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華

關于協商民主與黨的群眾路線的關系，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去理解，去踐行。

　　第一， 協商民主與群眾路線的本質屬性是一致的。 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讓人民群眾當家做主，參與和管理國家社會事務，管理社會文化事業。 協商民主作為一項制度，以此來規范公民和各個社會組織有序參與政治、 廣泛參與管理、公平進行協商，這與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本質要求是一致的。黨的群眾路線也是讓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決策有發言權、參與權，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通過民主集中制讓群眾意愿上升為決策、工作部署安排和規章制度。簡言之，協商民主和群眾路線的本質屬性都是人民性， 是讓人民群眾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權利—— 話語權，從而延伸到參與權、 管理權、 監督權、選舉權。 也就是說，這二者在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 體現黨和國家的根本性質上是一致的。

　　第二， 協商民主是群眾路線在政治上的升華。很明顯，將群眾路線上升到國家政治制度來認識， 層次性更高。我們常說的走群眾路線，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其實就是將群眾路線視為一種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或者說當作一種領導方法和工作路線， 沒有把它當作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運作形態，更沒有從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的高度去看待群眾路線問題。 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對執行群眾路線的自覺程度不夠， 往往是因領導者的思想作風、工作方式、性格情緒、自信程度而異。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定義為“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的創新和突破，它的重要意義在于，通過協商民主把群眾路線納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范疇， 轉化為公民有序參與政治的制度體系， 從而使黨的群眾路線獲得了新的政治意義和制度保障。

　　第三， 群眾路線使協商民主的思維空間和實踐資源更為廣闊。 從1949年人民政協成立，協商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起，我國的這種新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得到了不斷的完善、調整和發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基本政治制度，成為一種獨特的政治形式和優勢，在國際社會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這種以人民政協為重要組織形式的民主制度，帶有明顯的統戰性質，它聚合的是社會精英階層的智慧和力量，雖然參加政協的各個界別、各個黨派都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黨的群眾路線和我們黨與生俱來，貫穿于黨的全部工作，伴隨著黨奮斗的全部歷程，它要求黨員干部要與廣大人民群眾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形成魚水關系、血肉聯系，是我們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血脈和根基，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優良作風、重要法寶和巨大政治優勢，具有深厚的思想和實踐基礎。群眾路線所體現的民主，與協商民主高度契合，與統一戰線性質的協商民主相比，在工作內容和層次結構上更加廣泛。協商民主作為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這就要求我們將群眾路線的優勢，轉化為協商民主的豐富資源，將群眾路線的優勢與協商民主的優勢緊密結合起來，把協商的主體由政協組織拓展到國家行政機關、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把協商的內容由民主協商拓展到立法協商、行政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等，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從而使協商民主根植于黨的群眾路線實踐的深厚沃土，獲得更為廣闊的生長空間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 政協的履職活動是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實踐。 履職為民，是政協工作的根本屬性。為民代言，替民謀利，是政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政協開展的履職活動，大到全縣經濟社會發展方略、思路、目標的建言獻策， 小到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等民生問題的提案和呼吁，都是為了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長遠利益和現實利益。政協履職的會議協商、調查研究、視察評議、提案協商、訴求表達等， 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按照黨的群眾路線的要求， 堅持反映情況符合客觀實際， 意見建議源自基層群眾。為了搞好履職活動，我們各級政協組織和廣大政協委員， 在開展調研視察、民主評議、提案建言中，一定要增強群眾觀點， 深入廣大人民群眾之中，與他們打成一片，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反映， 從大量的信息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從中歸納提煉出帶有普遍性、規律性、趨向性的問題， 具有重要影響和作用的重大問題，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力促這些問題有序解決， 讓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工作更加滿意。

                      (作者系柞水縣政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