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俊杰

校長官員化、行政官僚化、評估泡沫化……簡單歸納，即可得出三十個常遭輿論批判的大學之病。但即便中國的大學如同一個身軀日益臃腫、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山西臨縣因即將高考強制網吧，全縣網吧都在劫難逃；杭州有媽媽為讓孩子好好學習開出千元工資；有小學生為《學生周刊》寫出《搞好學習是我的生財之道》的“評論”；“考上大學是脫貧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標語貼在小城中學的教學樓上，這條“出路”，仿佛是全社會為你設的一個賭局，你用快樂、自由、幻想與純真投注，哪怕收獲的是北大學生貶值到賣豬肉的殘酷結局。

“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這么多知識，也不見命運有何改變�！�2009年，上海海事大學法學系研究生楊元元自殺前如是說�！耙�魯改變了我一生�！�2010年，耶魯畢業的中國人張磊公開告白如是說。他要給耶魯捐款八百八十萬八千八百八十八美元，據說他是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款最多的人。

兩者皆拿一生的命運說事。楊元元的話化讓公眾質問教育，張磊被公眾質問為什么不給中國的母校捐款——好在，有天涯網友為他解圍：“捐到耶魯不一定能體現價值，但是損到國內一定體現不出價值�！�

大學為什么不能改變我們的命運？也許，全因我們與大學的關系早已改變。古時，彼此是家庭關系，“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師大學堂變成現代大學時，學校自治，學生自由，彼此是朋友關系；1952年以后，提倡大學其實是高等技術�？茖W校，都是為社會服務的螺絲釘彼此是同事關系；1977年，關閉十一年的高考閘門再次開啟，大學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義的追求者，彼此是戀愛關系；到了2010年，大學招生推動GDP，建造大學城拉動房地產，彼此早就成了交易關系。

北大和清華都未進亞洲大學排行榜前十，同時，斯坦福大學校長有一個說法：“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還需二十年。”這是客氣的說法，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施密德特普在耶魯大不這學報上公開批判中國大學：“他們以為社會對出類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課程多、老師多、學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來大學本應該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終自由表達思想的、最糟糕同時又是最理想的場所”。

也許，大學生只是流水線上的產品。在生命中最好的十八年時光，他們為了考上大學只學會了考試；考上大學后，他們為了找到工作只學會了考證——父母、中小學與大學聯手制造了一個工具的輸送帶，最后這個“工具”會發現，他用了十八年學習的，幾乎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當大學讓人才教育變得數據化，也就失去了改變命運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學分化，人格可以證書化，首先可以數據化；上海交大曾想給畢業生頒發三張證書，包括學業成績單、能力證書，外加“人格證書”；長沙理工大學城南學院推出道德銀行儲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鉆石卡，做好事開證明就可以加積分——大學行政化的最大壞處，是官僚風氣讓學者變成了唯唯諾諾的花瓶；大學產業化的最大壞處，是以為才華和人格可以數字化。

國人有兩個出身，一是家庭、二是大學。國人對大學的執念源于個人對身份的焦慮。當整個社會都認為讀成大學是成才標準，大學卻不能提供社會需要的人才，便是大學的失�。划敽⒆右�要提早告別童年的快樂、父母要犧牲全部積蓄、兄弟要放棄接受教育機會，才能讓大學生讀上一個找不著未來的大學，則是社會的變態——我們對大學失望，是因為期望過高；我勻對它期望過高，只是因為成本昂貴。

大學要培養的應該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獨立的思想、天馬地空的創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有著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時今日，大學是官場、商場、名利場、歡場、廣場，是盲目擴張的流水線、靠人頭計算利潤的壞公司，是潛規則當道的小社會、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積世大的上城市，卻唯獨不是理想主義者惱中的“大學”。

從小處說，大學應讓一個人成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從而 改變個人命運；從大處說，大學應促進社會階層之間進行丟垂直流動、緩解社會的階層板結，從而改變國家命運——這正是中國大學最大的失職之處；大學本應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有力臂膀，但從什么時候起，虛胖多病的大學隱隱成為了社會的負擔？