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榆陽河南、咸榆公路西，有一塊長800余米、寬120余米的平地。此平地明清時代為延綏鎮"校場"，其西建有"演武廳"，廳座北向南，建于1米高臺基之上，為"明廊露柱"3間大廳;G南豎2丈余高旗桿一對，據家父談，每遇大操，旗桿上便懸掛起一丈見方黃色"帥"字旗。臺南為一廣場，場南為一巨型"照壁"，上繪"旗磷"一只。此建筑在抗日戰爭前尚存。其北為柳樹林，井岳秀時代劃為該部陣亡、病故官兵公墓。民國初年井岳秀拆毀原"閘口"(今市一中及其以西一帶)之鎮臺及兵備道衙署，改為"大操場"，原"校場"遂棄置不用，成為雜草叢生之地。1930及1931年，不知出于何種原因，井岳秀命令部隊鏟除雜草，填坑補凹，將該地辟為飛機場，曾兩次動員申小學生及市民手擎小旗，上書"歡迎楊主席"，到機場迎接楊虎城(當時楊虎城任陜西省政府主席)，結果楊兩次均未來榆。1935年12月，張學良乘波音客機來榆，降落該機場;撅后楊虎城先后兩次來榆，均于該機場降落。1936年1月井岳秀死亡后，楊虎城用飛機將井的屁棺及其家屬運往西安。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蔣介石調集湯恩伯十三軍三個師及高桂芝的A+四師進駐綏德、清澗、吳堡一帶，對中央紅軍進行"圍剿"，閻錫山也曾派兩架雙翼戰斗機常駐該機場，每日出動兩次，協助軍隊作戰�？谷諔馉幤陂g太原吃緊，蔣介石派雙翼戰斗機3架駐該機場，每日出動兩次，飛往太原助戰，直至山西淪陷后撤走。

1944年，蔣介石擬在原機場之基礎上進行擴建，派駐飛機協助"反攻"，后因日本投降事不果行;1945年秋，此計劃又提上議事日程，成立機場"修建委員會"，以鄧寶珊任主任委員，國民黨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及榆林專員徐玉柱為副主任委員，下設總務、公務兩處，我當時擔任工務副處長;由蘭州空軍軍區派遣的工程師及航空站長也來到榆林，各司其責。工程決定采取"承包"方式將工料"承包"給私人經營。當開石、打石子、運石子、運土、燒石灰、挖墊土方先后承包告竣后，機場修建便于1946年3月開工。截至同年秋季，機場跑道只修了50余米。鎮川解放后，國民黨軍方決定加速機場建設進度，將修建任務落實到榆林縣政府身上。榆林縣政府動員民工進行搶修，專員徐玉柱指令我專責承建。我動員城區忠勇、愛國兩鎮24個保16歲以上45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力全部出動，約1200余人，齊集機場。但由于工具缺乏，無法開展工作，晚上收工回來，徐玉柱竟以"貼誤戰機"罪名對我進行處分。事為當時保安副司令孫紹山所見，將處置令收回，但徐玉柱又隨時召見了我，我便提出要"全權"，即財權、指揮權、動員權，并愿簽訂"軍令狀":3天完成全部工程，否則"軍法從事"，徐當時拿部承諾。由是我連夜召集了兩鎮長、各同業工會。同業工會負責人開會具體布置工作，限于第二天拂曉以前將所需用的工具運往工地，否則亦"軍法從事"。當時我的另一任務是搶修榆林城垣及城防工事。縣長蕭履恭派遣教育科長王夢熊協助我做機場工程工作，同時，榆林黨政軍各單位亦全體出動，協助機場修建。經過一天的緊張勞動，到第三天黎明，1000米的跑道全部竣工。此期間，愛國鎮十二保一農民于石碗碾壓機場時被壓破頭骨身死，后給予適當撫恤。第三天，我留少數民工做掃尾工程。天明后，鄧寶珊、左協中、徐玉柱均來機場驗工。當天下午空軍蘭州軍區派作戰科梁科長由蘭州親自駕機來榆驗收工程，西安也派飛機來榆空投軍用物資，梁科長當即指令一架美制波音C一47型運輸機試降，獲得成功后，梁又要求我動員民工再拓長跑道200米。我于第三天動員少數民工用半天時間完成200米的任務。至此，原榆林機場擁有1200米的平展跑道。第四天由蘭州軍區派遣5架C一47型運輸機，將被甘肅省主席朱紹良在抗日戰爭期間扣留前蘇聯支援八路軍的輕重武器全部運降榆林，裝備二十二軍，同時包頭亦派3架運輸機將裝備二十二軍的武器運抵榆林。第五天胡宗南開始空運部隊來榆林。當時，部隊由于剛到，食宿均有不便，經鄧總部指示，由二五兵站支部及榆林縣政府負責提供食物，經我與二五兵站支部畢學舜研究，決定由該部提供蒸模，榆林縣政府提供榆林的"大雜燴"佐餐，并由我指定建設科專人負責此事。后西安空軍站也曾派波音C一46型運輸機載兵空降，因該機機身重載重量大，將跑道壓陷10公分深的兩道深壕，航空站打電話要我查看處理，我只好再動員部分民工用一天時間將其補修完好。

1947年3月胡宗南在戰斗機掩護下于榆林機場降落，并在中山堂召集黨政軍高級人員講話，接著就開始空運徐保部二十A旅，結果由于榆林糧食奇缺無法提供大量軍食，原計劃空運3個師，結果只運來A十二團一個團即宣告停運。（杜相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