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前后，在榆林3個中等學校里有過3位中共黨員教師:張明遠、楊黎元(時用名閻方聽)和唐永健(時用名唐鳳都)，他們3人為了去延安尋找黨組織，先后來到榆林暫留任教，在沒有上級黨組織領導的情況下，堅持進行革命活動，積極組織群眾開展抗 日救亡運動，動員大批進步學生去延安參加革命。他們3人引起當時榆林社會各界人士的矚目，人稱"三教員"，在私下則普遍稱之為"三紅教員"。1938年初，他們與中共綏德特委取得聯系，遂離開榆林去了延安，黨中央對他們在榆林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8年秋冬之際，我因參與榆師校史編撰工作，和宋耀祥老師有幸親訪了"三教員"中的張明遠和楊黎元兩位革命老人，也訪問了他們當年的幾位學生，現將有關材料整理出來，或許對研究榆林史志有所補益。

張明遠，河北玉田人，1925年人黨，曾親自領導發動了"玉田暴動"，長期在河北省和平津地區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因黨組織多次遭到敵人的破壞，他本人幾次被捕坐牢，因此與黨組織的關系時斷時續，工作十分困難。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他決心到陜北去找黨組織。這時，他想起當年在廣州毛澤東同志主持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時認識的陜北人喬國幀同志(曾任申共北方局秘書長，烈?說過榆林有黨的組織，恰逢榆林女師校長(今榆林師范前身)李楷(字正齋)來北平招聘教師，榆林人楊爾瓊時任北平申華中學校長，張輾轉托人應聘，攜妻帶女于1936年9月到了榆林。到榆林后，經多方探詢，方知榆林當時并無黨組織。楊黎元，山東青島人，來榆林時用其真名閻方聽，以后化名楊黎元沿用至今。楊在北平師大缺幾個月即將畢業的時候，因參加"一二·九"運動被開除，黨組織決定安排他離開北平設法去延安。北師大的一位陜北籍同學認識李正齋，經他推薦可以到榆林女師任教，于是北師大黨支部給楊出具了遷轉組織關系的秘密介紹信，讓楊由榆林過渡到延安去。出于同樣的原因，楊于1937年3月到了榆林后，自然也失去了組織聯系。唐永健在榆林時的用名是唐鳳都，我們沒有對他作過專訪，據張明遠介紹唐是清華大學學生，因被國民黨逮捕坐牢后與組織失去聯系而到榆林職業學校教書。

張明遠在榆林女師任教3個學期，講授教育學。楊黎元任教1年，第1學期在女師，第2學期轉聘到榆中教高中數學，在女師作兼課教師。唐永健在職中任教，也在榆中兼課。在抗戰以前，當中學教師頗受人們羨慕。當時榆林比較閉塞，交通不便，本地人才缺乏，教師是從外地延聘的。楊黎元講，他在榆中、女師本、兼職月收入100多大洋，而衣食等消費又很便宜，當時知識界有"當上中學教員，給個縣長也不換"的說法。

"三教員"雖然有穩定的工作、優厚的待遇，但是找組織去延安的初衷始終不變。為了接上組織關系，張明遠與去西安的原北平難友武競天聯系，武來信傳達了申央組織部一負責同志的指示，讓張在榆林就地堅持秘密活動，等待組織派人聯系。"七·七事變"后，張從報紙上看到薄一波同志在山西公開活動的消息，就去信聯系，要求幫助接上組織關系，薄轉告了北方局，張遂接到彭真來信，信中指示他們堅持秘密活動，等組織來人聯系。張明遠與彭真、薄一波認識，以往有過工作聯系。1937年4月，周小舟受黨中央派遣來榆林爭取國民黨A十六師師長高雙成與我黨合作。一天楊黎元等幾位女師教師帶領學生春游時，在鎮北臺與由A十六師軍官們陪同的周小舟相遇。楊與周是北大同學，周當時參加北平市委工作。楊在此時此地與周避遁喜出望外，不避國民黨軍官在場情不自禁地與周相認，握手交談，約周當晚在女師教工宿舍見面。周如約而至。楊、張多次與周接觸，說明他們的情況。后來劉瀾濤同志受陜北特委派遣來榆，張找過劉，劉說他不知道中組部負責同志與這里聯系的事，還講他來榆只搞統戰不與地方聯系，回去匯報。好事多磨，找組織一事，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兩三個月后，綏德特委派高克亭(時名高之亭)來榆工作，才得以實現。我們訪問時，楊黎元講與他同住榆中教員院的一位操神府口音的教師對他講"南邊來人了，叫高之亭……"楊記不起此人的姓名，經我們查證他是神木人王季明，我與陳萬箋老師曾在包頭訪問過他，證實確有此事。至此，"三教員"與申共綏德特委正式取得聯系。高克亭同志也證實當時在榆林城里沒有黨的組織。

"三教員"在榆暫留任教期間，根據中組部負責同志、彭真信中所指示的"秘密活動"的精神，堅持革命活動，以榆林3個申學為中心，積極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三教員"廣泛宣傳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他們在課堂上講形勢、講團結抗日的道理，鼓勵青年學生關心國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抗日救亡貢獻自己的力量。當時，"三教員"實際上形成了以張明遠為核心的臨時黨支部，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部署工作，統一步調，在三校分別開展工作。"三教員"依靠的主要對象是三校的廣大青年學生。學生是榆林各項救亡工作的主力軍，因為得到正確的引導，抗日救亡運動不斷出現高潮，有聲有色。"三教員"在進步學生中注意培養抗日救亡運動的骨干成員，宣傳我黨方針政策，宣傳延安，鼓勵他們到延安去參加革命，并非正式的發展了一些黨員(到延安后經組織審查正式接納入黨)。

"三教員"經常帶領學生上街進行抗日演講，楊黎元 和張明遠的演講往往能吸引更多的聽眾，深受群眾歡迎。他們組織的歌詠隊和劇團，多次上街公演，收到了很好的 宣傳效果。張明遠曾編導過3個小話劇，他記得其中一個叫《滬戰一角》，他和楊黎元都扮演角色，在師部操場公演 過。"三教員"還和學生一起到附近村鎮進行宣傳演出。他們共同編寫宣傳要點，印發給三校學生，布置學生放寒假返鄉后向當地群眾宣講。楊黎元還對學生來信提出的問 題及時回信加以指導。抗日戰爭爆發后，榆林也成立了抗敵后援會組織，由駐軍長官鄧寶珊和高雙成掛名總負責，張明遠在其中主持過宣傳工作。"三教員"利用有利形勢和合法身份大力開展工作，從此榆林三校學生們更加廣泛積極地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楊黎元在抗戰開始后的一段時間里，每晚聽收音機，收抄前線戰況，組織學生連夜抄成大字報，第二天一早就張貼在大街上。這種"快報"比報紙快得多，深受群眾歡迎。當過記者的張明遠多次在《陜北日報》上發表宣傳鼓動抗日的文章，還對消極抗戰論者的觀點和反共言論公開反駁。這時，"三教員"的威信越來越高，有更多的學生主動向他們靠攏，他們在課余常常要接待許多前來請教和聯系開展救亡工作的學生。

"三教員"的活動，從一開始就受到反動當局的注意。楊黎元同志講，他初到榆林時因急于找黨組織，加之年輕缺少政治斗爭經驗，不善于隱蔽保護自己，在茶余飯后閑談中常常打聽當地黨政軍的情況，可能被人打了小報告，于是很快就被注意上了;春游時與周小舟同志握手交談，又無異于自我曝光，所以反動當局就先向他發難。1937年寒假前夕，反動當局逮捕過幾個進步學生，造了楊的許多謠言，并在暗中加以監視。后來得知國民黨縣黨部及專員傅云要找茬整楊，還收買了個別學生充當打手。就在這時楊在課堂上向學生講了抗戰形勢后說:"大敵當前，國難臨頭，年輕人應當認清形勢挺身而出，為國家民族效力，不能被人收買利用。"國民黨縣黨部抓住楊的這些話作起了文章，煽動一些學生鬧事。楊在課堂上講的話，事后得知是由一個同楊常有接觸偽裝進步的學生報告的。一天清早楊起床上廁所后，六七個學生向他圍攏，聲稱楊公開"污辱"了他們，出言不遜，甚至反誣楊是"漢奸"，連推帶嗓，要找到抗敵后援會去論理�？箶澈笤畷�機關實為縣黨部所控制，他們當然文持那幾個學生，把楊軟禁了起來，準備"嚴辦"。職中的一個教員充當說客，勸楊認錯以求獲釋，楊理所當然拒絕了。傅云之流導演如此鬧劇，目的在于損害"三教員"的威信，打擊進步力量。張明遠得知消息后，立即串連進步教師大力營救，聲明楊黎元無錯，逮捕關押教師是非法的，教師的人身安全應得到保障。張通過鄧寶珊的秘書地下黨員唐昭武讓鄧知道此事，并親自求見鄧，要求出面干涉，立即放人。鄧寶珊將軍時任二十一軍軍團長，后任晉陜綏邊區司令部總司令。鄧從"西安事變"后就主張聯共抗日，來榆后與知識界以文會友廣泛交往，張明遠等曾應邀在他的司令部就時局進行過座談。據說高雙成得知此事非常生氣，動了"肝火"，罵了人。在軍方鄧寶珊、高雙成的干預下，國民黨地方黨政當局被迫于當晚將楊黎元釋放了。楊獲釋后被張明遠接到家里去住。這時榆中校長是楊爾瓊，按上峰的意見于當晚就下達了對楊黎元的解聘通知書。

次日，根據張明遠的建議，楊黎元向鄧寶珊將軍表示感謝，又按鄧的意見去向A十六師師長(后升任二十二軍軍長)高雙成致謝。高對楊很熱情，說道:"老弟我有件事可否幫忙?"鑒于我黨的統戰工作及時局的變化，高部已開始與我黨有所接觸，加之從榆林到西安必須經過邊區，他急于要疏通這一交通大道，故想在延安建立A十六師的辦事處，顯然他深知楊黎元的政治背景，因此想請楊參與籌建。楊征得綏德特委高克亭的同意后，接受了高雙成的任命，于1938年1月以A十六師少校秘書的名義先行離開榆林，準備去延安為該部聯系籌建辦事處事宜，隨后張明遠和唐永健也離開榆林。"三教員"按約定很快在綏德匯合。到綏德他們住宿在八路軍駐軍的司令部，受到綏德特委書記王觀瀾同志的接見，并安排去了延安。黨中央對他們在榆林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在"三教員"的動員和影響下，榆林的一大批進步學生先后去延安參加革命。

事隔40多年后，楊、張兩位老人還記得其中女師的馬淑銘、宋興華、董芳蘭、高振亞，榆中的王國斌、姬野黎等"20多人的名字。這些榆林學生到延安參加革命后進步很快，后來多數人走上領導崗位。

新中國成立后，當年的榆林"三紅教員"都曾身居要職。張明遠曾任中共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98年逝世，享年92歲，《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聯播"都發了消息。楊黎元曾任天津市委副秘書長、市財委書記。唐永健擔任過總參辦公廳副主任、國防科工委情報所所長。（高萬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