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文山口述    田斌執筆）1947年10月30日，在陜北國統區的革命解放斗爭中，神木縣城首先迎來了勝利曙光。從此反動的舊政權坍塌了，其所屬的各種陳腐、奸詐、盤剝百姓的商貿行會傾刻瓦解。共產黨領導新的人民政權，要在廢墟上迅速恢復經濟，發展貿易，以鞏固勝利成果，穩定地方經濟秩序，支援其他縣區的解放事業。就在這重要的歷史更替之際，神木縣新商會成立了，我父親樊貴金被公推為該會的首任會長。父親能以一個舊店主、舊商人的經歷，沉浮神木商界幾十年，最終歸向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商會，為新政府的商貿事業服務，且在當地聲名遐邇，是有一個傳奇而又值得記憶的演變過程的。父親于1894年出生在神木城內，自幼家境貧寒，只讀過一年私塾便輟學了。為了生計，他十一歲時，便在城里糖房學做制糖工藝，十三歲又隨親戚外出到蒙地參做商販生意，他們經商的棧點最遠曾涉足包頭以北、呼和浩特(歸綏)以西。當時，在這一帶從事商貿生意的有許多是山西人。就在這里，父親學到了晉商那種貨物交易，資本積累，股金紅利的知識以及店鋪、作坊開辦應具備的條件、設置、銷路等竅門，特別見識了晉商那種精打細算，巧賺善取的經商才干。三年以后，父親積蓄了一點資本，便返回神木，自家開張了一所小店鋪。至此，父親開始了他那充滿辛勞艱難而又豁達仗義的經商生涯。又過三年多(1914年期間)，父親已滿二十歲，正值青春年華，他萌生了一種更為高遠的抱負，他的理想就是經商積累、濟世濟民、實業報國。于是，他在神木商賈張國瑞等人的資助下走出家鄉，搏擊商海，往返于山西太原、汾陽、榆次、曲沃等地從事商務活動。他在神木商界最早應用批發、調撥和代理貨物購銷手段，廣開進貨渠道，增多貨物品種，將許多短缺、新穎而又價格適宜的日用百貨調回神木銷售。父親在山西奔波四年多，結識許多商界朋友，見過許多名商號、大貨棧，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外部精彩世界里，他的經商才能得到升華，山西商人那種資本應用、積累盈增、薄利促銷的店鋪生意經，使他受益匪淺。父親在山西經商主要側重兩點：

一是注意調運當地實用、緊缺、新鮮、廉價的貨物，著眼于本地人的購買力和承受力，在此基礎上賺錢取利。

二是注意引進一些原料加工和作坊技術到神木，也注意招攬山西商人到神木經營，這樣，大大地增強了神木商貿界的活力。在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神木商號林立，店鋪貨物的品種繁多、新穎和價格適宜，以及一些作坊的產品加工技術熟練，在全陜北乃至內蒙伊盟、包頭一帶都是很馳名的。也就在這年頭，由于父親辛苦拼創，我們的家業日漸豐厚，我的幾個叔父的光景也過的舒暢寬裕。由父親親手創辦的“自興原”、“自興成”等幾個大商鋪，在神木城里也是

數上名次的。父親能迅速躋身于神木商界上層，成為神木名商，與他平時那種寬厚誠信的胸懷、那種仗義疏財、俠肝義膽的性格、那種愛憎分明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我記得，父親在世的時候，經常向我們講起他的往事，其中幾件事經常縈繞我的心頭……��

其一，揭竿而起，抗繳苛稅，維護神商的正當利益。民國初年，由于軍閥連年混戰，神木境內及與蒙地接壤地區的商貿市場凋弊低落，低迷不振，但當地軍閥仍加緊盤剝，加重稅捐，神木商販出售的所有貨物都要過稅，而且稅種繁多，連買一頂帽子、一根針、一束線也要納稅。在此情況下神木商民已經無法承此苛稅，許多商號倒閉了，邊貿市場消失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神木商貿行業瀕臨絕境。此時，神木許多人找樊貴金請教對付這種苛稅的辦法，父親仗義直言，先呈狀稅局官衙，要求減免苛稅雜捐，但反動稅局置若罔聞，長時不予理采，至此，群情激憤，父親領銜與數百名商民一齊去稅局討公道，要減免，而殘忍兇惡的稅局，非但不理，反而唆使稅吏開槍打死了一名姓白的請愿者，樊貴金挺身而出，帶領商民闖入稅局，摘掉稅牌，封存所有稅收設備，并將殺人兇手捉拿扭送縣衙法辦。此事經過父親等人帶頭激烈抗爭，反復交涉，最后，稅局被迫撤銷，雜稅大減并厚葬死者，父親領導這次抗稅義舉終于勝利了。而他本人這種為民抗爭精神的展示，這種智慧與勇氣之舉，深深地銘記在廣大商客和群眾的心中。還有一次，樊貴金和神木的幾家商號帶貨去蒙地伊旗成陵廟會趕集，遭遇當地蒙兵的無端敲詐，父親帶頭抗爭，大鬧集市，并派人回城請求支援，后伊旗的王公貴族自知理虧，出面向參會的神商及神木商界公開道歉，并賠償全部損失，此事才告平息。

有一年，樊貴金聯絡府谷、榆林等地數十商家，組織一大批貨物，經包頭又南轉寧夏等地交易時，被軍閥馬鴻逵的官兵無理扣押，父親聞訊后，立即趕往包頭、銀川等地進行交涉，并聯絡數百人簽名呈狀致民國中央政府，要求全部返還財物，保護神榆府商民利益，幾經奔波，幾經抗爭，最后，被扣貨物得以保全。在舊社會那種黑暗與橫征暴斂的條件下，神木商人出外經商是要冒極大的財產與生命風險的，所經艱難困苦之事不勝枚舉。但父親深明大義，智勇皆備，度過了一道道難關，闖過了一道道險灘，使自己所駕馭的經商之舟，直奔勝利彼岸。從民國初

到末年的幾十年商海生涯中，父親的那種仗義疏財、明理誠信的正直商人氣度，那種不畏強暴，敢于搏斗的抗爭精神，那種憐貧濟困、樂善好施的道德人格，深深地教育了我們，啟迪了我們，也贏得了神木及周邊地區許多群眾商民的好評，也奠定了他以后在神木商界具有號召力、凝聚力和新商會創始人的堅實基礎。

其二，順應潮流，資助革命，致力人民政府商貿事業。我的父親飽經滄桑，可他的人生歷程卻無愧于社會，無愧于父老鄉親。父親除了具有勤儉持家、艱苦創業、至忠至孝、樹德務滋的品格外，還有深明大義、向往新潮和擁戴革命的情操。由于父親在神木商界的影響力和在群眾中的威信，神木解放的第二天，時任中共神木縣委書記李子川同志便到我家找父親敘談，隨后舉薦父親擔任神木新商會會長一職。父親欣然應允，擔負起時代與人民賦予的新的歷史使命。��

在神新商會會長任上，父親把全部精力、全部熱忱都奉獻于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建設事業。早在神府革命根據地創建時期，樊貴金就曾與傾向革命的神木商人張汝南聯系，多次替紅軍購買槍支和物資等，與神東南根據地的人員往來密切。有一次，父親因拒絕為國民黨神木駐軍購買糧草，被捕入獄，但父親堅貞不屈，絕食以示明志，后在神木各界人士的請愿擔保下，反動派只好乖乖放人。新商會成立后，父親首先動員我們全家人，攜帶物品南下榆林前線，支援慰問解放軍，然后又多次召集新商會會員會議，動員全體商戶籌措物質，支援榆林等地解放戰爭。當時神木新商會的支前工作做的特別出色，多次受到中共神木縣委、榆橫特委的表彰，其中榆橫特委的劉文蔚、朱俠夫等領導還專門致信于父親，勉慰他為解放事業樂于奉獻的可貴精神。1947至1948年，神木連續旱災，又處戰爭環境，人民生活極為貧困。危急時刻，以樊貴金為首的神木新商會，為政府分憂，為群眾分憂，慷慨解囊、賑濟難民。其中當地單金樹、白登文、張考祥等20余人在父親他們的資助下，獲得救濟得以生存。1948年，陜北的革命解放戰爭進入關鍵時刻，部隊人員急需補充，值此，父親積極響應政府號召，除動員親朋好友奔向革命陣營外，又親自送兒子樊嵩山、樊文山和侄兒樊植山參加了解放軍和參加了革命工作，而且表現的優秀出色。這就是父親的高尚情懷與奉獻精神，正是他的這種情懷與精神，留給我們的是永遠的懷念與效仿，留給神木商界人士的也是永久的懷念。父親同情革命、資助革命的精神不僅在他當了神木新商會第一任會長以后，在此之前，1928至1929年期間，父親念高家堡桃柳溝的少年李登瀛家境貧寒，就將李收留到自己的“自興原”商號內當學徒，并予特別關照，后來李登瀛成為我黨的一名高級領導干部。1929年神木縣另一位著名共產黨人張秀山在陜北特委工作時，曾派人向父親借用紅軍急需物資，我父慷慨解囊，給予資助。

其三，廣聚人才，發展生產，一切為了振興神木經濟。神木剛解放時經貿不振，百廢待興。在黨的支持鼓勵下，父親以新商會為支柱，先后開辦了毛紡廠、地毯廠和民眾合作社等實體，恢

復了與內蒙、寧夏、山西等地貨棧的貿易往來，從1948年到1951年期間，神木的生產與經濟在陜北解放區中發展最快，恢復最快。這里面有新商會的一份功勞。父親最熱衷最內行的還是他的商貿事業，他在職期間，神木重開老字號商鋪16家，經商人員比過去增加二倍，貨物品種增加三成，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許多流向包頭等地的神木商人在父親的相勸下，留在神木繼續經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父親任職期間，迅速恢復開辦了神木縣城的許多藥店醫行，使具有悠久傳統的神木中醫醫術得以推廣，沿續發展。老字號藥店“萬春堂”就是在此時留存下來的。父親還舉薦了地方人士沈子華、賈紹臣等人到政府工作，使他們為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如前所述，父親樊貴金早年闖蕩商海，經歷傳奇，并非沒有他的理想與追求，他的理想追求就是振興神木商貿事業，以資本、以實業救國報國，神木新商會的成立，給他的事業理想插上翅膀，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又使他事業與理想的達成得到保障。父親在晚年經常教誨我們要廉潔奉公，俸祿相宜，勤奮工作，要堅定的跟黨走，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特別向我們指出：神木的商貿事業大有前途。��

1956年，我父親樊貴金走完他傳奇獨慧、卓而不群的人生歷程，與世長辭。隨后，他所珍愛的、倚重的神木新商會，也因后來政治運動的波及，終止了它的歷史使命。(編輯：常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