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祥云縣，矗立著一尊烈士銅像，這位烈士就是陜北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陜北青年團組織建立和發展的主要領導者，云南人民的優秀兒子，中國早期無產階級堅貞的組織活動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王懋廷。

追求進步和革命的青年

王慰廷，又名王德三，字正磷，1898年7月15日出生于云南祥云縣王家莊半自耕農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輩都是以舌耕糊口、桃李滿門的清貧之士;純正的耕讀家風，培養了他和大哥王儒廷(又名王復生)、三弟王馨廷勤勞正直、力求上進的品格。王慰廷幼年多病，與母親相處日久，受母親自強不息、克己持家性格的影響尤深。接受革命思想后，他把對母親的"孝"升華為對解放所有母親的革命事業的"忠"，他的信念就是"能夠解放舊社會的母親，就可以安慰自己思念已故母親的感情"。

兄長王復生于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在李大釗的培育下，研究馬克思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加入黨的組織。王懋廷經常收到兄長要關心祖國命運的革命信件，這些信件激發著王懋廷追求進步和革命的思想。在中學校讀書時，壬懋廷就因為維護正義，帶頭痛打了欺壓群眾的軍閥巡警，鬧出很大風波，以致無法在校容身，于1919年春也去北京大學補學。不久，五四運動爆發，王懋廷投身革命洪流，經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禮。1921年他考入了北大理預科，參加了由李大釗領導，鄧中夏、羅章龍、王復生等19人成立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擔任法文翻譯。他一邊研究馬克思主義，一邊走出校園到勞工群眾中去。他先后與王復生、王有德(也是云南人，當時北大稱他們三人為"云南三王")裹糧步行，多次到北京郊區門頭溝煤礦等地調查，并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人的工作。革命實踐的鍛煉和考驗，使王懋廷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22年經鄧中夏介紹，他在北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羅章龍時為中共北大支部書記，后來回憶說，王懋廷"是北大支部很活躍的積極分子"。

王懋廷去北京的次年，三弟王馨廷也去北京求學。為了發展黨的組織，同時也為解決3人求學的經濟困難，1922年王復生在北大休學去陜西華縣咸林中學任教。一年后，王復生回到北大復學，王懋廷接踵到咸林中學任教。為減輕長兄負擔，王懋廷還將因參加學運被軍閥追捕毆打成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三弟王馨廷帶在身邊養病，后又帶到陜北，終因病重吐血月余病故綏德。

陜北黨組織的創始者之一

王懋廷來陜北，是李子洲從李大創和王復生那里請來的。

1924年春，李子洲應榆林中學校長杜斌承聘請任該校教務主任兼國文教員;7月，接任了陜西省立第四師范學校(以下簡稱四師，即今綏德師范前身)校長。為辦一所革命學校，創造陜北革命的基地，開學前，李子洲專程去北大找到當年同窗好友王復生拜訪李大釗求助。在李大釗支持下從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四師聘教啟事。王懋廷即由李大釗和王復生商定由咸林中學派到四師任教，協助李子洲開展革命工作。時李大釗正在北京負責北方地區的建黨工作和革命運動，他即決定李子洲和王懋廷同為北京黨組織直屬特別通迅員，任務是在陜北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決定李、王與北京黨組織直接往來，并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

1924年秋開學前，王懋廷和弟弟王馨廷來到了陜北綏德第四師范。

綏德，雖然距榆林200多里路，但依然在土皇帝井岳秀的虎視之下，李子洲不得不與上層多方周旋，與當地上層人士、駐綏德團長石謙，甚至通過杜斌承與井岳秀接觸，以盡力維持學校的穩定，而自己則不能較多和公開直接參與校內的革命和建黨活動。因此，除了總的領導和重大問題的決策外，具體的組織活動就交給了王懋廷。

王懋廷，一個出色的革命活動家。到四師后，這位年僅24歲的國文教師，知識淵博，教學認真，為人熱誠，口才極好，很受學生歡迎。他于課內課外，結合教學宣講馬克思主義，組織學生閱讀進步書刊，輔導學生自習，常與學生談心，了解家庭狀況，吸收"真實努力的分子"入黨入團。

英文教師田伯英1924年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經魏野疇介紹來四師任教，負責在陜北發展共進社的任務。王懋廷與田伯英同住一個宿舍，他支持田發展共進社的工作，卻不以其共進社的活動為滿足，經常向田講解共產黨的性質和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并給田介紹《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刊。不久，田伯英認識提高，寫了申請入黨的信，王愁廷報北京黨組織，1924年10月間得到回信，批準田伯英入黨，并指示要在陜北成立黨的組織。

在上級指示下，壬懋廷、田伯英在共進社員中和其它方面積極發展黨員，到11月便在四師成立起共產黨小組，組長由田伯英擔任。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關于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組織問題是當前黨生存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要求積極發展黨的組織，努力擴大黨員的數量，以適應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這年春，四師成立黨支部，夏季又成立起黨的特別支部，王懋廷擔任支部和特支最為重要的宣傳工作。在駐瓦窯堡的石謙團(石謙團部1925年由綏德換駐瓦窯堡)中，曲王懋廷介紹入團旋即轉黨的該團第三連連長李象九成立起黨和團的支部，王懋廷還到榆林幫助由他介紹入黨的榆中學生張肇勤和李登霄成立起黨和團的支部。黨員也迅速增加，四師發展有20·多名，榆中和李象九連發展了10多名。陜北1925年有40多名黨員，其中有7人是王愁廷介紹入黨，許多人則是王懋廷介紹入團后轉為黨員的。這一批黨員，有建國前犧牲的革命烈士白明善、喬國幀、劉志丹、王兆卿、高光祖等;有建國后在黨和政府部門擔任重要職務的馬明方、郭洪濤、霍維德、閻紅彥、武開章、雷恩鈞等。同時，共青團員發展到70多名。陜北黨、團組織的迅速發展和擴大，是形成陜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領導核心和骨干力量。

1925年8月，王懋廷離開陜北調回北京，其兄王復生受黨派遣來陜北，與李子洲一起繼續領導和發展陜北大革命。

陜北青年團組織建立和發展的主要領導者

陜北團組織是王懋廷親自在學生中發展團員建立的。王懋廷在1924年12月上旬發展團員成立了綏德支部。到月底，學生團員發展到14名。為了適應團員增多需成立相應組織的情況，29日，王懋廷給在上海團中央任組織部長的鄧中夏寫信，要求在綏德成立SY地方團，即團地方執行委員會。

四師建黨是由北京李大釗領導進行的，歸北京黨組織管，建團本應與北京團組織聯系，而王懋廷發展陜北團組織未向北京團組織聯系卻寫信給上海，從當時文獻資料證明，1924年北京團組織發生了問題，導致中央指示解散了北京團組織，另組織起籌備委員會對原來的團員逐個重新審查登記。壬懋廷在給鄧中夏的信中也說"北京方面的SY，沒有團體訓練，真實努力的分子太少"，加之王懋廷與鄧中夏之關系，便直接與上海聯系。這也是陜北黨組織建立和團組織建立分別走了北京和上海兩條線的一個特殊情況。

王懋廷給鄧中夏要成立團地委的報告，因團的二大章程規定，建立地方團得有20名以上團員而未準許成立，指示可成立特別支部進行領導。在團中央指示未來之前，壬憋廷又在榆林和佳縣發展團員建立了組織，因此于1925年2月成立了"共青團陜北特別支部"，他親自擔任書記，負責領導陜北各縣(當時陜北是23縣)共青團的工作。同年4月上報成立團地委，又未批準。直至王懋廷離開"四師"之前，他成立團地委的愿望還未實現，但他為陜北秋季成立共青團綏德地方執行委員會和陜北大量發展團的組織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為實現共產主義目標而奮斗的楷模

在四師，王懋廷以黨組織為核心，在陜北發動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他負責開展的學生運動，在北方地區最為活躍。他是知識分子，但受李大劊和鄧申夏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的影響，不把革命當作三五文人的運動和紙面的筆墨運動，而是實際到民眾中去，發動群眾，進行現實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斗爭。

王懋廷認為，共產黨有高深的理論，有遠大的奮斗目標，他自己就是為實現遠大的奮斗目標而獻身的。他在1925年5月23日的一個報告申說:革命要鬧成功，必須把"農民組織起來作為我們的中軍"，"第一步先把各地進步的師范學生及貧苦的中學生組織起來，將來他們畢業后到各地去當小學教師"，"第二步的工作，每個小學教師都于課外成立一個成年補習學校，使勞苦同胞于作業外受相當的教育，了解我們的主義。因補習學校的關系，我們并可以組織他們，使他們有堅固的組織"。他特別提到:"蘇俄革命的功勞，我們不能不提及到民間去的志士。"每次假期或節日，壬揪廷便給學生黨、團員布置回村作社會調查，進行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宣傳演講，宣傳建立農民協會。他在學校組織起學生會、青年協會，在綏德城內成立了手工業工會，在城周圍農戶中組織起"腳戶自保會"，還親自去榆林成立起榆林工會，向工農群眾宣傳"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斷"的道理和"背上頭顱干革命"的獻身精神。陜北當時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毛驢，不少農民養一頭或數頭毛驢，靠馱腳販運賺錢為生。當時綏德城內軍閥官衙設起名為"騾柜"的店棧，橫行霸道，農民趕牲口一進城，便被拉去無償支差(人騎或馱東西)，腳戶住宿也被強拉住他們的店棧，宿費又高，直到把腳戶身上的錢刮得差不多了才讓離店，農民腳戶受此敲詐，敢怒不敢言。王檄廷組織"四師"學生以學生會出面，與農民腳戶組織起"腳戶自保會"，發動腳戶"罷工"，不給城內馱糧、拉鹽、運炭，威脅到官府衙門的吃飯生活問題。經過斗爭，迫使官衙取消了"騾柜"。上海"五冊"慘案發生后，王掇廷在綏德組織起"各界救國辦事處"，組織七八百人游行示威，檢查和抵制英貨、日貨;百余學生組成"募捐團"，向機關、商號、住戶沿門募集，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爭，并派學生到各縣及各大鎮進行宣傳。王愁廷代表四師聯絡北部各縣，在榆林組織起"陜北各界對英、日慘殺同胞雪恥會"，組織各界游行示威。陜北各地共募捐3200多塊銀元匯交上�？偣�會。從1924年12月起，王慰廷在開展陜北國民會議促成會活動、籌組國民黨地方組織(當時中共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第一次合作)等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從1925年開始，陜北形成大革命高潮。王懋廷與李子洲一起，從創建和發展陜北黨、團組織，到喚醒民眾開展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斗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陜北黨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豐碑長存  英名永在

1926年王懋廷被調到廣州黃埔軍校任政治部宣傳科長兼政治教官，半年后黨又派他回云南開辟革命工作。1928年王懋廷作為代表赴莫斯科參加了黨的六大。在他回到云南的3年多中，先后建立黨的特委和省委，在各縣成立農民協會、云南婦女解放協會、學生聯合會和昆明總工會，在滇越鐵路和個舊礦山開展工人運動，在蒙自查尼皮等地建立游擊隊，并組織了陸良等地的武裝暴動。當不少共產黨員遭軍閥抓捕殺害后，王懋廷面對一座座遇難同志的墳瑩誓言:"拼著這傲逆的骨頭，粉碎束縛著人的鎖鏈，……¨一定要讓鐮刀斧頭的紅旗，飄揚在你們的家頭;英特納雄耐爾的歌聲，蕩漾于你們的四周。"后因叛徒出賣，王憋廷被捕入獄。在敵人的酷刑面前，他鐵骨鋒睜，視死如歸，他知道敵人不會放過他的性命，在獄中留給老父的遺書中寫道:"兒自信不(沒)有做過什么對不起父親、對不起人類的事情。兒己處此境地，如果茍生偷活，那就要做出些無廉恥的事情，那時你兒子又有什么臉在人世上?天下人聽見云南，就要罵王懋廷是個無廉恥的人。年僅32歲的王憋廷，為了共產主義事業，就這樣義無反顧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當王憋廷犧牲的消息傳到上海時，"全黨慟悼"。

王懋廷為共產主義的壯麗理想不幸早逝，而陜北革命在他身后則是星火燎原了。

王懋廷，西北地區的"羅普米修斯"，是他在無邊黑暗的沉云中，用馬克思主義的"天火"，點燃人們奔向解放的一線光亮。

王憋廷，陜北人民永遠懷念的革命先驅!

（高中哲  薛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