一些人熱血便被西北風吹涼了，激情被饑餓的肚子吞沒了。他們陸續悄然離去了，而張申有留了下來。

 

回想起這事，張申有至今不覺得后悔。

 

“我從小苦慣了，加上早有吃苦的精神準備，因此一直也沒什么想法”，張申有說。在林場工作不到一年，縣人民銀行在林業系統抽調了部分知識分子，從此，張申有便跨入了金融行業。他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和頑強的毅力，幾十年來一直被人稱道。

 

這個關中漢子一直在農村工作了近20個年頭，足跡遍布7個鄉鎮，所到之處，他總是任勞任怨，默默耕耘，別說回老家走動，即便是縣城，回來的次數也是屈指可數的。

 

1958年，他得到了母親病危的消息，那些日子，他眼前老浮現著母親憔悴的面容，耳畔總縈繞著嗡嗡的紡線聲。為了工作，他還是拖了一天又一天，等到從繁忙的工作中抽點時間，匆匆趕回大店時，母親早已入土了。他只有在母親的墳墓前，揮灑些許傷心的淚滴。第二天，他便又急匆匆上路，返回了神木。

 

三、由“門外漢”成為行家里手

 

1958年調入金融系統的時節，張申有滿腦子都是些與樹木有關的學問，對于新的工作，純屬一片空白。但張申有不是個知難而退的人。他一邊購買了不少書籍細細攻讀，一邊多方拜師求藝，遇事認真琢磨，在實踐當中反復探討，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30多年來，他撰寫了專業文章達100余篇，其中不少真知卓見被專家賞識，大部分文章被省地縣各級作為經驗交流或加以推廣，有的被報刊登載。

 

他被榆林地區會計學會接納為會員，神木縣政協接納為金融系統唯一的政協委員，并第一批獲得會計師職稱。

 

1980年，張申有挑起了神木農行會計股股長的擔子，主管全行的會計出納工作。其時，農業銀行剛剛恢復，業務尚無章可循，工作人員的素質普遍較差。

 

張申有結合實際，制訂了《會計出納人員崗位責任制》及《會計出納人員操作規程》。接著，他提出“以老帶新，以師帶徒，在職自學，崗位練兵”的工作方針，自己身先士卒，手把手地教年輕人練基本功，講解疑難，同時，對一些重大難題常常要廢寢忘食地加以攻克。

 

他還發起了全農行系統會計報表百分競賽活動，定期予以獎勵。三把火下去，紀律嚴謹了，人們的工作熱情高漲了，工作能力不斷提高了。

 

“會計這一行當，沒有驚天動地的事可做，靠的就是細致、吃苦、多動腦筋”。張申有經常對人們說。這些方面，他本身就做得相當出色。

 

那時節，會計股加班加點工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譬如某項賬務，股里的其他同志覺得已做得滿可以了，看看天色已晚，就問：“張股長，這營生差不多了吧”？“行了，你們回去休息吧”，張申有說。人們走了，他自己繼續在那里埋頭苦干，直到滿意了為止，而這時，夜往往已是很深很深了。能將理論有效地應用于具體工作，在工作中不斷地總結經驗，這在神木農行，沒有誰能比得過張申有。

 

1982年，農行在公用經費的使用上較為混亂，存在的問題很多，而當時自上而下，沒有具體參照解決的辦法，因此，管理十分困難。張申有深入基層，做了細致的調查研究，而后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制定了《公用經費包干使用辦法》，施行后，效果很好，既有效地堵塞了胡支亂用的漏洞，又保證了正常業務經費的使用。這一辦法得到了地區農行的肯定，并在全區加以推廣。

 

1984年，地區農行要抓一個基層營業所獨立核算試點縣，這一項目關系到全區今后的工作，責任重大。經過慎重研究，大家一致認為神木縣農行整體會計核算水平和核算質量皆優，非其莫屬。這一任務理所當然又落到了張申有身上。

 

張申有根據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并往來奔波做實際了解，很快擬定了《營業所獨立會計核算辦法》，試行后，全行各項指標全面完成，部分指標翻了一番。試點的成功，為全區推行獨立核算積累了很好的經驗。

 

即便上面沒有任何布置，只要事關大局，張申有就會積極去做。1984年，張申有發現銀行會計科目使用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他便及時寫了《關于增設變更會計科目的建議》這一書面報告，提出將存貸合一管理改為逐筆核貸轉入結算管理的觀點，得到了上級的肯定。后來，全國總行及陜西省分行調整變更的會計項目，與他的建議完全相吻合。

 

這些，不僅反映了他的工作作風，同時反映出了他出眾的工作能力。

 

在他主持會計股的短短幾年間，農行會計業務量增加了5400筆，差錯率則由3.2‰下降為1.1‰，在全地區報表評比中榮獲三連冠，連續6年扛回了“全區會計工作先進集體”的大旗，財務管理連續兩次在全省會議上做了經驗介紹。由他一手培養和輔導的職員，有30多人能獨立勝任會計工作，5人考入大中專深造，4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四、他有著一雙鷹隼般的眼睛

 

1986年，中國農業銀行系統成立了審計部門，神木縣農行相應成立了審計股。這是一個政策性極強，專業技術性要求極高的機構，它將對全行各項業務行使監督檢查的職能，同時還要對全行的經營方向以及經營策略提供決策依據，與政府審計部門有著密切的聯系，對提高銀行經濟效益起著極重要的作用。農行的領導慧眼識珠，審計股股長的擔子又落在了張申有的肩上。

 

這時的張申有已年過半百了，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張”。由于長期的奔波和勞作，他的身體顯得相當瘦弱，相應還生出了些胃病、冠心病、神經衰弱、關節炎等等病癥。當領導找張申有談話時，他依舊是那個字：“行”。妻子兒女們對他的身體卻相當擔心�！澳憷狭耍�不要太逞能，要少熬夜，多休息”。妻子多次這樣苦口婆心地勸他�！靶小薄Ｋ�總是笑笑地答應。可一旦跑起來，他就又成了一匹千里馬，渾身繃得緊緊的，自己把自己折騰的夠嗆。

 

1990年，張申有帶領一支清資突擊組北上爾林兔營業所，清資工作結束后，又對該所進行了序時審計，這項工作從早晨6時干到晚上12時，連續奮戰了18個小時，人們個個累得眼花繚亂，卻又覺得功夫沒白費。這次共審查了該所4個季度的存貸款利息16萬元，挽回了損失1.2萬元。

 

1991年夏天，張申有又帶了兩名審計人員，準備出發到縣南賀家川營業所去搞序時審計，不巧的是他的胃病犯了，時時疼得滿頭大汗�！八懔藦埞砷L，你這個樣子，咱推兩天吧”！其他人說。“不要緊不要緊，我帶著藥呢”。他依舊笑笑地說。在賀家川營業所忙碌了5天，審出該所對公存貸款利息差錯2.9萬元。

 

就在他們打道回府的途中，又接到復查該所個人存貸款的通知，張申有二話沒說，再次返回賀家川。白天，他頂著酷暑去有關村隊調查。夜晚，他依舊要在電燈下熬夜到凌晨一兩點鐘，間隔性的胃痛時時來襲，連同酷熱攻擊，他揮汗如雨，蚊蟲也不失時宜地趕來搗亂。營業所同志們很過意不去：“張股長，別太玩命了！”“慣了，沒事的。”他說。他細細翻查了該所1983年到1990年8年多的傳票和賬簿，復算了1987年以來的個人貸款利息，共查出該所個人貸款利息差錯2萬多元，同時，還清理出了冒名貸款者20 多戶。

 

20多天緊張而艱苦的工作，使張申有積勞成疾，病魔趁虛而入，終于將他擊倒。行領導得到消息，及時派車將他接了回來。張申有的“玩命”，已經養成了習慣。

 

1993年6月，他奉命審計縣南部6個鄉鎮糧站貸款占用情況，從賀家川工作完后，他硬拉了賀家川營業所主任和信貸員，要翻山越嶺，步行20余里趕往沙峁鄉。這時節，北邊的天空陰云密集，山雨欲來。“天怕要下雨，咱明天走吧？”營業所主任說�！安慌�，咱走快些。”張申有說。他們到底還是沒雨走得快，剛剛翻上一道山梁，雨便瓢潑而下，三個人一眨眼就成了落湯雞。“真不好意思。”張申有歉意地說。“我們沒甚，小心你那關節炎。”隨行的人說。

 

張申有搞審計，不僅有一雙鷹隼般的眼睛，還有著包公般無私的心胸。1990年，個別基層單位違反財經制度，擅自將應在留成資金賬戶中列支的個人費用打入成本，“為干部職工謀福利”，張申有發現后，及時進行了嚴格審查，累計查出違紀資金18000多元。這一招樹敵太多，立即受到了強烈的抵觸。個別人煽風點火，一部分干部職工翻白眼，說風涼話，也有一些基層領導找他，好煙好酒施以軟化，張申有依舊鐵心鐵臉。他一方面反復解釋法則條例的必要性，一方面限期予以糾正�！斑@不是數目大小的問題，這是維護金融法規權威的大事，馬虎不得。”他說。

 

 

 

在執行監督檢查職能的同時，張申有依然勤于思考，隨時對一些與銀行有較大關系的問題提出建設性、決策性的意見。1989年，他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擬定了《非正常貸款審計稽核試行辦法》共13條，在全縣施行后，收到良好的效果，后經地區農行鑒定后，轉發全區參照執行，填補了貸款審計工作的一項空白。

 

1991年，張申有在反復調查反復論證之后，毅然提出撤銷永興營業所的建議。這是一個大建議，它影響到了神木縣和永興鄉兩級政府、財政部門、當地企業、當地村組及農民等方方面面，一時間議論紛紛，沸沸揚揚。農行領導對此相當重視，反復召開黨組和行務會討論并核實，肯定了這一建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經與縣鄉兩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認真協商，及時報告了上級行。1991年10月，上級行批準了這一報告。行里決定由張申有全盤負責撤所工作。他用了相近一個月時間，對永興鄉營業所的情況進一步了解和掌握后，擬定了《關于撤銷永興鄉營業所賬務、現金、財產、檔案等劃轉交接的若干規定》，1991年12月，他率領8名同志進駐了永興。經過一個月加班加點的奮戰，于12月31日順利完成了這一使命。

 

張申有的業績是顯著的。在他擔任審計股股長的短短幾年間，南征北戰，行程兩萬多公里，走遍了37個基層營業所、信用社，共審計稽核各類利息40000多筆2300萬元，發現并糾正差錯9000多筆，計88萬元，審出亂擠亂攤成本資金35萬元，公款私存475萬元，查出錯提漏交稅款及違章購置�？厣唐返冗`紀資金68000多元，挽回各種經濟損失22萬元，經他輔導和幫助，行內各類計息差錯明顯下降，截止1992年底，差錯率較1988年下降了70%。神木農行審計股四次扛回全省先進集體的錦旗，多次受到地縣各級的表彰和獎勵，而他本人，依然連年得到他應得的榮譽。

 

五、情愿在銀行再干一輩子

 

時光荏苒。張申有從關中來到陜北，轉眼已過36個春秋，當年和他一同來到神木的12名熱血青年，有10人回了關中�！拔沂遣粫�回去了”張申有頗有感慨地說：“神木早成了我第二故鄉了，根扎在這里，也就不打算走動了”。

 

“有這樣的好干部，不僅僅是我們農行的驕傲，也是全國金融界的驕傲�！鄙衲究h農行行長郭福郎同志感慨地說�！耙�說張股長的事呀，那不是三天五天能說得完的�！鄙衲巨r行的同志們說。

 

“沒甚沒甚”，張申有卻死活不肯說他自己的事情�！拔覀冝r行的領導好，善管理，會用人，象我這樣的人多著哩�！彼麘B度坦誠無半點虛假。對于金融事業的情感，他相當明朗而又執著地說：“如果能通過信貸方式借貸來生的話，我情愿在銀行再干它一輩子�！�

 

 

 

 

 

 

 

 

 

堂堂正正做人  認認真真做事

 

李克復

 

我于1936年出生在漢中市，1955年從漢中農校獸醫專業畢業后，分配到神木縣畜牧站工作。1961年神府分縣時調到府谷縣畜牧站工作，1986年調縣科委工作，1990年縣政協三屆一次會議當選為縣政協副主席，1999年退休。

 

恪盡職守，不計較個人恩怨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府谷縣從關中引進沙能奶羊約200只，因羊是從市場收買的，等級不一，為了分配公正合理，站上開會研究決定，把羊的編號寫在紙條上，采取拈鬮兒的辦法，對號領羊。然而縣畜牧局某同志，出于本位思想，帶領家鄉接羊人直接進入羊群選了幾只好羊，往出趕羊時被門衛擋住。后該同志要找我理論，站上幾個同志好言相勸，一再向他說明道理，這才想通，放棄了自己的行為。

 

任縣畜牧站站長期間，我懷著要把文革時期耽誤了的時間奪回來的決心，帶領站上的同志擰成一股勁，力爭把工作做的好上加好。當時只是個吃飯財政，預算的業務費遠遠不能滿足業務開支。于是自己掏腰包出差向上級業務部門爭取項目。在我任職期間，畜牧站不僅是全縣農口的先進單位，而且還多次受到中、省、地的表彰和獎勵。

 

1984年春，縣上考察縣級領導班子人選已經結束，一天在街上碰著一位副縣長對我說：老李，咱們一塊在政府干它幾年吧！沒想到在開會決定的前一天，有人舉報我是文革時一派組織的頭頭，搞過打、砸、搶。第二天會議正式研究時，我的名字被劃掉了，沒有通過�？疾煳业膬晌煌�志感到奇怪，縣上責成組織部，派一名副部長盡快落實，調查結果，舉報純屬虛構。于是當年縣上成立縣政協時，我當選首屆政協常委。事后對這個舉報人我絲毫沒有計較，不僅沒有報復，反而更加親近了。

 

盡其所能，多為群眾辦實事

 

1970年春，組織上派我到廟溝門鄉代家梁大隊蹲點、抓糧食上“綱要”。當時我患冠心病，組織介紹上寫明了我的病情，只能參加輕微勞動。沒想到一天下午，突然接到緊急通知，讓我連夜動身，直奔麻鎮防治豬病。疫情如火，不容遲疑，我當即動身，輾轉麻鎮、大岔、海則廟、磧塄等鄉，撲滅了疫情，圓滿完成了任務。在廟溝門蹲點時，處理了兩件印象較深的事。一件是賀家梁小隊，一個年邁花甲的老人患上心臟病，因病痛的折磨，尋死覓活，鬧的全家不安，親戚亦受牽連。得知此事后，我把自己治冠心病的藥，全部送給了他，服藥后大有好轉，后來逐漸痊愈。另一件事，殺虎溝小隊的一個中年男子病故后，留下四個兒子，最大的才10歲。一個晚上，他的女人趁孩子熟睡之機，跟內蒙一個男人跑了。事后隊上和孩子的親人四處打探，杳無音信。我立即召集隊干和孩子的伯父母開會研究決定：這四個孩子由伯母撫養，隊上除將孩子應分的口糧全部交給其伯父母外，還要經常向上級匯報，爭取社會救濟。當時我就向鄉上反映了這個情況，隨即鄉上就給了30元救濟款，伯父也立即給孩子們添置了些衣衫。1994年我到該鄉下鄉時，專程去看望了這幾個孩子，均已長大成人，有兩個已娶妻，老大還當了村長，當時要殺羊招待我們，被我謝絕了。我還囑咐他要好好照應兩個弟弟，更要報答伯父母的養育之恩。

 

1967年冬，我在田家寨搞救災。一天中午派到小教場隊貧協組長家吃飯，這家有七口人，大女兒已十八歲了，全住在一孔小石窯里，全家只有一條氈和一塊舊棉被。晚上我住在一個光棍家。熄燈后，我了解了該戶的情況后，方知此人是從山西興縣逃難來的，開始給財主當長工，解放后，雖然有了土地，但由于家貧如洗，加之子女又多，一直過著捉襟見肘的光景，隊上因他是外來小戶，從來不予關照。聽后，我深表同情，點上煤油燈，爬在坑上寫信給鄉政府反映了這個實況，并托人親自送到鄉上交王志道書記。此事，引起了鄉黨委高度重視，派員查實后，對該戶作了重點救濟，一次發給三面新被褥、五套衣服和救濟糧款。

 

1967年領導派我去老高川搞綿羊改良，當時群眾思想阻力很大。試情公羊是沿襲用試情布的方法，有些羊倌手懶，不清洗試情布，擦傷羊陰莖，影響試情；有的羊倌不相信綿改技術，專門解開試情布，讓其偷配。鑒此，我將人的計劃生育中結扎輸精管技術，推廣到試情羊身上，作輸精管截斷術，取得了成功。當年作了14例，提高了試情效果，打消了人們的思想顧慮，超額完成了任務，促進了綿改進程。后來在全縣綿改地區推廣了這一技術。

 

1960年，黃甫山神堂和鄰村人群中暴發了布魯氏菌病（該病是人畜共患的傳染�。�。我是第一個進入疫區的獸醫。該村當時就有近百名患者，見此情景，我深感驚恐，立即開展了防治，及時控制了疫情。1963年，我帶了兩名學徒，對疫區九個村的羊子作了普查，發現疫情嚴重�；乜h后，一方面向上級業務部門報告疫情，一方面向縣上領導作了專題匯報。隨后，縣上抽調獸醫和行政領導，成立了布防組，省、地也派來了專業干部，駐山神堂開展布防工作。省上又從全省各地抽調出80多名專業干部，成立了布防隊進駐黃甫。榆林農校由教研室主任帶領一個班級的學生，參加普查工作。對府谷縣九個鄉（鎮）的人畜做了全面檢查。治療病人，全部宰殺病羊，并對人畜全面開展了預防接種。此后，縣上連年堅持開展了對羊的預防免疫工作。我一直參與和負責了此項工作。1979年，全縣畜禽疫病普查工作，榮獲省畜牧獸醫總站頒發的一等獎證書。

 

1980冬到1981年春，全縣大批耕牛發生骨軟病，輕者跛行，重者臥地不起�？h上決定由站長和我各帶一名專業干部，分赴黃甫和海則廟兩鄉開展工作。所到之處，見病狀相同。經診斷我決定讓他們給牛喂骨粉。回縣匯報時，地區也派來專家。聽完匯報后的次日，專家和我們奔赴這兩個鄉檢查。到黃甫后，看到病情好轉，專家們又到重病區大岔硬路塔隊，解剖了一頭病牛。經過鑒定，專家才肯定，我的診斷和處理方法是正確的�？h上隨即通知各基層站以最快的速度查清病情底子，從榆林調回幾噸骨粉，送到各鄉，無償發放到隊。實踐表明，80%以上的牛程度不同地患有此病，經過短期喂骨粉治療，病情顯著好轉，確保了當年春耕生產的順利進行。

 

1975年我在堯峁“五七”大學任教期間，初夏的一個下午，我到大隊豬場閑轉，見豬場周圍堆放了很多被雷雨淋過的白菜，已經開始腐爛。我對飼養員說：你們想吃豬肉了？飼養員反問道：李老師你怎么這樣說話？我回答：這些爛白菜里含有大量的亞硝酸鹽，有劇毒，不敢喂。但沒引起他們的重視。不出所料，次日傍晚，一個飼養員氣喘吁吁地跑來，一進門就說：快！快！豬場的豬中毒了。我當即讓她到大隊部，在喇叭上通知一些青年擔上水桶準備給豬洗澡，我簡單準備了一下，帶了兩名學生，趕赴現場進行搶救。除已死的兩頭小豬外，其余200多豬全部獲救。

 

 

 

我從事畜牧事業三十多年，為群眾劁騸豬、羊數萬頭（只），給大家畜去勢，亦近千頭（匹），從未收過群眾一分錢。給牲畜治病，也總是本著“一根針、一把草”的原則，盡量方便群眾，減輕畜主負擔。

 

舉辦技術培訓班，培養專業人才

 

多年來我一直負責畜牧系統的技術培訓工作，先后辦過幾期綿羊人工授精學習班；飼養雞、兔和雞、兔疾病防治學習班；煤油燈孵化和溫水孵化學習班等。另外利用冬季業務松散時間，先后舉辦提高基層獸醫站同志家畜一般診療技術和家畜常見病、多發病的中西醫防治技術、家畜寄生蟲病的檢驗和防治、家畜外科手術和中獸醫等講習班。中獸醫講習班上，除我教學外，還聘請了河曲、神池、靜樂和榆林的幾位名醫擔任教師，地區中心站領導也很重視，親臨我縣指導。家畜外科手術學習班上，發給學員講義，力求理論教學和現場操作相結合。實習前發給學員縫合線和止血鉗，要求他們熟練掌握徒手打結和器械打結的基本功。實習時，由我主刀，一個同志搞麻醉，一個同志當助手，術后觀察護理五六天后，進行屠宰解剖，一則檢驗手術效果，二則讓學員（兩個人一組）做胃腸吻合。再從屠宰場買些豬、羊的胃腸，讓每個學員都能勤學苦練，直至確實掌握手術要領為止。每年還給各基層站充實常用醫療器械，一套外科手術器械。找機會派員去外地學習，引進新技術，如綿羊胚胎移植技術，在三北羊改良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填補了地區一項空白。

 

離了崗位，離不了業務

 

從1986年冬我調離畜牧系統后直到現在，許多基層同志遇到疑難病例常在電話上請教，我都認真地給予答復。還常應縣科協、縣婦聯、農工部等單位邀請，到農村舉辦發展養殖業方面的技術培訓，并應一些養殖戶的邀請到現場指導。為幫助農民朋友盡快脫貧致富，我幾次去外地考察飼養獺兔的技術要領和發展前景，利用參加人代會的機會，在小組討論會上，宣傳飼養獺兔可讓農民盡快脫貧致富的信息。近年來哈鎮劉乃如在我的咨詢指導下，嘗到了飼養獺兔的甜頭，去年就出售商品兔8000多只，最少凈掙40多萬元�，F在市場價格繼續攀升，他又擴大養殖規模，決心大干一場。我在擔任縣畜牧站站長期間，由于狠抓防疫工作，先后有省農業廳頒發的《雞新城疫基本控制》證書，《豬瘟基本控制》證書；1982年獲中央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頒發的《府谷縣布魯氏菌病基本控制》證書。我個人于1982年被農牧漁業部授予“農業技術推廣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

 

由于長期從事畜牧工作，潛心鉆研并注意積累資料，從上世紀七十年后期先后撰寫過數篇學術論文，均刊登在省級專業雜志上，其中一篇題為《淺談家畜鈣磷缺乏癥》的論文被選送到1980年全國畜牧獸醫學會年會論文摘要選登，刊出后，先后收到國內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的近200名同行的來信稱贊和求教，深感欣慰。

 

 

 

 

 

 

 

 

 

 

 

深深的腳印

 

溫國慶

 

1936年3月1日，我出生在山西興縣蔡家崖村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父親溫祺銘是晚清秀才，受當時進步思想的影響，在牛友蘭先生創辦的興縣中學受聘為教師，講授古文。由于教學認真，講授有方，頗受學生歡迎。受父親的熏陶，我從小就很喜歡學習，他教導我們要“仁義守信，和善做人”，可惜在我十二歲時，父親就不幸去世，享受父愛的時間太短了。

 

我上面有姐姐哥哥，下面有一個妹妹。上小學時是住在姐姐家，因幼年已認會不少字，簡單算術題也會計算，老師考察后讓我跳班，連跳三級升入四年級，在班上總考第一。由于村里沒有五、六年級，空余時間我便借了五六年級數學，歷史、自然等書來自習�？嘈娜颂觳回�，真還奏效，1952年以同等學歷者的身份，參加了興縣初中招生考試，貼榜公布時，我被錄取了，感到萬分高興，決心埋頭苦學，來日報效國家。

 

我哥溫辰寅，1944抗日戰爭期間參加八路軍，1948年抗擊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時，在陜西宜川虎頭山戰斗中壯烈犧牲，政府頒發烈士證書，并發給200斤小米。作為烈士弟弟的我，因尚未成年，讀書時享受每月7元的助學金，順利地初中畢業，這時成績已躍居全班前三名。1955年升學考試時，老師說肯定能考上，結果成績雖好，因家庭成份高，未被錄取。

 

1956年，因在當地不好就業，聽說府谷缺乏教師，我來到了府谷，當時教育科長楊志先看到我畢業證上的成績很滿意。我雖出身地主家庭，可又是烈士的弟弟，不多日，我被通知接收了，并安排在縣政府教育科工作。那時教育前輩謝立業、韓方才也在教育科工作，他們常借書給我看，對我幫助很大。此后又調到古城、清水等地工作。我深感黨的溫暖，報恩之心，油然而生。

 

閑談中我說道自己很年輕，還想深造，今后若有機會，請記著我。

 

兩年后的1958年去綏德進校進修。那年，地區分來兩名去進修的名額，但不帶工資，原定的郝志先因而放棄。于是教育科把我補上，還有時任一完小教導主任的李秀峰。這次進修，是我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我在樂理知識方面有了長足進步，樂器風琴、手風琴也達到伴奏水平。我在學校初師班實習，成績尚可。班主任延老師問道，如愿在綏德工作，他可引薦，我選擇了回原地。

 

綏德進校畢業后，先在神木師范學校工作，神府分縣回到府谷。先后在一完小、縣文工團、教研室工作。1974年調府中任教，直到1997年通知退休，2000年辦了手續離校。不論在哪里工作，我都認真勤懇，干一行愛一行，未受到家庭成份高及文革沖擊的影響。學生對我的教學工作是認可的，領導也是滿意的。

 

幾十年的平凡工作中有的事早已忘懷，有些事卻給人留下美好的記憶。

 

1974年初，我調府中任教，這真是充電的好時機、加水的好地方。我高興地接受了，初到時音樂課無教材，只教一些革命歌曲，對我來說備課省時，教也自如，利用手風琴上課，教師累點，學生歡迎。其余時間便可自習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識。后來果然派上用場，有的教師請假，教導處讓頂課，我不推辭。初中的語文、歷史課都頂過。由于我認真備課，從不馬虎。多次頂課使我產生了專代語文、歷史的念頭。

 

恢復高考后，還代過一年高中語文。因為當時缺乏科班出身的歷史教師，我又被破格用為專職歷史教師，一干就是二十年。

 

平時除了代課，還積極參加文娛活動。節假日縣上組織的歌詠比賽，學校均取得可喜成績�；叵胪�李思老師文藝班的巡回演出，同李致友老師農技班在山西曲峪及府谷等地的演出，真是催人奮進，使人年輕。

 

自從擔任專職歷史教師后，憑著自己鉆研教材，認真備課，一絲不茍地教學，學生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績，有的同學突破了90分(滿分100)。該科成績連續幾年高于兄弟學校平均成績，有一年高出近6分。我的教學得到同學的認可。

 

在教學過程中，我不斷研究改進教學方法。為使學生牢記重要的歷史事件及年代，把這編成順口溜，這樣既起提頭喚尾之功效，也免同類事件之混淆。有些句子一般人看不懂，可對一個聽過課、看過書的文科考生來說，卻一目了然。編了很多，如記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爆發40年，不平南條42簽。香島廣廈福寧上，20100萬銀元。這后領權美法取，軍艦教士特權。”為了增強教學效果，我讓學校配備了一塊手提小黑板，根據每章每節內容設計出的選擇、填空等題，寫在小黑板上，下課后掛在教室后墻上，供同學自行閱讀。小黑板的使用很受學生歡迎。

 

我任86屆文科班班主任時，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民主選出了班委會，同學滿意，嘗試成功。干部各負其責，工作得有聲有色。校內文體活動都取得過好成績。

 

作為教師，就要愛護學生，關心學生，不分親疏，一視同仁。在一個好的學習環境里，大家才能靜下心來學習。班會上我曾說，你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報效國家，就得學下真本領。陶行知先生曾寫詩教導他的學生：“吃自己的飯，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辦，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边@對我們大家同樣是很有啟示的��！平時上自習時，我要提一壺開水到教室，免得同學渴了喝生水，外出走動影響學習。有兩次值日生忘記拿柴，冬天教室不生火怎行，我沒有責備他，忙把自己家劈好的柴拿來生好。住校生宿舍也曾有過這樣的事情。這些小事卻讓學生感動不已。

 

一次學校改善生活，灶上吃麻食，快上晚自習時，住校生中有幾名同學感到頭痛、惡心、肚子疼，校醫說這是麻油中毒，學校正通知炊事員買綠豆熬湯。當得知綠豆湯可解毒時，我先將家里僅有的二斤多綠豆拿上，聽說加點甘草更好。有的同學要去藥鋪買，我突然想起家里也有幾根。那是早年為生產隊修梯田挖土保留下來的，這時恰好派上用場。趕快讓康俊秀等同學在我家熬制。中毒同學各有照應，熬好后，重的先喝，輕的后喝，也有端去讓其他班同學喝的。中毒同學很快得到康復。同學間端湯送水，熱情關照，體現了團結互動的精神。

 

恢復高考后，國家招生數量雖然每年都有所增加，但考生多，縣里每年需預選，做好落選者的思想工作，非常重要。弄不好，小問題也會惹出大麻煩。有一年，從外校轉來農村學生王某，安排到我班宿舍。因為預選失利，該生心亂如麻，憂心如焚。恰逢學校某領導檢查，催促離校。該生外出，領導將其鋪蓋扔到宿舍門口。該生回來得知后，又急又氣，連哭帶罵，沖到我的辦公室，操刀欲尋那位領導拼命，我迅速把刀奪了下來，讓他坐下，遞去一杯水。我說遇事要冷靜，有話慢慢談，不可急躁，更不能因小失大干傻事。他繼續分辨，我耐心疏導。加之柴瑞生老師在場也幫著勸說，直到凌晨3、4點，該生的氣總算消下去了。我提前做好早飯，飯后買票直送他坐上回家的汽車，方才安下心來。此事只有紫瑞生老師知情，后來也未向學校其他人提及。今天說起，實屬難忘。

 

幾十年的從教生涯，在府中留下我深深的腳印。正是：莫道園丁辛苦事，喜看桃李綻芳香。

 

 

 

 

 

 

 

 

 

憶王慧民老師

 

韓寬厚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府中求學。那時，我們府谷縣在文化教育方面非常落后，但凡知識分子聚集的部門、單位，如農技、醫務等處都是外地人在支撐局面。小學公辦教師中尚有一半以上來自綏、米、佳、榆，初創不久的中學，除后勤職員外，教師中府谷人只有幾個，還都是中師學歷。絕大多數老師，是從關中地區調來支援陜北教育的，他們多是剛從大專院校畢業分配的學生。這些老師來到饑餓的府谷，一星期難見兩頓白面，只能以紅（高梁）、黃（玉米）、黑（黑豆）作為主食。更不用說一年一次探親假，與父母妻子一年一相逢的思念之苦了。他們也只是一些二十出頭的年輕小伙子啊！而即便如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退縮、不逃逸、不消極，把火熱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府谷人民。柴瑞生先生在他的詩作《逢府中校慶五十周年而作》中有“獨步校園思前賢”的句子，是的，這些老師以“前賢”稱之，竊以為當之無愧。對于我，印象最深，影響最大，須終生仰視者，當屬王慧民老師了。

 

記得是一九六一年秋，我上初三，開始有了化學課。來上課的是一位身材魁梧、陽剛氣十足，卻又頭發蓬亂、衣著馬虎、不修邊幅的青年老師。他叫王慧民，西安市人，是陜師大畢業生。雖然還沒有給我們帶過課，可我們已經知道他是老師中最邋遢的。同學們看著他那雙皮鞋的破縫中露出的小腳趾忍俊不住，有的竊竊私語。那時候穿皮鞋是富有和講究的標志，老師中也少有穿皮鞋的。赤腳穿一雙破了又不補的皮鞋，王老師大概是絕無僅有。開始講課了，一開口，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就把我們都震住了。別的老師都講關中話，把“植物”說成“幾誤”，“水分”說成“費飛”，“推理”說成“腿利”，“我國”說成“餓鬼”，諸如此類。從來沒有離開過府谷的我們，剛上中學過語言這一關，也得一兩個月。當然，到了初三，我們不僅能聽懂，有的同學還能鸚鵡學舌般地說幾句關中話。西安人，在關中人成堆的學校里講如此純正的普通話，王老師是獨一份。僅這一點，同學們便對他多了一分敬慕。一堂緒論課，便將我吸引到化學這門神奇的課程中去了。從此，一直到高中畢業，我們的化學課就由王老師帶，我的化學課成績也一直得到王老師的認可。

 

和王老師稍有接觸的人說起他來，恐怕第一評價就是邋遢。是的，王老師在生活方面太不講究了。他鋪的是一塊舊黃軍毯包著的一個破舊的大棉絮套，沒有里子也沒有面子，也不縫，就那么包著攤放在炕上，被子好像也是一條舊軍被，白天就那么胡亂疊一下堆放在那攤棉絮上。桌子上，書、紙、粉筆頭、半截的鉛筆、座燈、墨水瓶、零毛錢、硬幣、幾個吃過飯還沒有洗的粗瓷大老碗，衣服上掉下來的扣子，還有說不上名稱的一些東西，對了，有幾次我還看到他的大學畢業文憑，就那么橫七豎八毫無秩序地散放著。只有座椅前留一塊可以容得下一本教材、一本教案的空地，那是他備課、批改作業的地方。我和同班的楊孝禮、鮑聲譽等同學就常去替他“整理內務”，可過不了幾天卻還是依然如故。

 

在一般人看來，這么邋遢的人，大概工作上也不怎么吧，錯！我們對他的敬佩，就是緣于他對工作一絲不茍。課堂上的板書，大家都看得見，字寫得一筆一劃清清晰晰，連一筆帶筆的也找不出來，一行一行整整齊齊，端端正正。到快下課時，一節課的內容，重點、難點全部清清楚楚地顯現在黑板上。哪些該放在中間最醒目的地方，哪些稍次，一看黑板一目了然。一本教材，一本教案上課時擺放在講桌上，到下課也不動它，可從來沒有發現他有忘卻和語塞的時候。演示實驗時，儀器的擺放、裝置，中規中矩，絕無手忙腳亂，更沒有操作失誤的現象。課堂語言清晰利爽，絕無拖泥帶水，也不重復拉雜，更沒有“這個”“那個”之類的語病。聽王老師講課，那簡直是一種享受。

 

大家看不見的教案呢？因為我常去給他收拾房子，便比其他同學有較多的機會看到他的工作。光看訂教案本就可窺見一斑。那時候的教案本都是老師自己訂，學校只供給整張的白紙。王老師自己特制一把裁紙刀，是用多半截小鋼鋸鋸條磨成的。刀口的鋒利程度正好適合一次裁七八層有光紙，手握的半邊兩側貼兩個小木條，用女孩子扎辮子的塑料繩纏出來，紅一節綠一節挺受看。他給我手把手地教過裁紙：不能一次疊成所需的大小從疊縫中裁，嫌那樣裁出來誤差大不整齊。要邊疊邊裁，對折、裁開、再對折、再裁開，最后裁成所需的大小，整理、蹾齊。每對折一次，邊角必須對得毫厘不差。這樣裁出來的紙，就像裁紙機裁出的一樣齊齊楚楚。本子釘好后，再在外面包上一頁以舊《民族畫報》上挑選的漂亮圖片作封面，用漿糊從棱上粘牢，有棱有角，賞心悅目。（王老師自己常年訂閱《民族畫報》）

 

打開教案看，用咱府谷話說“懸也是行行，順也是行行”。字的大小、間隔、行距、天地側邊疏密有致。你就是用尺子量也量不出忽緊忽松的地方。至于涂改，翻遍教案也找不出一處來。同學們都說王老師寫教案，如果寫錯一個字，哪怕是一頁的最后一行，也要扯下來換掉從頭開始，絕不自我姑息，所以你絕對找不出一個墨水疙瘩來。這一點，我問過王老師，他是這樣回答我的：“同學們說的不錯，可是我寫教案寫錯的時候是很少的，未寫之前教案就在我心里了，怎么能寫錯呢？那種情形也只是‘如果’而已�！笔堑�，胸有成竹又全神貫注，精神集中心無旁鶩怎么會出錯呢？王老師寫教案不是給教導處和檢查者看的，是給自己的責任心看的。那時，全校高中三個年級三個班，初三兩至四個班，一度時期，化學就他一個人帶，四個頭子十幾節課，寫教案是一件十分費神的事，可他從來沒有偷懶過。我們上高中，他已經是代第三遍了，可仍然就這么一絲不茍地寫，從來沒有想過用舊教案湊合。

 

那時，學生的學業成績是這樣計算的：期終考試占總成績的40%，兩次階段考試分別占15%和20%，作業成績占15%。課堂提問和平時小測驗共占10%。為了準確地統計學生的平時成績，除教導處發的成績表之外，王老師自制一份作業成績和小測驗成績統計表，學生的每一次作業評分和小測驗評分，全部登記在這個表上。這是一個非�，嵥榈氖�，王老師有時也讓我們幾個同學幫他登記計算，囑咐我們千萬不要記錯算錯了。其實，從作業本上隨便抽記幾次平均一下也不會有多少誤差的，可他硬要把一學期幾十次作業分數全算進去。對于工作上的事，他從來沒有馬虎過。

 

王老師的專業知識功底非常扎實，解答同學們的問題，從來沒有見過他稍有遲疑。他除上化學課外，在外語老師不足時，還一度給我們代過俄語課。他的書架上，擺放著好多本化學方面的精裝俄文書籍，教學之余也常翻翻看看這些俄文原著。

 

王老師不大參加體育活動，在我腦子里，沒有他活動在球場上的身影。只記得他喜歡彈鋼琴。大概是六一、二年吧，學校買回一架豎式鋼琴，因為沒有別人會彈，就放在他的宿舍兼辦公室里。閑時，他就看著幾本五線譜書彈琴，�？梢詮乃�房子里流出優雅的鋼琴聲，雖然我們聽不懂，仍覺得好聽。王老師還能演戲，雖然不像李樹林、李致友老師那樣常演。六四年，老師們演話劇《南方來信》，他扮演美國顧問，既表現出侵略者色厲內荏的張狂，又不是漫畫式的丑化。加上他的大個子、高鼻梁，頭發一染，真像那么回事。

 

我們畢業后，“文革”初期，他被縣委派來的工作組打成“黑幫”，發配堯峁勞改了幾個月，年底平了反回校后，又遭到造反派學生的沖擊�？伤�仍然在府谷無怨無悔地教書育人。七十年代初，我參加了教育局在府中舉辦的初中教師短訓班，他給我們上化學課。這時他已經結婚了，和在西安紡織城工作的妻子，過著牛郎織女的生活。生活依然是那么馬虎，工作依然是那么執著。邋里邋遢和整整潔潔，馬里馬虎和兢兢業業，兩種極度的矛盾反差，又極度地統一融洽在同一個人的不同生活側面，這就是我們敬愛的王老師。

 

 

 

 

 

 

 

 

 

德高望重的好醫生張彥

 

王黨耀　整理

 

張彥，1935年生，安徽合肥市人。中共黨員，大學文化，副主任醫師。曾任府谷縣第八屆人大代表，府谷縣委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十三次黨代會代表，縣委侯補委員、委員。

 

1961年，張彥從西安醫學院醫療系畢業后，分配到府谷縣人民醫院工作，一干就是45年，直到退休。在這45年中，他經歷了許許多多的艱難曲折，也得到了黨和人民給予的很高的榮譽和評價。在這漫長的生活中，他深深地愛上了這片土地，愛上了這里的善良忠厚、勤勞樸實的府谷人民。

 

張彥的父親是一名鐵路工人，小時候家中居無定所，他是跟隨伯父在北京市長大的。1956年，年僅21歲的他帶著美好的夢想，來到了西安醫學院學習。1961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10月，組織分配他到陜北府谷縣工作。當時，他雖然沒來過府谷，但聽人家說，府谷地處偏僻山區，貧困落后，環境、衛生等生活條件都十分差，他猶豫了。這對于在大城市長大的他來說，的確是一個嚴峻考驗。在去還是不去的問題上，他經過再三考慮和激烈的思想斗爭，最后認為府谷雖然各方面條件差，但更需要專業人才，黨和人民培養自己大學畢業，就應該到更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組織的分配，來到了府谷。

 

在府谷縣人民醫院上班后，他結合臨床，繼續堅持學習，并不斷總結經驗，認真、熱情地給群眾看病，很快就得到領導的信任和群眾的歡迎。他參加了縣衛生局舉辦的第一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就在這時，趕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大批知識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他也受到了一些牽連，但他全然不顧，只是鉆研醫學知識，專心為群眾看病。為了進一步提高醫療技術水平，1973年，他又到西安市第二醫院內科進修一年，1977年，到榆林地區西醫學中醫提高班學習一年。這時，文化大革命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黨落實了知識分子政策，又加上領導對他的信任，這使他更加精神煥發，更加積極刻苦，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從此，他決心扎根于府谷，干一輩子革命。北京的老同學、老同志和家中的親人要他調回北京，為他多方協調，寄來了調函，他都婉言謝絕了，朋友、親人們很不理解，可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覺得自己雖然表面上看失去了很多，但在精神上卻更加充實。1979年，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被評為內科主治醫師，此后，擔任了醫院內科主任，1988年晉升為內科副主任醫師，1993年10月又被任命為醫院黨支部副書記，直到1995年6月離崗。

 

1984年，因積勞成疾，他患上了慢性肝炎。醫院領導、同事和家人都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但他考慮到醫院人員緊張，人少事多，自己作為內科主任，一旦休息了，會影響病人的及時治療。所以他堅持邊工作邊服藥。雖然是帶病上班，但他總是盡量多做工作，把方便讓給別的醫生，每年春節，他主動上急診，管病房，值班。由于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學習和工作上，自然對家庭對妻子兒女的關照就少了，甚至不管。有一次，兒子發高燒，家人著急叫他回家看看，他卻在病房里忙著查看病人，顧不上回去，只是在電話里說買些對癥的藥。女兒得了黃疸，也顧不上照料，女兒生氣地給別人講：“我的爸爸是為事業而生存的，心里根本沒有想到我們。”

 

張彥常說的一句話是：“醫生的職責是為病人解除痛苦，服務態度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到醫療效果，關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全。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從不給病人擺架子，發脾氣。他理解病人的痛苦和家屬的心情。只要病人找到他，就有求必應，從不貽誤病人的治療。縣城官井溝有位老太太高燒40度，因無人照料不能住院，他就每天親自到她家中給打針吃藥，觀察病情，經過十多天的精心治療，老太太痊愈了。有一次，他聽到五一煤礦工人劉志英，患支氣管哮喘半夜病發，病情嚴重，他馬上徒步五里路去給病人治療，后發現病情危急，需馬上住院搶救，可病人家里只有妻子和孩子們，孩子們還很小，當時又找不到車，他就主動背起病人趕到醫院。因搶救及時，病人轉危為安。一次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個被氣管異物阻塞將要窒息的患兒，他連忙抱回醫院和同志們一起搶救，經過6小時的搶救，終于挽回了患兒幼小的生命。患兒的家長含著眼淚激動地說：“是張大夫給了孩子第二次生命，張大夫真是一位醫德高尚的好大夫。”城關鎮孫黨獅因患肺心病住院治療，由于病情危急，他顧不得休息，耐心觀察病情，指導其他大夫積極搶救，一直忙到深夜，終于使患者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患者病愈后，十分感動，專門制作了一面錦旗，親自送到了張大夫的辦公室。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他這種為病人認真負責、持之以恒的態度，尋常人是做不到的。

 

作為一名優秀的醫生，不僅要有好的態度，還必須要有過硬的業務本領。從他來到縣人民醫院，兢兢業業工作，堅持不懈地鉆研醫學理論，總結臨床經驗，很快就成為本院內科的權威專家，得到廣大群眾的信任。尤其是對一些危重病人的急救、疑難雜癥的治療，他都有獨到之處，在府谷，乃至府谷周邊地區，慕名而來求醫的人不計其數。在他的帶領和培養下，優秀人才層出不窮，身邊大夫的醫療技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位患神經根炎的病人，開始到太原治療，由于病情惡化，隨時有生命危險，又轉回縣醫院住院治療。經張大夫精心治療，采取積極措施，一個月后病情好轉。后由原來手足不能動，逐漸恢復到下地活動，直到完全康復。山西保德縣距府谷一百多里路的一位患者，因得急性胃腸炎，脫水酸中毒休克，他家人在深夜十一點多把張大夫請到家里，當時病人已經沒有了血壓，在場的醫生和家屬都認為不行了，可張大夫檢查后，立即進行搶救，竟然奇跡般地好了。

 

當今，社會上吃吃喝喝，請客送禮等不正之風也吹到了醫療隊伍中來，有些醫務人員借看病，向群眾索取錢物等，但正直的張彥，從沒有要過病人家屬一分錢，也沒有收受任何禮物。因為他原則性強，不搞歪風邪氣，武裝部每年征兵體檢時，都要求他參加并擔任主檢。他檢查嚴格，從沒有當兵者因身體不合格而被退回的。為此，多次受到有關部門的表揚和嘉獎，國防部給他頒發了榮譽證書。

 

1995年6月，張彥大夫到齡退休，但他還繼續上班，在專家門診為群眾看病，一直到2005年去世前一個月，他才離開了他一生熱愛的工作崗位。

 

張彥同志，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業，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懷著救死扶傷的責任心和事業心，為府谷的醫療事業做出重大貢獻，也獲得了黨和人民的高度評價。在幾十年的醫療工作中，曾先后榮獲“建設榆林”榮譽證書、省衛生文明先進工作者、榆林地區勞動模范、地區白求恩精神獎、地委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稱號。先后兼任陜西省醫學會會員、榆林地區醫學會會員、府谷縣醫學會理事等職。參加編寫了《實用中西醫結合內科手冊》一書。撰寫的《關于硫酸鎂治療支氣管炎哮喘的初步觀察》一文，獲地級科技論文三等獎，其余多篇論文發表在國家、省、地級醫學刊物上……

 

他是府谷人心目中最好的醫生。

 

 

 

 

 

 

 

珠聯璧合育桃李  學冠儒林奉獻多

 

付凱順

 

我上了十幾年學，讀過9所學校，接受過幾十位老師的教導。至今對老師們的教誨仍記憶猶新，不能忘懷。在所有的老師中，我對他印象最深，留下美好記憶的要數榆林師范學校的數學老師張克繼。1963年，我們進校時他剛剛摘掉右派帽子。對他來說已經是可以挺起腰來做人了，講臺上，他講的數學課，生動活潑，百聽不厭；舞臺上，他拉的二胡，悠揚動聽，引人入勝；運動場上，他的跳高動作，英姿颯爽，全區冠軍，打籃球，步伐敏捷，套路嫻熟。

 

自從離開榆師，很少見到張老師。榆師教師兩次來府谷考察調研，都錯失良機未能見面，深感遺憾�；叵肫鹪谟軒熒蠈W的4年間，得到張老師和他的夫人李元鏡老師的教誨，受益匪淺，終生難忘。同時，為他曾經是右派而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深深的可惜。他們的事跡感人至深，耐人尋味。

 

張克繼老師，1937年生，四川省閩中縣人，出身于書香門第，教育世家。他的父母親都是高中的數學教師。終身以教師為職業。只知道兢兢業業教書，規規矩矩做人，他弟兄姊妹5人，三男二女，他為老大。由于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和環境熏陶，姊妹5人都酷愛數學，熱愛體育。他們弟兄幾人，加上他們的妹夫們組成的家庭籃球隊，和縣籃球隊打球，經常是贏多輸少。讓當地人嘖嘖稱羨。他們都是大學畢業，而且是清一色的數學系。在當地實屬少見。1953年高中畢業，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西南師范大學數學系。那時他19歲，正是風姿瀟灑，書生意氣，風華少年。

 

西南師范大學是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他和李元鏡同在數學系，同在一個班。李元鏡也是四川人，長得漂亮，活潑好動，能歌善舞，在女生中成績名列前茅，在學校小有名氣。張克繼成績突出，有多方面的愛好。由于志趣相同，情投意合，兩人關系很快密切起來，并確定了戀愛關系。

 

1957年現代版的焚書坑儒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大字報鋪天蓋地，大鳴大放大辯論震動世界。這時正是張克繼、李元鏡畢業之時，一切都按預定計劃進行。畢業考試論文答辯都已進行完畢，凡念過師范學校的人都知道，畢業等待分配這段時間是練習板書的最佳時間。師范學校畢業出去是要當老師的，平時功課忙，沒有更多的時間去練習板書，乘著這一段空隙時間，都在大練特練，練板書都是信手亂寫，沒有什么目的，寫完就擦掉了。張克繼和幾個同學正在黑板上練字，滿滿的寫了一黑板，這時開飯鈴聲響了，幾個人匆匆擦了幾黑板擦便吃飯去了，情敵高某蓄謀已久，趁著他們未擦凈而離去，認為時機已到，在剩下的字中端詳了半天，用黑板擦左擦右擦，一陣忙亂，終于讓他擦出了一句不利于校領導的話。他頓時喜出望外，如獲至寶，靜靜地坐在教室里連飯也不去吃了，等同學們吃完飯三三兩兩的回到教室。有人問他為啥不去吃飯，他一臉冰霜如臨大敵，聲嘶力竭的大聲喊：我們班出現反標啦！這一喊大家如墜五里云霧，哪兒來的反標？他指著黑板上讓他擦出來的半句話，說：這就是反標。大家呆若木雞，愣住了。這件事驚動了校領導，校領導認為這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馬不停蹄，層層上報，其后自然是保護現場，找人破案。身為團支部書記的高某自然是成竹在胸，破案只是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張克繼的厄運從此到來，他渾身是嘴也說不清，跳到黃河也洗不凈，那時黨支部書記就能代表黨，誰反對黨支部書記，就輕輕的給你戴一頂反黨的帽子，團支部書記雖然不能完全代表黨，在沒有黨支部的班級里，團支部書記也是至高無上的。團支部書記發現并指證這就是鐵案一樁。就這樣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無情的戴在了這個年輕的大學生頭上，任你是大學的高材生，任你是跳高冠軍，任你是男籃主力，任你是學校的風云人物，這頂帽子比孫悟空的緊箍咒來的厲害，要不說你沒有千變萬化的能力，縱能千變萬化也無濟于事。

 

張克繼頭頂右派分子的帽子，手攜親愛的妻子李元鏡來到了榆林師范學校，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

 

榆林師范學校是原來的陜西省女三師。解放后改為榆林師范學校，是當時榆林的最高學府。教師都是分配來榆林的優秀大學生，生源來自區內各縣優秀的中學畢業生，師生相處十分融洽。張克繼和其他老師不能相比，他是發配邊關的右派，被人民改造的敵人，每月只拿28元的生活補貼，低著頭走路，夾著尾巴做人，人生的第一次搏擊，在政治上已經宣告失敗，人的生存本能告訴他，不管環境如何險惡，一個原則只有去適應。俗話說，愚蠢的人抱怨環境，聰明的人適應環境，偉大的人創造環境。歷史就是這樣無情，適者生存，不適應就會被淘汰，在理論上清楚了這樣一個道理，頭腦中產生了這樣的意志，行動上自然也就得心應手了。張克繼教數學，李元鏡教幾何，他們上課下課很少離開學校，除了教師和學生外，很少和外邊的人打交道。全區開運動會，張克繼獲得跳高冠軍，正要代表榆林赴省參加比賽，卻因右派卡了殼。打籃球是地區代表隊的主力，能夠代表榆林出外打球也是以后的事情，每當比賽結束，李元鏡已早早的買好水果，走出賽場手拉手的回學校去了，其他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經李元鏡多次斡旋，終于在3年后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總算回到了人民隊伍中，那深深的傷痕、無形的歷史印記是永遠難以彌合的。這也是他低調做人換來的巨大收獲。

 

正人先正己。當老師首先自己要有淵博的學識、良好的風范，才會贏得同行的尊重、學生的愛戴。榆師教書，中師班最好教，因為學生都在一個水平線上，最難教的莫過于短訓班、輪訓班，年齡各異，水平參差不齊，個別人30多歲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兩位老師根據不同的水平，采取不同的方法進行授課。課堂上教，課后輔導，不厭其煩，多層次推進，多種方法并用，不讓一個學生掉隊，不讓一個家長失望。短訓班一個學生數學考了20多分，幾何基本什么也不知道，可能影響到畢業。春節過罷，他從家里拿來一些米和肉，悄悄的送到張老師家里，夫婦倆明白他的意思，一番耐心的勸說，那位同學很不好意思的把東西拿了回去。畢業時數學、幾何成績都達到及格標準。受他們夫婦倆人格魅力的感召，那位同學和他們夫婦倆成為十分要好的朋友。一次我們班上數學課，剛好張老師感冒了，他坐在講臺上講了幾分鐘，然后說同學們自己翻開書看看吧，同學們打開書一看，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理解了這節課的內容。對數學課可謂精也，他講數學課有他自身的特點，首先連貫，瞻前顧后、點面兼顧，以簡馭繁，讓無數學生由此受益。李元鏡一曲金屏似的小調引得全校同學人人傳唱。張克繼的二胡獨奏“賽馬”時而悠揚婉轉，時而激情澎湃，掌聲不斷，好評如潮。那正是他內心情感的宣泄，和久已壓抑的精神折射。他們以克鏡的名義多次在數學學報上發表文章，編寫完成了《中學數學教程》、《中學數學輔導》等多種教學資料，被當時的教科書采用。

 

十年動亂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創傷是無法忘記的，在十年動亂中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大多數知識分子日子過的都十分艱難，不是冠以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一個曾經是右派的知識分子，處境更是可想而知。面對無情的批判，面對疾風驟雨一般的斗爭，面對今天還是坐在平靜書桌旁溫文爾雅的學生，明天則成為面目猙獰、翻臉不認人、失去理智的紅衛兵。他一臉茫然，滿肚子的狐疑，他們雖然自己沒有受到沖擊，但總是在膽顫心驚中渡著艱難的日子。

 

有一次，校長已經被批斗了三天三夜，這次批斗的中心議題是為落實一句話，有人揭發說，校長曾經在一次全體教師會上說：咱們是學校，教師主要任務是教書，學生主要任務是學習，書教好了，學生學好了，任務就完成了。這句話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應該是無可厚非的，但在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的弦越繃越緊的年代，有人認為這是要學校取消階級斗爭，攻擊社會主義。校長已經頭昏腦脹，怎么也不承認要取消階級斗爭，紅衛兵則說這就是要取消階級斗爭，并要求在交代材料上壓上自己的手印，雙方僵持不下，這時不知是誰出了個餿主意：讓張克繼老師說。這下可難壞了張老師。雖然校長平時對張克繼若即若離，敬而遠之說不上好，但此時卻是奄奄一息，豈能落井下石。這一邊是斗紅了眼的紅衛兵，說不到心坎里去，豈不是惹火燒身。平時很少在會上發言的他，似乎有些手足無措，本能的反應告訴他應該怎么說，經過張老師一番解釋，紅衛兵終于放棄了這場毫無意義、無休無止的批判，這是紅衛兵始料未及，也是老校長沒有想到的。一個學校有眾多派系，各持己見，各不相讓，互為仇敵，他總能以柔克剛，和誰也不為仇，和誰也不為敵，各派同學都很敬重他，他和各派都是好朋友。就這樣在反反復復、來來回回中渡過了一場浩劫。

 

十年浩劫已經過去，噩夢終于醒來，右派徹底平反，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這一英明論斷讓無數知識分子揚眉吐氣，年已半百的張克繼、李元鏡也是春風得意，沐浴著改革開放的陽光，以充沛的精力，百倍的熱情投入到新的教學之中。張克繼被評為榆林第一位特級教師，這一光榮稱號終于實至名歸，在教學之余夫婦又編寫出版了《高中數學題解》、《數學教學指南》、《高中幾何教程》等，其后夫婦倆同時調入陜西省教育學院任教直至退休。

 

 

 

 

 

 

 

 

 

 

 

梅花香自苦寒來

 

寇治才

 

我是陜西耀縣人，1937年2月出生于有著24口人的農民家庭，童年的艱辛和苦難，鍛造了我一生堅強的性格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對我的人生有著深深的影響。1956年我被保送上耀縣高中，后考入西北農學院農學系學習，畢業時被分配到定邊工作。在定邊工作生活的40年里，基本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參加工作起到1977年底，先后在何梁、路莊、姬畔、石洞溝、楊井、彭灘、棋桿山、向陽等社隊搞面上社教、人口普查、路線教育、整頓領導班子、三夏和三秋等工作。從1978年開始到1995年退二線，為搞業務階段（1991—1995年在縣委）；1999年退休至今，一直在家閑著，無所事事。

 

畢業分配

 

大學畢業分配時，按工作性質，每人填寫三個分配志愿。當時我填了科研教學、新疆石河子建設兵團和市縣農業系統。我們班的畢業生要分配在全國八個省區。凡是分配在邊遠艱苦地方的同學，系黨總支事先都個別談了話。我是唯一一個沒有談話的，內心感到高興。但在宣布畢業分配方案時，系主任宣布將我分配到了榆林地區，心里感到好大不高興。事后到系黨總支書記那兒去問，書記解釋說：“首先，應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因為你是班上團支部負責人，考慮服從分配沒有問題；三是畢業的同學太多，找每個人談話沒有時間。既然組織上這樣定了，方案也宣布了，不好再變了，就服從分配吧！按時報到”。還能再說什么呢？拿了派遣證，領了派遣費，在校逗留了兩天，整理一下行裝，和同學們相互交談，互相祝賀后就離開了我學習、生活了4年的母校。9月12日開始乘坐汽車赴榆林報到。沿途多雨，道路泥濘行走不便，歷時9天才到榆林。到榆林后，地區民政局的同志說：“你是關中人，定邊離銀川很近，回家方便；二是定邊在全區各縣中生活條件最好，為了照顧你，還是去定邊工作吧！”聽了后，我連一聲感謝的話也沒說，出了行署大院，直奔汽車站，乘車來定邊。

 

到定邊后，又將我分到了縣種子公司，當時縣種子公司在長城南街現在農技站的院子里，公司連我才4個人，一位姓曹的老經理，一位文書（關中富平人，我初中同班同學），一位會計，還有我這個關中娃。從此，在塞北高原上開始了我人生的另外一幕。

 

苦度生活關

 

我從小生長在關中，從來不吃羊肉。初到陜北，羊肉多，生活上是一大難關。

 

在榆林報到的當天下午，在食堂買飯，進門一看，牌子上有蒸饃和米飯，就順便將飯票買下，端上來一看，蒸饃是黃不黃黑不黑的，又很硬，咬了一口，沒有咽下，米飯也是黃的，吃了一口，感到粗糙，也難以下咽，只胡亂吃了幾口炒洋芋絲，放下就走。黃米飯對我這個學農的還是第一次見到，不知道是什么米做的？到定邊后才知道是糜子做的。到定邊報到后，在縣農業局上灶，第一頓飯是羊油炒菜，主食仍然是黃米飯。這可難壞了我，一進灶房，撲鼻而來的是一股羊腥味，究竟吃還是不吃，想了半天，還是硬著頭皮吃吧！菜一口未吃，硬掙扎的吃了幾口米飯，肚里感到仍然很餓，到街上去買面包和餅干吃。一問面包沒有，只有餅干。七角錢買一盒，回到房里打開一看，餅干仍然又黑又硬，但還有點甜味，能湊合著吃。就這樣，不在灶上報飯了，整天買吃餅干，喝開水。不多幾天，嘴唇干裂，實在難受。我的同學給我講：“這個地方羊肉多，也好吃，不吃羊肉怎么生活呢？得下決心學著吃，時間一長就習慣了”。就這樣，又開始在灶上吃飯了。可好剛上灶的第一頓飯是燉羊肉。我閉著氣，硬咽下一口，覺得胃里有點不舒服，想吐，硬忍了忍，趕快吃了幾嘴米飯覺得好點了。就這樣，慢慢的，一點一點，一次又一次，時間長了，能吃下去了，并覺得再沒有什么不舒服感覺了。生活難關總算熬過來。所以說，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并不是一開始都是一帆風順的，問題是如何面對現實，下決心去戰勝它，勝利了就成功了。世界上從來沒有什么事情是不可戰勝的。

 

下鄉的點滴感受

 

在長達14年的行政下鄉工作中，雖然在業務上沒有多大長進，但對影響和制約定邊農業生產的一些問題，有了一定認識：因人為的亂墾濫牧，自然植被慘遭破壞，生態平衡嚴重失調；天旱少雨，十年九旱；風多沙大，土壤風蝕、沙化、鹽堿化和水土流失嚴重，土地貧瘠，農業產量低而不穩定，靠天吃飯，收成沒有保證，群眾生活困難。但定邊的農民淳樸、勤勞、厚道。在這樣的生活環境里，世世代代，默默無聞，執著地，苦斗著，生活著。這種精神實在是難能可貴，它深深地教育了我，感動了我，我還有什么理由不安心在這里工作呢？

 

在4年的大學里，僅僅從理論上學了一點點膚淺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如何能應用到當地農業生產實踐中去，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和空間。這一點點知識和農業生產上博大精深的奧秘相比，實在是太少了，太膚淺了。要干就得從頭學習。要干好，就得到大自然里去學習，到農業生產實踐中學習，放下架子向勤勞智慧的農民群眾去學習。不斷探索，邊調查，邊實驗，邊總結，邊提高�？梢赃@樣講，我的許多知識，包括一些邊緣科技知識，是在幾十年的生產實踐中學來的，是向農民群眾學來的，是向書本學來的。而且是越學越想學，越學越愛學，從而堅定了我學農愛農的信念和決心。

 

工作中的收獲

 

自工作以來，先后主持并直接參與農業技術引進、試驗、示范，推廣農作物新品種26個；推廣了兩雜制種、間作套種、抗旱耕作、土壤培肥、配方施肥、地膜覆蓋等技術22項；編寫了農作物遺傳育種、田間試驗方法、土壤肥料、旱作農業技術以及小麥、玉米、高粱、糜谷、蕎麥、油菜、胡麻、向日葵、洋芋等農作物栽培技術教材14份；撰寫了比較有價值的如《定邊干旱的理論與實踐》、《對我縣農業生產的幾點認識及對策》、《定邊干旱的成因及幾種耕作措施對土壤水分的影響》、《旱作農業技術》、《三墑兩抗一培肥的旱作農業技術總結》以及對武峁子公社《依靠科學技術，狠抓旱地農業》、《推行旱作農業技術，糧食連年獲得豐收》科技論文、調查報告等9篇；主持了全縣第一次農作物品種資源普查；第一、二次土壤普查、農業區劃和省政府《陜西省長城沿線風沙區磚井鎮林牧業科學實驗基地》的實施工作；組織考察、論證、立項和親自參與技術指導《定邊縣蕎麥商品生產基地》和全省《優質油料寧亞十號胡麻生產基地》建設等項工作。

 

其中《定邊干旱的成因及幾種耕作措施對土壤水分的影響》一文，獲地區科技論文一等獎，1982年被省作物學會和耕作栽培研究會收編入全省《論文選編》第一集；《對我縣農業生產的幾點認識及對策》一文獲榆林地區科技論文二等獎；主筆撰寫長達22萬字的《定邊縣土壤、土地類型及改良利用》一書，得到了省驗收專家組的一致好評（后因經費問題未報成果獎）；主筆撰寫的《陜西省定邊縣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業綜合區劃報告》獲區劃成果二等獎；《陜西省長城沿線風沙區磚井鎮林牧業科學實驗基地》，1990年省、地第一次驗收后獲國家科委、省政府“陜北科技扶貧開發獎”和榆林地區科技進步一等獎；1995年第二次驗收后因故未直接參加省上的科技進步論證會而評為三等獎。

 

自參加工作以來，先后受國家科委、省政府、省政協、省科委、省科協、省區劃辦、省農業廳等八單位，地委、行署、地區科委、科協及縣委、縣政府、縣政協等各種獎勵16項。

 

編寫了大量的培訓教材和科普宣傳資料，為鄉鎮兩級培訓了一大批專業技術人員和農民技術員。縣“五七大學”農作班的學生，1984年經省上統一考試，參加考試的31名同學除1名未錄取外，其余30名全部正式錄取并分配工作。這些學生至今有的在市級單位，有的在縣級單位，有的在鄉鎮，有副縣團級，有正副科級，大都成了單位的頂梁柱。

 

 

 

 

 

 

 

 

 

老牛自知夕陽晚  不用揚鞭自奮蹄

 

劉牧春

 

我是西安市人，1968年由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畜牧獸醫系畢業分配到定邊縣。先后在縣畜牧獸醫站等單位工作，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98年晉升為高級畜牧師。幾十年來，我始終以一個普通的畜牧獸醫工作者的身份，默默奉獻，勤懇工作，下鄉走村，為畜牧救死扶傷，為培養基層畜牧獸醫工作者而嘔心瀝血，老百姓喜歡我，是因為我樂意為他們服務，隨叫隨到，從不借口推托。

 

我秉承了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采取的“讀書—求職”正統之路。上大學學的是畜牧獸醫專業，一生矢志不改初衷，從不見異思遷。文化革命中身背藥箱走四方，把在大學學的專業知識用到實踐中，從事著綿羊改良、防疫、治療等普通業務工作。我縣辦起“五·七”大學后，我一直擔任主講教師，培訓基層畜牧獸醫人員，出了很多學員，現在有人見了稱劉老師，我竟然忘了人家姓名。

 

文革結束后科技工作出現了勃勃生機，我調到草原站創建了草原站歷史的輝煌，走出縣域，與全國許多草原科研院所建立業務聯系。我的首篇論文“建草場對鹽堿草場的影響”，1979年在《陜西牧醫通訊》第一期上發表。此后國內許多刊物紛紛來信約稿。

 

我的人氣、文章、業務能力被時任定邊縣科委主任的張震華同志所賞識，1991年3月，我調到定邊縣科技情報所，參與“陜西省長城沿線風沙區磚井綜合科學實驗基地”項目的實施工作，在技術實施組中排名第三位。技術實施組在各方大力配合下，營造防風治沙林35360畝，種植檸條36530畝，種植白刺18800畝，改良草場56350畝，推廣輪作經濟草田21350畝，劃管更新白刺灌叢草場35000畝，推廣快速養豬2.5萬頭，規范化養羊10萬只，使畜牧業總產值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240萬元增加到1995年的613.1萬元，增長率為255.6%。通過鑒定驗收，認為經濟效益顯著，起到了示范先導作用。榆林地區行署1996年8月授《陜西省長城沿線風沙區磚井科學實驗綜合示范基地》項目，科技進步一等獎。陜西省人民政府1998年8月授《陜西省長城沿線風沙區磚井科學實驗綜合示范基地》項目，科技進步三等獎。

 

我從1991年到1995年參于實施《生態農業建設示范》項目，在技術實施組排名第三位，該科研項目在磚井鎮實施。通過建設實施，取得了明顯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林草覆蓋率由1990年42.6%提高到1995年的48.7%，使草原超載率由1990年13%下降到1995年7.6%，初步控制了流沙移動和水土流失。1995年社會總產值達2624.8萬元，實現了人均千斤糧、千元錢的宏偉目標。經省農業廳驗收達到合格標準，獲1997年度陜西省農業科技推廣三等獎。

 

我每年都組織參加“科技下鄉活動”，作專題發言，撰寫論文。其中《建設白刺灌叢草場的初步試驗》被《榆林科技》1999年第一期刊載。為了配合我縣封山（灘）禁牧工作，匯集自己幾十年關于舍飼養羊的經驗和體會，針對定邊縣養羊業存在的實際問題，編寫《舍飼養羊技術手冊》，由縣科技局打印5000份，下發到廣大農村，使定邊縣舍飼養羊和封山（灘）禁牧工作得到了健康有序地發展。

 

我是一個非常愛書的人，買書、讀書、藏書、愛書成癖。有人曾贈我一幅對聯：人為求知瘦；家因購書貧。對借出去的書，必須索回。有人說我小氣，我也不以為然。2005年我退休后被聘入老科協，適逢定邊縣圖書館落成，老科協倡導向圖書館捐贈圖書活動，我立即捐贈各種圖書200多冊，為書香定邊做出貢獻。

 

2008年開始，老科協組織實施GHFM生物技術試驗推廣工作。我負責EM生物菌劑養豬、養兔試驗，一絲不茍地按要求實施，經常深入實際觀測記錄并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使試驗工作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達到預期目的。養豬業在大局不景氣的形勢下，每頭豬實驗組比對照組增值25.10元到167.00元。EM生物菌在養兔試驗中，參試商品兔1065只，試驗比對照增重1920公斤，增值46000多元。此項試驗為GHEM生物技術在我縣推廣應用做出了貢獻。

 

2008年受“三鹿奶粉事件”的困擾，加之世界金融風暴襲擊，我縣乳品行業遭受空前未有的挫折，產品積壓滯銷200多噸，市場萎縮50%，沉淀資金500多萬元，潛在虧損200多萬元。乳品廠資金斷鏈，欠奶農奶款400多萬元，欠職工工資20多萬元。奶站收不到鮮奶，奶農的鮮奶賣不出去，造成倒奶和用牛奶喂豬喂狗現象。我自發進行調研，日夜奔走在奶農家、奶站和乳品廠，了解疾苦，商量對策，撰寫出了《定邊乳業的現狀與發展對策》一文，印發到各有關單位，并上報縣人大、縣政府，幫助企業走出困境，共克時艱，應對經濟危機。這篇論文被《榆林科技》2009年第三期刊載。

 

孟子在《勸學》中有名句：“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人備焉”。一點一滴平凡小事，積累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自我。我經常用葉劍英元帥有名的詩句：“老夫喜吟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來自勉�？h科協推薦我為優秀科技工作者，我不在意受到什么獎勵，而是為了證明老科技工作者在有生之年還有著人生的價值，還有余熱可發揮，還有著值得年輕人學習的美德，還有閃爍著的熠熠光輝。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

 

 

 

 

 

 

 

 

 

相伴農機四十年

 

朱   杰

 

我是江蘇睢寧縣人，1959年畢業于陜西省農業機械化學校，響應黨的號召，自愿申請來到塞北榆林地區。時間如流水，轉眼40多個春秋，在這40多年中，我熱愛農機，把青春年華全部貢獻給定邊農機事業�；貞浂嗄甑目萍脊ぷ�，自己感到欣慰，沒有辜負黨、祖國和人民的培養和希望。

 

培養農機人才

 

我到榆林不久，就被分到榆林地區魚河峁農業機械化技工學校任教，1960年為我區培養出150名農機技術人才。1962年調定邊縣拖拉機站擔任技術員，白天工作，晚上給駕駛員上課，傳授科學技術。1969年到石洞溝鄉農機站當站長。當時正是農業機械化、水利化興旺時期，拖拉機和柴油機迅速增多，機手缺乏，技術不佳，機車趴窩的較多，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不但自己帶著工具走村串戶邊修邊教外，還建議鄉政府，從1971年冬季開始，每年入冬利用兩個月時間培訓全鄉拖拉機駕駛員和柴油機手。合理化建議得到采納，大搞農機培訓就這樣開始了，6年時間共培訓農民技術員1000多人次。從此機手對使用、保養、維修等技術逐步提高，機車的完好率、出勤率和班次效率都大有提高。1976年調定邊縣“五七”大學擔任農機班主任和主講農機教師。三年來，吃住在校，親自動手，翻閱資料、編寫教材，繪制掛圖，自制教具，按時上課，深入淺出，耐心講解，直到學員弄懂為止，上課實習由我一人獨當。三年共培訓農機技術人員150多人，這些學員回到各鄉鎮，都是各拖拉機站的骨干。1979年調農機局任農機班教師，1989年調農機管理站，1994年調農機化學校專搞培訓和輪訓，直到我退休后有時還到學校搞培訓。同時主動給領導當參謀，想盡千方百計搞好農機科技知識普及和提高。農村生產體制改變后，我的教學形式也跟著有所變化，集中學與分散學相結合，學校學與以師帶徒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幾十年來，年年完成培訓任務，培訓各類農機技術人員近兩千人次，多次被省、地縣獎勵。1988年在做本職工作以外，又被定邊縣職業中學聘請為汽車班教員，為50名學生講制圖和修理課程，得到社會上的好評。在農機管理站時，又培訓農機人員節油器、小型馬力測試儀和不拆卸檢查儀的使用安裝和調整的方法，達300多人次。在農機化學校時對學員培訓玉米播種機和玉米鋪地膜機的安裝、調試、使用和故障排除的方法，授教學員100多人次。

 

國家興旺，教育奠基。農機事業也是如此，沒有大批的農機技術人員，農機事業是發展不起來的。這些技術人員必須通過技術培訓才能不斷提高。

 

推廣農機科學技術

 

1964年，定邊縣新成立機械化草原工作站，全套設備有：鏈式拖拉機、五鏵犁、41片圓盤耙、鎮壓器、24行播種機和收割機等，這些農具當時此地還沒有人用過，所以我就積極主動安裝、調試，培訓駕駛員如何正確使用新式農具。兩臺東方紅—54型拖拉機，每年完成耕、耙、播、收機械化作業，達兩萬多畝，我都跟班勞動，既是技術員又是駕駛員。1983年秋，帶領全縣農機專干去關中學習節油新技術，回來自畫圖親自動手改裝。在改裝推廣加油泵加油時，將進油管加密封套裝置，和粗細濾清器芯子裹衛生紙或綢子，凈化柴油效果顯著。在推廣金屬清洗劑時，我親自動手為農機員作清洗示范，并講解使用和保管知識。幾年共推廣6000斤清洗劑，可節約很大數量的清洗用油。1988年在推廣半精量播種機時，我就及早地把樣機取回，安排給石洞溝、海子梁兩鄉農機管理站試播，并按時做好試播記錄，整理上報，現已大量推廣使用，深受群眾歡迎。在推廣130型收割機時，我親自下農村，安裝好樣機，和機手做好試割，按時總結經驗，匯總上報，并給縣領導同志作示范表演，他們都異口同聲地稱：“好”。130型收割機在定邊境內很快得到廣泛的推廣應用。在1990年，推廣減煙節油器近300個，每個每天能節約柴油1—3公斤，效果顯著。同時還推廣使用小型功率測試儀和不拆卸檢查儀及新技術修理拖拉機，都受到駕駛員的好評。在推廣小麥溝播機時，我親自參加播種，1992年一臺播種機就播種1200畝，提高產量20%。同年又到山西省買來玉米播種機和玉米鋪膜機各一臺，親自安排、調試、播種、鋪膜。除播種機有點漏播外，鋪膜機鋪膜質量最好，群眾非常歡迎，共播種、鋪膜250畝，提高產量30%左右。

 

在此期間得到國家農牧漁業部“長期堅持技術推廣工作榮譽獎章”和“榮譽證書”。1990年又榮獲“陜西省科技推廣年活動先進工作者”稱號。

 

新產品新技術要想打開局面，銷售全國，得到較高的效益，必須要進行宣傳和推廣工作。農機新產品新技術，更是如此，要爭取農民群眾認可，只有見到效益，他才買你的機器。所以，農技推廣工作是我們農機人員一項光榮任務。

 

科學管理農機

 

我是學農機的，我熱愛農機。如何管好用好農業機械，提高農機技術狀態和機具使用率，延長機器的使用壽命，是我過去終日考慮的一個問題。搞好農機科學技術管理應抓什么？如何抓？根據我多年實踐摸索及借鑒外地的經驗，搞好“機車保養升級賽”是機務技術科學管理工作行之有效的好辦法。1983年在我建議和指導下，全縣開展了第一次保養升級賽活動�；顒又�前，召開了全縣農機專干學習班，我親自講解“保養升級賽”的重要意義及堵油、水、氣“三漏”的具體解決方法。參賽大中小型拖拉機435臺，評出甲、乙、丙三等級機組，甲級車給予掛紅和獎勵。這年機車的“三率”有顯著提高。1989年我被選聘為管理站站長，我首先抓農機技術科學管理。教育全站技術人員，樹立搞好農機技術科學管理的思想。從1989年開始，在5年時間內，每年都帶領技術人員下到各鄉鎮搞“保賽”活動，機車參賽率達95%以上，拖拉機基本達到不漏油、不瘺水、不瘺氣、油凈、水凈、空氣凈、機車技術狀態完好的要求。機車完好率、出勤率和班次效率均提高30%左右。1991年地區農機局又在石洞溝鄉召開全區農機局和農機管理站領導參加的“農機”保養升級賽現場會，我們的經驗推廣全區。由于我的信心大、干勁足，在機車技術科學管理上成績顯著，被地區農機局評為先進個人。

 

撰寫論文，研討農機奮斗目標

 

有了方向，才有奮斗目標。而定邊縣農機事業，在過去只是按上級的一般指示來搞機械化，能否適應我縣情況，那就不一定，例如過去要求鄉鎮建立拖拉機站，就連山大溝深的張崾先、白馬崾先和胡尖山鄉都建立起機站，買了大型拖拉機。由于山大溝深，道路不平，土地面積不適合大型拖拉機作業，結果機站無事干，機車放著爛，人員思想散，國家賠了錢。此種情況，再不能繼續下去，非改不行。根據我多年農機工作經驗和定邊縣的實際情況，結合中央、省地對農機系統的方針、政策，參考1982年全縣農機技術普查材料，寫出“定邊縣農機技術典型報告”；參照1983年全縣農業資源調查和農業區劃報告，寫出了“定邊縣農業機械配備方案”和“定邊縣農業機械化區劃報告”；1988年寫出了“定邊縣農業機械化發展規劃”；1995年寫出“定邊縣農業機械化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農機“區劃報告”獲省區劃委員會成果二等獎。

 

1989年我被任命為縣農機管理站站長后，下定決心要把農機管理站整頓好，建立健全工作、學習、財務、生活等各種規章制度，職工們按各自的優勢，有的承包，有的留站，心情舒暢地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著。三年來帶領全站職工奮力拼搏，完成或超額完成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改變了過去落后面貌，被地區農機局命名為“先進農機管理站”。

 

我現在雖然已退休，但要自強不息，老當益壯，在定邊縣老科協的領導下，與時俱進，開拓進取，更新觀念，調查研究，抓住機遇，強化服務，繼續為我縣農業機械化事業的發展奉獻余熱。

 

 

 

 

 

 

 

 

 

 

 

丹心獻林業  汗水染綠洲

 

孫萬仁

 

我叫孫萬仁，男，漢族，1942年7月10日出生在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原錦西縣）張相公屯鄉田屯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62年錦西農校畢業，林果專業。本應6月份畢業，由于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提前兩個月畢業，以后學校就撤銷了。1962年4月分配到錦西縣虹螺山國營林場工作。主要是山地造林、人工林及天然林撫育管護。兩年后調到錦西縣山神廟子鄉（當時是人民公社）林業站工作，負責全鄉造林育苗林業生產技術和下鄉等工作。

 

1965年3月，陜西成立林業建設兵團第一師，國家林業部從遼寧省抽調200名林業技術人員支援西北林業建設。響應國家的號召，我就來到陜西。當時調到一師四團三營九連任技術員職務，住在定邊縣學莊鄉呂小灣村農民舊窯洞里，工作任務就是種草、種檸條、挖窯洞。生活很艱苦，吃不慣陜北的黃米飯，喝不慣地窖里的水。因為一連隊100多人，都是借用農民家的舊窯洞住，為了解決住宿問題，全連指戰員都自己挖窯洞。1965年6月我被調到一師師部規劃設計隊工作，任務是規劃各團、營、連的生產基地、規模、范圍、居住地點、道路交通等。兩年多的時間，走遍了定邊、靖邊縣各林場、農場，見到了毛烏素大沙漠，看到了白于山區，黃土高坡，都是一望無際，沒有邊緣，沙漠上是光的，黃土坡上也是光禿禿的，什么植物都不長。風吹沙子跑，下雨黃土被沖走，水土流失嚴重。也走過黃龍山、橋山、黃陵山林區。到處都是密林，大部分是天然林，灌木叢生，山大溝深。大片的荒草地需要改造更新。規劃設計隊通過實地勘測，給師、團找到了造林用地、育苗用地和居住用地，道路交通施工設計，最終完成了各項任務。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進行到了高潮，師部各項工作暫停，部分人員分到各團工作。我分到四團生產科工作（就是東坑原新橋農場），任務是修建新橋水庫防洪道水渠，兩條主干渠和水庫迎水面全部鋪石板，目的是保護水庫安全防滲。

 

1972年林建師解散，供給制人員都調到華陰三門峽農場工作，工資制人員全都留在當地工作。我被調到定邊縣亂井子機械林場工作，這個林場是全縣唯一的機械化林場，施業面積9萬余畝，土地類型屬于沙地、堿灘地、蓋沙堿灘地。

 

機械化造林從亂井子林場開始，經過幾年的試驗和實踐，取得了優異成績。機械造林的特點是：進度快，栽的整齊，深度一致，土壤鎮壓實，成活率高。作業時，一臺鏈軌拖拉機可以帶兩臺植樹機，一次完成兩行，每小時可植樹20—30畝，適用于機械造林的樹種有楊樹、榆樹、沙棗、紅柳等高桿樹苗。經過幾年，造林成果好、成活好、生長好。鋤草撫育也可以機械作業，比如：杜井劉二臺村2000余畝的榆樹造林，成活率92%；侯火場村東沙楊樹造林成活率達95%；張梁南梁村楊樹和榆樹混交造林成活率達93%；楊油坊村堿灘地紅柳造林成活率達96%。機械化造林適合在較平坦的地塊，雜草大的地塊和硬土地上，搞機械化造林需要提前整地，以保證土質松軟，蓄水保墑。

 

上世紀七十年代造林苗木很缺，大部分地塊造林用苗是就地取材，有什么苗造什么林。沙柳、旱柳、楊樹桿平茬下來做造林材料，進行埋桿造林，成活低、效果差、生長不好。1980年我們調進合作楊、速生楊、新疆楊、沙蘭楊、二白楊等優良樹種（耐干旱、耐寒冷、生長快）開始育苗。幾年后，解決了造林沒有苗子的難題。同時還搞水桐樹實生苗，落水播種育苗，樟子松、沙棗、紫穗槐播種育苗。每年育苗120余畝，產苗200萬株，徹底解決造林用苗的問題，除過本場造林用苗外，大量苗子向外調出，支援各鄉、村造林。

 

1983年至1986年底，我在定邊縣長茂灘林場工作，任場長，林業工程師職稱。這個林場總面積26萬多畝，大部分是連片的大沙漠，沙丘高大，移動速度快，一望無際的大沙漠。沙地的特點是：干旱少雨、無植被，多數屬于流動沙地，流動快，風蝕嚴重，直接造林成活率低，保存率更低。有造林不見林現象，就是栽的樹被風吹倒，吹跑了。據觀察記載，沙丘受風力作用每年向前移動3—5米，根據這一類型的土地，我們的造林辦法和造林經驗是：在流動的沙地上造林，必須采用搭設防風障蔽的措施，障蔽分為活障蔽和死障蔽兩種，搭設障蔽的材料很多，有沙柳、沙蒿、麥草等，這些都可就地取材。障蔽固沙造林是防風固沙的關鍵技術措施。它的作用是攔腰削頂，降低沙丘高度，障蔽間形成很多小的平臺地，障蔽固沙后在行間造林成活率高。一是沙子不流動，有雜草生長，栽樹后不被風吹倒；二是沙地表層有20公分厚干沙層，以下水分保持好，沙子含水量高。搭設障蔽只能搭在沙丘的2/3處以下，按沙丘走向帶狀排列，障蔽帶間3—5米，帶間造林的樹種有楊樹、柳樹、樟子松、紫穗槐、踏郎、花棒、臭柏等。

 

1987年至2000年，我在定邊縣長城林場工作，任場長，林業高級工程師職稱。長城林場地處縣城東南，離城市較近，總面積22萬畝，四周與城關鎮、賀圈鎮、磚井鎮、白泥井鄉、周臺子鄉、鹽場堡鄉土地相接壤。這塊林業用地的特點是：周圍居住群眾多，飼養放牧的牲畜多，地界糾紛多，風多，干旱少雨，造林成活難，管護難，保存更難。在這樣的地形條件下造林取得了顯著成績，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是采用干旱地造林技術，提高造林成活率。1、提高造林苗木質量，培育苗木本身抗旱能力（旱地造林不用大水大肥培育出來的苗子），適應性強；2、細致整地蓄水保墑，特別是在草灘地、硬梁地塊造林前，整地更為重要；3、合理密植，采用喬、灌、草相結合的辦法，混交林，不搞純林，有利于水肥條件供應，并能減輕病蟲害的發生；4、抗旱造林的幾種方法：①實施截桿造林，能減少苗桿地上部分水分蒸騰及消耗，避免風吹苗木擺動。②適當深栽，沙土地干旱表層15—20公分，深層水分好，適當深栽比較耐旱。③采取雨季、秋季造林，適合雨季造林的樹種有檸條直播造林，油松小苗造林，樟子松帶土造林。沙柳、紅柳秋季埋桿造林成活率很高。二方面是管護好林木，保證林木正常生長，造林不管林，等于白造林。多年來我場有一支較強的護林隊伍，他們“以場為家、以林為業”，能堅持工作崗位，特別是在定邊縣城附近馬蓮灘一帶護林難度大，有一塊4萬余畝的人工林，有楊樹、柳樹、沙棗樹、沙柳、踏郎、花棒等混交林，由于管護的好，沒有受到人、畜破壞，撫育及時，生長茂盛，現已經成林成材，形成一塊綠色的屏障，一個綠色景區，供人游玩、散步。三方面是堅持長期育苗生產，增加收入。造林必須育苗，沒有好的苗子是沒有辦法保證造林成活率的，育苗是主業，但育苗也能創收。過去育苗是有任務的，按下達任務的樹種去完成育苗，是大鍋飯的做法，沒有成本核算，所以步子小，苗子生產很慢。1988年以后實行職工承包育苗，按產苗量計算報酬，發揮了職工積極性。在育苗樹種上也有了改進，引進很多新樹種，新疆楊、樟子松、國槐、側柏、檜柏、臭柏等，不但大面積造林能用，還可以用于綠化工程�？傊�，長期育苗沒有間斷，每年生產出大量的苗子，支援造林，職工經濟收入也增加了，推動了定邊林業事業的發展。

 

 

 

 

 

 

 

 

 

扎根靖邊五十年

 

實實在在為群眾

 

鮑登發

 

郗伯良，1937年5月出生，陜西華陰人，中共黨員。1961年西安醫學院醫療系本科畢業后，被分配到靖邊工作。曾先后在靖邊縣醫院、楊橋畔、梁鎮、青陽岔、小河、石窯溝、鎮靖、新農村等鄉鎮衛生院工作�，F已年過古稀，退休在家，但仍自辦診所，為群眾看病。他是中西醫結合副主任醫師，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員，中華醫學會榆林地區分會理事。當地群眾夸贊他說：“郗大夫是個大好人，學的一手好本領，扎根靖邊五十年，實實在在為咱老百姓！”

 

郗伯良為人實在，工作認真。五十年來他實實在在為靖邊人民行醫看病，勤勤懇懇在靖邊救死扶傷，為靖邊的醫療事業做出了貢獻，獲得了成就。

 

上世紀60年代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安家，祖國要我守邊卡，打起背包就出發……，郗伯良同志就是這樣一個服從分配、聽從指揮的老實人。他剛分配到靖邊時，先被分配在縣醫院工作，可是沒多久，公社衛生院需要人，他就被調往楊橋畔、梁鎮公社衛生院。后來縣醫院又需要他這樣的人才，所以他又被調回。不久鄉醫院又缺人，他又被調到小河、青陽岔、鎮靖鄉醫院。就這樣來來回回三上三下，抽來調去�？墒遣还茉诳h醫院還是地段醫院、鄉醫院，他都毫無怨言，總是兢兢業業、認認真真、實實在在地為群眾看病，盡最大努力減除病人痛苦。靖邊縣醫院的同志說，凡是吃苦的事都少不了他。這話一點也不假，他就是這樣一個吃大苦、耐大勞的人。上世紀60－70年代，紅墩界、黃蒿界發生鼠疫、炭疽病疫情，情況很危急，人心惶惶�？h上組織醫療隊下鄉，抽調人員時，有些人知道這種疫病有危險，不愿意去，有的人甚至和醫院領導大吵大鬧�？墒钱旑I導提出讓他去時，他二話沒說，就隨著醫療隊下疫區去了，并積極觀察、治療、噴灑藥劑，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每年冬季征兵，對新兵的身體檢查工作，也都很自然地分給了他，年年都有他。那時交通極不方便，縣長、書記下鄉都騎馬、騎騾子，一般干部只能步行。尤其南部鄉區，山大溝深，行走一天的確夠苦夠累�？墒菫榱税磿r完成任務，有時不得不踏著厚厚的雪，迎著寒冷的風去趕路。一到目的地，又不得不馬上開始工作。征兵年年在冬季，他年年要遭這樣的辛苦罪。

 

有一年春季，席麻灣、石窯溝等鄉發生了小兒麻疹，他又被抽調到下鄉醫療隊之中。一路上，他看到山上、路旁丟棄了很多病死的孩子尸體，心里很是難過，感到身為醫生的責任重大，心想一定要抓緊時間多治好幾個孩子。每到一鄉都由鄉長或書記親自帶領，走村串戶，逐家調查、看病。早上飯上午吃，上午飯晚上吃，有時竟沒功夫吃飯。就這樣多少天奔波、勞累，有多少患麻疹的孩子治愈了，有多少將要死亡的孩子被挽救了。孩子的家長們送來一面面錦旗、牌匾，感謝他們，贊揚他們，稱他們是華佗再世，是妙手回春的好醫生。

 

當時在石窯溝，一個孩子因出麻疹過早地服用了土法子藥物，結果起了反作用，郗大夫趕到時已奄奄一息。他立即開始搶救，又是打針吃藥，又是按摩，娃娃慢慢蘇醒過來，這個娃娃就是現在已有孫女的民營企業家王永紅。現在每到逢年過節，王永紅都要來拜訪他，感謝他的救命之恩。

 

他是實在人、老實人，看病實在、認真、精益求精。在他跟前買藥人放心。不論窮富、不分貴賤，只要到他跟前看病，他都下功夫，積極想辦法給予治療。

 

有個叫張伯劉的人，得了“嗝氣痙攣”，走過西安，上過銀川，吃藥打針無數，但還是治不好，最后求到郗大夫門下。病人對他說，方子想遍，死了無怨，你就給我治一治。他細心觀察，了解病史和病情，對癥下藥，最后奇跡般地將病治好了。病人感激地說：“大地方都治不了的病，郗大夫給咱治好了，真是神醫啊！”

 

關路畔一個姓王的小孩子，抱到診所時，只有出氣沒有進氣，很危險。接病人時他感到非常為難，不治吧娃娃命在旦夕，治吧沒多大把握。可是那人一再懇求，說他已走了很幾處醫院，都不接收，就盼你救救他的命。他是個軟心腸人，看到病危的孩子，聽著家長著急可憐的懇求，他給孩子打針、吃藥，精心觀察、細心治療。第二天那人急匆匆趕來，高興地說：“郗大夫，我孩子有救了，自你看過，孩子眼睛也睜開了，氣也不喘了，有救了、有救了！”孩子病情開始好轉，他又開了些藥，治了幾天，就這樣挽救了一個瀕臨死亡、無人治療的小孩的生命。

 

他有高超精湛的醫療技術，為人又厚道，看病很認真，工作負責任，是一名醫德高尚的醫生。在靖邊這塊土地上，診治了無數疑難雜癥，治愈了無數病人，挽救了無數病危的大人、小孩。人們感謝他，給他送錦旗，掛牌匾。他說，你們不要這樣做，我是醫生，醫生就是治病，只要把病人治好了，什么都好了，再不要費心花這些錢。

 

郗伯良大夫來靖邊時，還是個風華正茂的年輕大學生，現在兩鬢銀白，年愈古稀。退休后仍然留在靖邊，自辦診所，繼續為群眾治療疾病，減除痛苦。大兒子的對象是銅川人，結婚后親家想把兒子工作調到銅川，是他給兒子、兒媳和親家做工作，把兒媳調到靖邊。小兒子愛人是西安人，訂婚時就提出在西安居住一個條件，也是他們老兩口作細心說服工作，把小兒媳接到靖邊。郗伯良常給孩子講：“靖邊這塊土地養育了我和你媽，養育了你們。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我們不能忘了這塊熱土和這里的鄉親父老，一輩子留在靖邊，一輩子為靖邊人民服務，這就是我對你們的要求。”郗伯良同志是一個實實在在扎根靖邊的人，目前他的孫兒已上中學，他們一家三代成了真正的靖邊人。

 

他愛好看書，尤其是有關醫藥方面的書，他看得非常認真。夫人李菊芬也是醫務人員，對他也很支持，一見他看書就不去打擾。他也常說，要活到老學到老，咱是當醫生的，就要多看這方面的書，做這方面的事，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沒有一個醫生一生下就能成才成名，要當好醫生就要不斷學習吸收“營養”，不斷總結經驗，將自己的臨床實踐和書報上看到的知識結合起來，分析、研究、創新，才能更好地為病人看病。

 

他是一個好醫生，一個不斷進取的人。1976年，他在榆林中西醫結合高級班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中醫理論，此后又多次參加省上舉辦的“呼吸衰竭”、“心臟急癥”等學習班。1991年又參加了“廣州副主任醫師知識更新班”，提高自己，充實自己。他特別擅長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診治疾病，在醫療實踐中對腦血管病的診治有獨到見解，并用自擬中藥方劑“平肝熄風”、“滌痰開竅”、“活血化瘀”，加西藥降顱壓，治療腦出血，能促進患者清醒，而不拘于見血止血。此治療經驗曾于1993年在全國疑難雜癥診治學術研討會上交流。對腦血栓的治療，其有效率在90%以上。他對消化系統病癥的治療也很特長，用自擬“潰瘍1號湯”治療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病，止痛快，潰瘍愈合迅速；對各類型肝炎治療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療效顯著；對慢性腎炎的治療，用中藥能快速消除尿中蛋白，取得可喜成效；對糖尿病用藥治療，可使血糖迅速恢復正常。

 

由于他高超的醫療技術和特殊的治療方法，1986年榮獲榆林地區行政公署頒發的“振興榆林”榮譽證書；1999年被世界華佗醫藥研究院、國際華佗醫藥研究會、國際華佗醫藥雜志社評為“當代華佗”；2000年《當代中國名醫特醫》評選工作委員會授予“1999年到2000年度世紀名醫”稱號；2000年香港現代醫學研究中心授予“紫荊花杰出醫學成就獎”。其論文“中西醫結合治療腦血栓病95例臨床體會”一文，在第五屆國際中西醫結合優秀成果交流研討會上榮獲優秀論文金獎。2001年2月獲世界傳統衛生組織頒發的“WTHO條塔莫尼卡明人才基層杰出醫生獎”。他在醫療界的突出貢獻、顯著業績，已先后被《中國高級醫師咨詢辭典》、《中國當代高級醫師大全》、《世界優秀醫學專家人才名典》等十余部大型辭書收錄。

 

 

 

 

 

 

 

 

 

 

 

肝膽相照  難忘故人

 

郭延齡

 

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自退休后，我經常思念靖中初創時期的同志、朋友，尤其是英年早逝的幾位，其中周寶民同志和我私交最深，對我影響最大。

 

周寶民同志，陜西洋縣人，靖中數學教師，歷任教研組長，教導處副主任、主任。他于1957年參加工作，比我早來靖中一年。他也是無條件服從分配來到陜北的。不過他來時，榆定公路尚未修通，從榆林到靖邊，騎毛驢走了六天。

 

寶民同志來陜北工作，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難，經歷了重重痛苦的。他離家時，與當小學教師的妻子張存娥結婚還不到二年，兒子周肇才剛降世。三位老人中，祖母、母親雙目失明，父親半盲半瘸，他把老人交給妻子，自己毅然北上。后來祖母、母親先后癱瘓，他凄然對我說“我的三位老人只剩下一只眼睛一條腿了”。為了贍養老人，不影響寶民同志工作，張存娥同志先是把兒子過繼給舅家，后來又辭掉了工作。六十年代中期，三位老人先后謝世，他很悲痛，但他表現得很理智，幾乎不動聲色地處理了后事。我怕他出意外，也像他當年守護我一樣去陪伴他，他淡然一笑說：“你不用擔心，你能挺過來，我也能挺過來，更何況我是黨員，又大你兩歲，應該更堅強一些，我不會出問題的”。

 

寶民同志是遵守紀律的模范。他家庭困難那么大，路又那樣遠，但是他在靖中工作的十多年間，寒暑假從未早走遲到過。他是陜南人，不適應陜北的氣候，冬天未到就要穿棉鞋，天氣變化時常犯胃病，風沙大�？人�，但是他總是按時作息，從未因病因事誤課誤工作。上世紀六十年代，他經常調動工作，青陽岔中學的奠基、梁鎮學校的發展，都凝聚著他的心血。他在靖中三次進出，但毫無怨言，總是調令一到就動身，按期到任。

 

寶民同志在工作中是個有心人。他善思慎行，崇實務本，經常能從實踐中總結出一些精辟的道理來指導行動，因此他的班主任工作做得很出色。記得有一次他所帶的初59級甲班開民主生活會，有些同學提了些很尖銳偏激的意見，幾乎弄得他下不了臺。事后他很苦惱，可他沒怨同學，而是深思自己的失誤。后來他對我說：一般當老師的都愛好學生，對那些所謂差學生、落后學生往往存在厭惡之情和偏見，在教育方法上往往簡單粗暴，有時甚至打擊、懲罰得有些過頭，更不用說尊重他們、了解他們的委屈和長處、理解愛護他們了。這次給我最大的啟示是要愛差學生，“學會愛所謂的落后學生，應該是一個真正的教師的基本功�！边@一些我亦身體力行，要不然文革初我被打成黑幫時怎會有“郭延齡的宿舍是落后學生防空洞”這條“罪狀”呢？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寶民同志的宿舍里赫然出現了一條座右銘，字體是工整的正楷，銘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整風時毛澤東的一個觀點。寶民說，這句話可作為他數年工作的總結。這時學毛著之風還未興起，離真理標準的大辯論還約有二十年，由此可見他讀書之勤，用心之深，悟性之高。

 

寶民同志是一位優秀的數學教師，他教學一絲不茍，循循善誘，他的板書，更是一絕。方塊字寫得又快又好，一堂課下來，整齊劃一的文字和準確清晰的圖形有機結合，互相輝映，令人嘆為觀止，舍不得擦去。

 

寶民同志還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人。除數學外，在沒有專職體育教師時，他還代過體育課，是全校體育活動的組織者。學校初創時期，體育設施幾乎為零。寶民同志來后，硬是親自動手，和同學們一起制作了籃球架，單雙杠等。他設計制作的聯合器，上有數米高的天橋，左右是長長的梯子和滑板，中間有吊環、軟梯、爬繩等。它雄踞靖中西操場好多年，曾是小小的張畔鎮一個突出的景觀。

 

寶民同志待人真誠謙和，行事果斷，大家都愿和他來往�！敖挥淹斗�，切磨箴規”，他深知我的弱點，常提醒我力戒浮躁，發揮所長。我和他相處，方方面面受益匪淺，大者如前述幫我渡過難關的事，即使小事也不例外，記得有一次我和同學們打壘球，不小心右手食指的一節指骨打翻了，當時我很緊張、慌亂，手足無措間，他笑嘻嘻地跑來說：“沒事沒事，”他迅疾用手一掰，把打翻的手指掰直了，我的手指幸得保全。正因為如此，他的人緣很好，校內校外都有和他交往親善的人。這一點從他離開靖中時得到了驗證。本來他對離靖回原籍是低調處理的，他一直告誡身邊的幾位同志和朋友不要聲張。但是走的那天，凡是聽到消息的人們都來了，同事、學生、家長、干部、市民，一下子聚了二百多人。不少人一邊歡笑，一邊流淚。喜者，于情于理，寶民同志應該和親人團聚了；悲者，誰也舍不得這位親密的朋友。

 

寶民同志臨走的前夜，我們二人同榻而眠，徹夜長談，沒想到這一別竟成了永訣。他給我留下的兩件他親手制作的念物；一是用三塊小木板楔成的小凳；一是用細麻繩蘸上油點燃，將葡萄糖瓶子齊肩炸斷制成的水杯。這兩件遺物至今仍在，每當目及，就似在訴說著當年的艱辛和歡樂。

 

1975年，寶民同志回洋縣后，先在鄉下一所中學負責，由于工作出色，1979年被提升為洋縣中學校長。可恨蒼天不公，殞我良朋，到任未及一年，便被可惡的癌癥奪走了生命。享年僅44歲。

 

周寶民同志是靖中建校初期的功臣，是我的良師諍友，是一個人們永遠不該忘卻的人。

 

 

 

 

 

 

 

 

 

 

 

 

 

我與胡凡常交往的回憶

 

姚勤鎮

 

1960年7月，我被調到縣文衛部教研室工作。當時教研室與縣初級函校合署辦公，一套人員，兩塊牌子。人員有劉應深、苗生圃、米鳳鳴、李天義、楊世坤和我；接著榆林師范函授部撤銷，中師函授下放到各縣辦理業務，又分配來胡凡常和高懷智兩位同志。記得胡凡常同志來了后，當時文衛部部長呼延直欽、副部長李錦川給我們開了會，宣布劉應深和胡凡常為負責人，劉主管教學研究，胡主管函授教學，我們8個人都是教研員兼函授教師。

 

胡凡常，原名拴常，西安灞橋香胡灣人。1958年陜西師范學院數學系畢業后，分配至榆林師范函授部工作。那時凡常同志人年輕有干勁，對工作很負責任。他來了不久后，就和劉應深同志商量，在靖中開展教學研究，分別聽了郭延齡、章旭初、沈泰和、王豐庭、馮世昌等同志講課，語文組由米鳳鳴同志講評，數學組由胡凡常同志講評。由于這次聽課事先準備得比較充分，聽課后在內部作了細致的分析，所以在評講時對優點肯定準確，對缺點批評中肯，建議富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在靖中和部分小學引起很大轟動，為教研室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胡凡常同志把全縣的函授教育又分成四個片，初師、中師函授的面授一次進行。這樣既解決了師資不足的困難，又增加了面授次數，大大提高了函授的教學質量。靖邊的第一批近百名中師函授畢業在職教師，就是在1961年達標的。他采取了集中輔導、下鄉講課辦法，楊世坤、李天義和我，每次下鄉以前都由凡常同志集中起來輔導，用他的授課方式給我們教學講方法。然后我們和他一起分別下鄉，既搞教學研究又搞函授教學。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這件事被地區文教局認可，還在教育資料中進行了表彰和推廣。

 

凡常同志平時在批改作業、備課中，隨時輔導我們，而且經常給我們講如何把教學研究與函授教育結合起來。我們都把他當成良師益友，關系處得非常融洽。盡管那時交通不便，下鄉大都是要獨人靠步行。條件雖然很苦，但心情舒暢，一天樂呵呵的。我們往往步行幾十里路到事先約好的輔導點，馬不停蹄地開始講課。有時還舉辦教育專題講座。除搞函授教育外，我們還檢查學校工作，聽匯報、作調查、聽課評講、講意見、談建議。每次下鄉回來，還要匯報情況，再刻印下發教學研究簡報。

 

凡常同志除教學教研工作外，還積極主動參加其他活動。記得一次為灶上到10多里外的四道海則拔沙蓋，他拔的又快又多，回來背幾十斤沙蓋菜，累得滿頭大汗，還跟大伙講故事說笑話。

 

1961年3月，縣教研室和縣函授人員配合縣上，參加了原靖師附�。ìF張畔一�。�“斷糧事件”調查處理。當時是困難時期，附小住灶幾位學生因欠糧被迫下灶不給吃飯，要學生回家尋糧。這件事被反映到縣上，引起了縣領導的重視，立即批示當天由兩位老同志帶隊，組成工作組進駐附小調查處理。我們單位大多數同志都參與了這件事的調查。當時附小校長由靖邊師范校長張錦林兼任，學校工作由副校長兼教導主任陳振科主持。陳振科是陜南西鄉人，由西鄉師范中師班畢業分配在靖邊工作。他工作能力很強。附小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工作組進駐當即召開座談會，沒說明來意，首先讓學校匯報工作，陳振科滔滔不絕講起學校取得的成績。工作組長突然嚴肅的打斷說：“請陳校長講講學校存在的問題！”會議氣氛馬上涼了下來，陳校長和幾十名老師都不吭聲了，會議開不下去了。這時胡凡常同志說關于學校斷學生糧之事，是不是陳校長不知道，請總務處同志講講情況。于是工作組長開始了對陳校長尖刻批評，陳因為這件事很不理解很不服氣，后來竟要求調回了陜南。由這件事我覺得凡常同志是想實事求是解決問題，但派去的主要領導方法極左，批評嚴厲，而且上綱上線，大大傷害了陳振科同志的心靈，直至離開靖邊，這使我們失去一個好的教育工作者。為這件事胡凡常同志內疚了好長時間。而且多次給我們說以后咱們下鄉一定要多調查多了解，把事情處理公平。這件事給我的觸動很大，后來在下鄉調查瓦瑤渠小學建校勞動中壓壞一名學生事件時，我牢記凡常同志的話，把事情全過程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為后來縣上處理這件事提供了可靠證據。

 

1961年8月，教研室和函校撤銷，人員分配各學校。凡常同志任靖邊中學副教導主任，其余大部分到其他學校任領導職務，我分到野雞岔當了教師。那里離家又遠，條件艱苦，我有些情緒。是他和孫治權同志給我進行了開導，說年青人就應該多鍛煉多吃苦，于是我才愉快地去邊遠山區工作。以后他們還多次來信安慰鼓勵我，使我在山區工作中充滿了信心。

 

1964年暑假，凡常同志因帶學生下鄉搞社會調查，沒有回家。我有事到縣城就在他宿舍下榻。那天下午忽然傾盆大雨，傳說盤龍山下來滿岸洪水，縣城遭災即在眼前，他迅速組織在校幾十名同學上到當時靖邊縣城唯一一處二層樓房，即靖中圖書室。給大家說要冷靜不要緊張。最后縣委書記王子青由實地調查回來后，說險情并不嚴重，我們才回到宿舍，徹夜長談。

 

凡常同志既任副教導主任，與其他幾位副主任負責搞教學組織領導工作，還兼任高66級班主任。他對學生的基本情況了解得非常詳細，對學生格外關心，在學生中有很高的威信。記得那時他就給我講過，他們班有3個烈士子弟，即劉震華、崔國雄、楊振國。我還看過一個本班學生情況一覽表，對每位同學家庭住址、成份、成員、愛好等記載得非常清楚。他對我說過我們教書是教人，對人的情況不了解，怎能教好書呢？

 

超負荷地工作，使胡凡常同志患了疾病，在西安住院期間給周寶民同志寫信，要求幫助他調回西安工作。周寶民同志很負責任，竭盡全力為他辦理了調動手續。凡常同志回西安先后在長安韋曲一中、市教委函授處，教育學院等地工作。筆者多次在西安見到他，他仍念念不忘陜北和靖邊。記得一次他談起話來，說他有一個本家叔叔，原在國民黨七十軍高吉人部下任職，投誠后分到陜西日報社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回鄉，1978年右派摘帽后收回原單位工作。他一直聽說高吉人的家眷在西安，想見一面無法實現，我說高家是我的親戚，我知道他們住址。胡立即打電話告知他的叔叔，使這個年近六旬之人，見到了他上司祖孫三代人。

 

2001年，是靖邊中學建校45周年，校慶時胡凡常同志又回到靖邊。當時我正因被誣陷在受審中，凡常同志得知消息后，專程來看望我，并給我鼓勵和安慰。在談心中他鼓勵我振作精神，增添克服困難的勇氣，其他人都對我避之不及，而他卻與我促膝長談，安慰鼓勵，我想到幾十年革命戰斗之情誼真是來之不易啊。

 

2010年秋，胡凡常同志與其他靖邊中學老教師一同又回到了靖邊。靖邊縣委、縣人大、縣政府、縣政協以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發展、注重教育的高度來安排接待。幾套班子領導親切接待了他們，并做了靖邊發展的情況介紹，組織他們參觀社會主義新農村、工業園區、縣城新貌等�？吹骄高叿�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凡常同志和其他老教師熱淚盈眶，萬分感動。對靖邊中學新校園他們贊嘆不已，對城區樓房林立他們贊不絕口，對爾德井、高渠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他們感到由衷高興。靖邊中學請他們暢談靖邊巨大變化，暢談靖邊飛速發展。胡凡常同志激動地說：看到現在靖邊中學不少學生早已成為縣上各級領導階層的中堅力量，我們萬分高興。我們在靖邊工作了數載，心血沒有白費，汗水沒有白流。我們看到了靖邊縣飛騰發展，跨入了全國的強縣。我們相信靖邊的明天會更好，靖邊人民一定能早日過上小康生活！

 

 

 

 

 

 

 

 

 

畢生精力  奉獻靖邊

 

鄭明生

 

祝鴻德、張玉茹都是北京人，建國初來靖邊醫務界工作，一干就是幾十年。他們把青春年華、畢生精力都獻給了靖邊，在靖邊成婚并生兒育女，直到退休后才遷居西安。一對出生于繁華京都的夫婦，在塞上荒漠生活工作奮斗了半個多世紀，精神難能可貴，品德令人欽佩，人格充滿魅力。

 

開始我們電話預約，想請他們倆寫篇感受文章，他們表示：我們只是剛到靖邊時的六萬分之二，離開靖邊時的三十萬分之二，有什么值得寫呢？靖邊是靠歷屆縣委、縣政府的堅強領導，靠靖邊人民的艱苦奮斗才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雖然在靖邊幾十年，僅僅作了一點自己應該作的事情,沒必要宣傳。不宣傳這對把畢生精力奉獻給靖邊的夫婦，我們覺得問心有愧，于是我們決定走訪他們。

 

2010年初秋，我們在西安警苑飯店南樓302房間，請來了他們夫婦。見到了“家鄉人”，老祝、老張的話匣子一下子打開了，他們談起了從初來靖邊的荒涼，到現在靖邊的繁榮，講了許許多多的往事。談話中，縣政協主席賀啟鵬插話說：“你們是建國初就來靖邊的知識分子，你們把一生精力獻給靖邊，是靖邊縣的功臣，靖邊各界和靖邊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聽了這話，一對頭鬢花白的夫婦熱淚盈眶，異口同聲地說：“靖邊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時常想起靖邊的人、靖邊的事。只要靖邊人民還記著我們，那我們在靖邊的幾十年就無怨無悔，苦也值得、累也值得，我們為靖邊所做的奉獻，更是值得�！倍嗝磳嵲跇闼氐脑捳Z，多么感人肺腑的心聲，幾句簡短的話語，我們深深體會到了這對老夫婦與靖邊的深厚感情，與靖邊人民的血肉聯系。走訪回來后，我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決定就按走訪時所談的內容，來整理這篇文稿，以表達靖邊人民對他們的感謝。

 

真心誠意為老區人民服務

 

問：請談談你們是怎樣來靖邊的？

 

祝：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正隨親在西安就讀。我上的是陜西省衛校，她上的是省助產學校。1952年我們畢業了，我被分配到榆林專區靖邊衛生院工作，她被分配在橫山衛生院工作。1953年在靖邊成立婦幼保健站，開始搞新法接生的宣傳和實施工作，組織上又把她從橫山調過來，專門搞這項工作。從此就在靖邊開始了我們的新生活，以后又在靖邊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在靖邊生活了幾十個春秋�，F在回想起來，覺得幾十年一晃就過去了。

 

問：你們剛來時靖邊的情況怎樣？

 

張：那時的靖邊是很荒涼的，十里八里少人煙，大人娃娃赤腳片。住的是土窯窯，燒的牛糞和柴禾，把家熏成黑窩窩�？h城張家畔，也就是那么幾道沙梁梁，蓋了些平房房，點的麻油燈。機關不多干部也少，見一回面相互都認識了�；叵肫饋�，那時老百姓和干部生活都很艱苦。有句話說：穿的爛走的快，肚子里裝些酸白菜；還有句話說，人口多鋪蓋少，家家都有一領老皮襖；再有一句是一年四季一場風，從春刮到冬。這就是那時環境和生活的寫照。

 

問：那時生活那么艱苦，你們能生活慣嗎？

 

張：剛來時，的確是生活不慣。可是看到老百姓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里，他們能過的慣，我們咋就不能呢？再加上那時候人年輕，好勝心強，決心要干出一番事業來，要為新中國添磚加瓦作貢獻，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也就那么挺過來了。

 

祝：那時候把職責看的非常重要，專心致志為群眾看病，就什么也顧不得想了。再就是覺得老百姓能過得慣，我們也應該過得慣。靖邊在建國前只有個軍民藥房，有兩三個人。建國后成立了衛生院，首任院長是王育鴻，衛生院也只有八、九個人。1956年改為縣醫院，開始作小手術并分了科室。接著婦幼保健站也撤了，老張也調回醫院搞婦產，我搞內科。后來又調來了白金璧院長，人員也不斷增加充實。1960年后開始有了大學生，院里也設上了書記的職務，各項工作更規范化了，醫療設備也不斷更新。1959年醫院買回第一臺X光機，我是咱縣第一任放射科大夫。由于病人多，自己只顧查病開機，忽視了鉛圍裙鉛手套的使用，有時顧不上就不戴了，結果是查出了不少人的病，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自己卻患上了職業病。盡管帶著病，我仍堅持著放射工作。后來配了助手，我毫不保留地傳授技術，最后慢慢地培養起了接班人，我才離開了放射科。

 

問：你們二位有沒有產生過離開靖邊的念頭？

 

張：1957年反右時，我們的言行都比較謹慎，沒受到什么沖擊。但當時靖邊在知識界定了些右派分子，有的還被判刑勞改、勞教。隨后有些人陸續調走了，我們也產生過離開靖邊的念頭。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醫院斗院長、書記，有時正常醫務工作也受到影響。這時分配來一些醫科大學生，只有一人分配到了縣醫院，其他都分配在鄉鎮醫院。后來尤荃、王新崗、趙智、張宗義等10多人都調回北京、西安、銀川等地，我們的一些親朋也勸我們離開靖邊。但我們想到這里人民需要醫生，我們應以醫生職責為他們的健康負責，我們還是留下來了。那時候我們和城鄉的一些患者也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的確有些舍不得離開靖邊。城關有個叫李毓義的人，他與妻子余秀珍在銀川結婚，身邊也沒有孩子。當時他倆在靖邊參加工商業改造，我想盡辦法，經過治療、指導，終于促使余秀珍懷孕生產。他們非常高興，我也覺得很欣慰。但文革中造反派要抄他的家，當時老余剛生小孩六天，老李在機械廠接受批斗，他們苦苦要求能不能遲一點抄家。但造反派那管這些照抄不誤，結果小孩患病夭折，老李夫婦異常悲痛，我們也非常同情他們，這是歷史造成的遺憾，至今想起來還令人痛悔。我們常常想我們能給病人解除痛苦，就能帶給他們幸福，看著他們幸福，我們也享受著幸福。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我們離開靖邊的想法，很快就消失了。我們覺得靖邊是一塊紅色老區，這里的人民為革命做出過貢獻，為老區人民服務是我們的榮幸，所以我們踏踏實實地留在了靖邊，真心誠意為群眾消除疾病痛苦，用我們的工作換來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

 

心想計劃生育　情系靖邊人民

 

靖邊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掀起過大規模的計劃生育運動。這對當時遏制全縣人口增長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由于不注重科學方法只要數量而忽視質量，也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比如，城關鎮居民董英的“粘堵事故”，龍洲鄉刮宮“穿孔事故”，在群眾中造成了不良影響，給患者和家庭造成了身體上與精神上的痛苦，給全縣計劃生育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阻力和困難。就在這時候張玉茹等一批婦產科大夫，積極向縣委、縣政府提出建議：提高思想認識，注重手術質量，給孕齡婦女和社會作出滿意承諾，讓社會、家庭、孕齡婦女都吃“定心丸”，使計劃生育這一國策在全縣民眾中順利貫徹執行�？h委、縣政府及時采納了張玉茹等同志的合理建議�？h上召開了專題分析會，衛生、計生部門多次召開了現場培訓會，縣醫院相繼召開了事故剖析會�？h上主管計劃生育的馮桂蓮和張玉茹大夫都參加，在會上講事實擺道理，通過列舉典型事例說明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過對事故剖析說明計劃生育的科學性、規范性要求。接著他們分別帶醫療手術隊深入鄉鎮，逐一排查摸底，依照科學態度，能就地做手術就地做，有疾病有炎癥的先治療先消炎再作手術。治療中百般精心，手術中分外細心，把計生對象當親人。治療、手術前開導治療、手術后走訪慰問，大大改善了大夫與計生對象的敵對情緒，徹底改變了以往“搞運動”、“一窩蜂”現象，全縣的計劃生育又納入了正常規范的軌道。全縣各鄉鎮結扎、上環、刮宮、引產等計生對象紛紛主動趕到縣醫院做計劃生育手術。一時縣醫院的床位、手術房、專業醫務人員嚴重不足，又成了新的困難。馮桂蓮和張玉茹兩位同志向縣領導提出設置臨時病房、手術室，抽調基層有技術有經驗醫務人員來解決燃眉之急的建議�？h委、政府立即采納了她們的建議，把縣委常委會議室改為臨時手術室，把縣委各大小會議室改為臨時病房，抽調基層醫務人員與縣醫院人員相互配搭，組成了靖邊縣醫院“第二婦產科”。張玉茹在兩處奔波，作業務技術指導，馮桂蓮負責后勤保障。第二婦產科搞得熱熱鬧鬧、紅紅火火，既滿足了計劃生育工作的需要，也提高了醫務人員的責任心，至今在靖邊縣還流傳著這段“縣委設病房”的佳話。

 

問：你那時候，是怎樣指導縣上人口和計生工作的？

 

張：可以說我這一生就是搞計劃生育的。因為和老百姓處的期間長了，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礎。心上老想著這件事情，可以說一心鉆在了計劃生育上。記得一次下鄉，大女兒靖芳發高燒，我只簡單留了藥就出發了。等回來后不僅高燒未退，而且誘發成了小兒麻痹，造成了終生殘疾。因為心里思謀百姓的事多，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造成了這一大缺憾。那時我注重依靠領導廣泛宣傳教育，精心技術指導，夯實基層基礎。特別是向領導積極建議，管理好流動人口，強化激勵機制，落實各項優惠政策，所以創新了管理，調動了積極因素。同時加強業務人員技術培訓，要求工作人員要優化服務，提高為百姓服務的水平。記得一次在席麻灣作計劃生育手術中，由于過度疲勞，血壓突然升高，我暈倒在手術床邊，稍事休息了一下，又堅持去做。開始主要業務骨干是西安醫學院畢業的茍文麗大夫，后來她調回了西安。我又千方百計向領導建議調來了李春茹、李青香、薛綴花等人，不斷輔導培訓，使他們成為新的業務尖子、技術骨干。其中李春茹是個佼佼者，她不僅業務精通，而且還啟發孕婦與醫生配合，更難能可貴的是她有一套迅速止子宮出血的方法。孕婦和患者都很喜歡她，我也很器重她。后來她調回西安，又返回受聘縣中醫院婦產科，繼續為靖邊人民服務。直至現在年過花甲，仍在靖邊辦診所，為靖邊廣大婦女排擾解難。我在搞計劃生育的幾十年里，依靠的就是群體力量。古人云：眾人是圣人，什么時候都是人多力量大，人多智廣啊！

 

問：常聽一些老同志講，你有一個鐵鏟子鏟鍋的比喻，那是怎么回事？

 

張：（哈哈大笑）那簡直和笑話差不多，事情就是在“縣委設病房”那次。當時縣上一個上了年紀的中層干部，他的老婆一年內作了三次刮宮術，可就是不愿上環，更不同意扎管�；鶎有l生院同志說這樣會刮壞你老婆的，他還是半信半疑。正好縣上舉辦學習班，他在會上向我提問說，刮宮多了是不是對女同志身體損害大？在場不少人都異口同聲地說那肯定損害不小，這還要問？這位同志兩眼直照著我說：還是請張大夫講講。我當時心里盤算，這正是教育一個人的好機會，因為我了解他已有兩個女兒，一心想遇計生政策稍松動時再生一個兒子，以傳宗接代。受這種思想支配，他寧愿讓老婆刮宮，為今后偷生留下機會。我深入淺出地講了子宮的作用和機能組織情況，然后講了刮宮時對子宮壁的傷害可能，特別是不規范操作會帶來穿孔危險，最后小總結時就引用鐵鏟鏟鍋的比喻。沒想到這個比喻竟流傳了這么多年，還沒被人遺忘！

 

花環是一時的榮耀　人品是永久的名聲

 

張玉茹同志和祝鴻德同志分別是在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和縣防疫站副站長的崗位上退休的。老張在靖邊工作時，曾被評為全省計劃生育先進工作者，早在1963年靖邊縣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人民代表、人民委員會委員；老祝也曾任過縣人大代表。但他們把榮譽看得并不怎么重要，而看重的是業務的鉆研、技術的提高和品德的修養。

 

1965年12月靖邊縣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縣上沒有安排她當代表作委員，但她沒一點怨言。仍然兢兢業業奮戰在她的工作崗位，當時全國開展向人民的好醫生李月華學習活動，她以李月華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精神對待病人，醫院里稱她為好職工，病人稱她為好醫生。她自己也說：“我把榮譽只作為自己工作的動力，把群眾對自己的評價看的同樣至關重要！”

 

1984年靖邊縣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張玉茹再次當選為縣人民代表，并被選為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7年靖邊縣召開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時，由于個別人做手腳，她沒有當選代表，自然也沒有當人大副主任。我們談到了這個話題，了解到了她當時的真實想法——

 

張：人民代表及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都是靖邊縣黨政組織和人民群眾給我的榮譽和賦予我的責任。這也是靖邊縣人民給我頭頂上戴的花環，我認為花環只是一時的榮耀，而人品才是永久的名聲。當時由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不夠完善，我也沒把這當成回事，由于個別人對我有意見，在代表產生的系統會議上作了手腳，結果我沒有被選為縣人民代表。當時我也很生氣，為什么就這樣由人擺布沒人管呢？但又想到自己是個搞業務工作的，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就應該心滿意足了，何必為這些傷腦筋。所以人民代表大會開了，我沒有參加也沒去列席，縣委、人大和政府主要責任人也找我談了話，安慰和鼓勵我繼續好好工作，告訴我以后組織會妥善處理這件事。當時省人大副主任劉力貞來靖邊視察工作，因縣上正開人代會，組織上讓我陪同劉力貞同志，我沒帶任何情緒，圓滿完成了這個任務。1988年3月，縣上又通過召開例會補選人民代表辦法，恢復了我的人民代表資格，接著在例會上又補選為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由于我認真負責地工作，在縣上領導和群眾中享有較高威信，大家對我比較信任。后來縣委書記李三原主動找我談心，對我幾十年在靖邊的工作給予肯定，說我是為靖邊人民勤懇服務的“老黃牛”，也詢問我有什么困難和要求。所以我把殘疾女兒靖芳沒工作的事提了出來。領導對我孩子的事非常同情，而且表示盡快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后來縣上把我女兒安排在防疫站上班，我非常感激，請你們回去替我向領導表示再一次的感激之情。記得當時李三原書記給我說：“就以你們夫婦在靖邊幾十年的苦勞，和你們在全縣人民群眾中的聲望，我們是應該為你們解決這件事情的”。說到這里，我覺得我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靖邊，我們是無怨無悔的。

 

祝：正因為我們比較重視人格品德的修養，我們有一個做人的準則：注重氣節、自有良知、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縱使身處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在文革中盡管我們有海外關系，社會關系也比較復雜，“臭老九”成了革命對象，但是我們也沒受到大的沖擊。我們懂得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堅持自己的良知，事實求是，正派做人，扎實工作，對人對事無愧于心。改革開放后，在美國的二兄曾邀我們去美國，他們想讓我們留在美國，后來見我們執意不肯，又說把子女送來一兩個。但是我們想到，我們在靖邊這塊土地上干了多半輩子。靖邊人民養育了我們幾十年。他們在靖邊是祖祖輩輩，而我們只是一生一世，我們有什么理由離開靖邊？我們有什么理由離開靖邊人民？用我們的精力換來靖邊人民的安康幸福，我們高興�？吹骄高吶招略庐惖淖兓�，成了全國百強縣，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小康生活，我們欣慰、我們自豪！我們在靖邊幾十年心里是坦蕩的，我們在眾人面前腰桿是挺直的，而且我想我們在離開人間時，心情也會平靜的。我們雖沒在靖邊有過驚天動地的業績，但我們用良心的奉獻，贏得了靖邊人民對我們的信任，我們和靖邊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們為靖邊人民奉獻了青春年華，甚至全部精力，靖邊人民至今沒有忘記我們，就這點來說我們是心滿意足的，我們是甘心情愿的。請你們回去帶上我們的真誠祝愿，祝全縣人民幸福安康，萬事如意，祝靖邊的明天更加美好！

 

 

 

 

 

 

 

 

 

 

 

 

 

橫山幾十年  無悔作奉獻

 

方振業

 

 

 

1936年3月，我出生于陜西省藍田縣孟村鄉蔣寨村。1952年考上中師，1955年考入陜西師范學院（陜師大前身）化學系本科。按當時我的品學情況，1959年7月畢業分配完全可以留在條件較好的關中地區。為了回報黨和人民對我的教育和培養，我響應組織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獻身的號召，我選擇去條件艱苦的陜北老區。交了申請后，輔導員特意提醒我：“商洛也是山區，離藍田縣又近，你為何不申請？”我回答說，老區更需要我，也最能鍛煉人。最后組織將我分到榆林地區。當時陜西師院分到榆林的本、專畢業生共有40多人。8月下旬，我們集體包一輛大轎車，經過四天的長途顛簸到達榆林，住在地區招待所等待分配。我們有四人分到榆林縣（當時是榆橫合縣）。榆林縣教育局長通知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談分配情況，他說：“你們四人的去向有榆中、榆一中、橫山中學、還有鎮川中學。”他特別說明橫山中學在榆橫合縣后，仍保留原縣級中學的待遇，那里很需要一名化學專業的教師。現在的化學課，是由一名學歷史的老師擔任。我當場表態，橫山中學需要我，我就去。盡管當時在我們四人中還有�？粕�，我完全有去榆中或縣一中的可能，但我仍堅持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因此當即拍板我去橫中。

 

1959年9月9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跨進了橫山中學的校門，開始了我獻身老區教育的工作。領導和老師說我是到橫中工作的第一個本科生，對我非常熱情，讓我感覺到進了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決心努力工作予以回報。剛開始工作沒有經驗，每課都要詳備，作業要全批全改，時間不夠用。我只能早起晚睡，埋頭苦干。領導經常問寒問暖，所以我雖忙，卻心情舒暢，勁頭十足。1960年我入了黨，擔任了理化教研組組長。1961年成為全校唯一的參加校務會議的教師代表，1964年被選為校工會主席。1965年春，經校務會議研究，黨支部同意，上報我為教導處副主任。時過半年，黑義忠校長又告訴我說：“上邊打了招呼，現在組織停止發展，干部停止提拔，大概是在醞釀一個大的政治運動，因此你的提拔一事只能暫停。但希望你不要因此影響工作�！蔽伊⒓疵鞔_回答：請領導和組織放心,我的工作態度將同過去一樣，我自愿申請來老區，是為鍛煉自己和更好地回報組織對我的培養，不是為當官。

 

我老家原來是“上中農”成分，社教中被補撈為“地主”成分。于是，文革之初，我也因此受到批斗，成了所謂的“黑幫”。我當時很委屈，認為我自愿赴陜北老區為人民教育事業而獻身，工作上也是一直堅持勤懇自律，怎么會成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呢，我非常痛苦，但又無奈，只好接受時間和歷史的考驗。好在剛剛當了兩個月“黑幫”，就被學生平反了。

 

橫山中學13年，是我成長的13年，也是我終生難忘的13年。特別是遇到老校長黑義忠，他那平易近人、知人善任、惜才愛才的高尚品德是我們每個教師的學習榜樣。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教育和影響著我，也更堅定了我扎根橫山這片土地的信心和決心。

 

1972年我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老婆又是橫山高鎮鄉民辦教師。因為家庭的困難，我不得不同高鎮中學的化學教師商量對調事宜。1973年春，我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工作13年的橫山中學，對調到高鎮中學任教。該校領導、教師很團結，大家一心搞好教學工作，學風也很濃。在這樣的環境工作，我心情非常舒暢。我加強教學改革，在重視實驗教學的同時，試制沼氣，于1975年建成一個40立方米的沼氣池，獲得良好的產氣效果。當年縣教育局召開了一個流動現場會，將參觀高鎮中學的沼氣作為流動現場會的一個亮點，聽了我給學生上的一節沼氣課，吃了一頓用沼氣做燃料蒸的饃。我還進行了腐殖酸銨的土法生產試驗。除給學生上專業課外，還在高鎮公社舉辦了一期腐殖酸銨的土法生產和使用的學習班。在校內組織了興趣小組，進行肥皂、雪花膏和紅、藍墨水的試制。生產的墨水除學校自己使用外，還向臨近學校銷售。由于當時批“回潮”，正常教學秩序受到影響，我深感憤怒。為什么想好好教書也這么難？就在我百思不解的時候，因為辦沼氣有了一點成績，橫山縣計委想調我去工作，并征求我的意見。我想，既然書也教不成，那就同意吧。1977年春，我調到了縣計委科技組。隨著“四人幫”被打倒，撥亂反正，科技教育又被高度重視了。縣里成立了科委，我成了科委的主辦干事。1978年教育局動員我歸隊，我審時度勢，覺得自己熱愛教育事業，對教育工作還比較熟悉，在那里也更能充分發揮我的才能。因此同意歸隊。就這樣，我于1978年秋又二返高鎮中學，任教導主任。我全身心地協助校領導組織教學工作。同時仍然兼幾個班的課。1984年榆林地區科委首屆論文評比中我的化學實驗教學論文獲得二等獎。

 

1983年秋，組織又調我到橫山二中任校長。從教導主任到校長，這是組織對自己的信任，我只有更努力的工作。二中的8年時間，是我在陜北老區幾十年壓力最大、負擔最重、最為艱辛，同時也是工作最有成效的8年。進入二中時，發現圖書、儀器少得可憐，理化教師竟然沒有做演示實驗的習慣，教具利用率很低，甚至被當成教師孩子的玩具。教風學風不好，學生千方百計往橫中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我經過深思熟慮后，決定先從聽課入手。我要求教導主任和我一起進教室，連續聽課3周，每天聽3節，下馬觀花，深入教學第一線。3周下來，既了解了教師也整頓了教風。此后，我在全面抓學校工作的同時，著重地抓了初中兩個畢業班，并親自兼任初三的化學課，同班主任、科任教師，共同苦戰整一年，獲得良好的效果。1984年全校一舉考取7名中專（1983年僅考取一名），升高中考試成績也在全縣名列前茅。通過一年的努力，打響了第一炮，師生均受到了鼓舞。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全面加強教學管理，制定規章制度，強調要面向全體學生，特別是要加強后進生的教育。我大膽提出：以班級為單位開展評優評差活動。由于措施得力，從而獲得了良好的評比效果。一年下來，校風進一步改善，教學質量又獲提高。1985年高中升學率獲全縣第二，小中專升學率則在全縣遙遙領先，考取了27名。這一成績震動了全縣。僅用了兩年時間，橫山二中向前邁了兩大步。二中翻身了，氣好出了，群眾也說“二中不一樣了”。二中學生轉橫中的現象自行消失。1985年秋，多名橫中初三學生要求轉二中就讀，基層學校學生要求轉二中的更多，就連鄰近的米脂、鎮川、靖邊、榆林，還有延安、內蒙的學生也有多人要求來二中就讀。隨著教學管理日趨科學化、系統化、規范化，從1985年秋開始，試行“教職工崗位責任制”。這一制度的核心是：實行兩定、五獎、一考核。從而使二中的教學管理工作又向前跨進了一步。二中在不斷加強教學管理，教育質量和教學效果也在穩步提高。1989年和1990年二中連續兩年參加全國數學聯賽，兩年均獲得省級優勝獎，這在全區的學校罕見。1989年的全國生物聯賽中，全區前10名中，二中占了7名，第一和第三都是橫山二中的，成績遙遙領先于全區所有中學。1990年榆林地區數、理、化教師首屆優秀論文評選中，二中教師論文從數量上和質量上，在全區名列前茅。因此地區教委決定我和榆中的李修平老師、吳堡的一名年輕教師，代表榆林地區去漢中參加省教育廳召開的實驗教學調演交流大會。

 

 

 

客觀地說，我的工作能力并不超群，工作成績也不算優異，但我響應組織號召，自愿奔赴艱苦地區，安心教育工作，堅持時時按政策辦事，處處從工作出發，公正處事，不謀私利，兌現了大學畢業時對組織的承諾，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回報了黨和人民對我的培育之恩。獻身陜北教育，我無怨無悔。要說還有點遺憾的話，就是對生我養我的故鄉，我付出的太少了。

 

最后我想用幾句話概括我的人生：

 

師范七載鑄師魂，　　　　愿為祖國育良材，

 

別離故土到榆林。            喜看桃李正芳芬。

 

傾心教育因承諾，              兩鬢斑白人漸老，

 

獻身老區圖報恩。             無悔人生寫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